经过半年多的整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尤其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过去发展生产中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运用。邓小平在总结全国这一段工作时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话，正是广东当时情况的写照。也就在这个时候，习仲勋又率领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开始探索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习仲勋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四月到广东，五月就到二十三个县了解熟悉情况，之后，先后就许多专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思考和谋划了广东发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总结会上，习仲勋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他以身作则，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就驱车到广东最南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调查研究。
七月的南国，骄阳似火，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劳顿。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习仲勋，原本是很怕热的，但此时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顾酷暑和劳顿，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习仲勋之所以选择乘坐面包车，而不是小轿车或越野车，一是为了不脱离群众，不使群众与自己产生距离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这辆面包车一直伴随着习仲勋，直到他离开广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下乡调研也都使用这种车型。
习仲勋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宝安县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边陲小镇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的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省首位。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六万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万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边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没有急于听取宝安县委的工作汇报，而是要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他到农村看看。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边走边看。方苞向习仲勋介绍说，在香港那边有几千亩土地属于宝安县，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允许劳力过境耕作，不准群众过境探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后要靠人挑回来，不准在香港出售。这样，劳动力严重不足，香港那边的很多田地都荒芜了。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上，习仲勋看见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边去买东西。看到这些，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与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
方苞向习仲勋介绍了很多情况，特别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这里曾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将获得的外汇收入部分用以购买副食品帮助群众渡过困难的做法，建议继续搞，希望省里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习仲勋了解情况后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的这样一番话，使周围的人非常吃惊。
那一天，习仲勋一行回到县城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起新房。这对习仲勋触动很大。
第二天，习仲勋一行从县城出发，驱车前往皇岗。在边防部队的瞭望哨所，习仲勋用望远镜观看了对面香港九龙新界和麻坑等地的情况，并到水围大队走访了“渔农村”群众。第三天，习仲勋在蛇口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一百五十吨，有二百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高兴了起来。
习仲勋在宝安县还考察了两家来料加工厂，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接触了基层各方面的人员，了解了很多新情况，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感触很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在听取方苞工作汇报后，习仲勋指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七千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他特别强调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然，全县其他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考虑沙头角。”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说：“我看主要还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他还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还说：“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习仲勋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要宝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来运作。
这次宝安之行，深深震撼着习仲勋。他在想，香港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同时，他经过深入农村实地调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谈话，就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外逃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对他进一步认识和考虑解决广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方苞等人提出的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习仲勋雷厉风行，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七月中旬，省革委会便批复同意宝安提出的过境耕作问题。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搞外贸基地建设。不久，省革委会又批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并允许鸡场人员在香港居住。除此之外，宝安的小额贸易也在逐步扩大。
这月中旬，习仲勋回广州处理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到粤东三个地区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
广东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粤东主要是山地，有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以农业为主。习仲勋到粤东主要是就如何加快广东农业发展问题进行考察。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习仲勋首先到梅县。他冒着酷暑高温，翻山越岭，深入到兴宁、蕉岭、大埔等县的农村、工厂，在田间地头、养猪场、炼铁炉旁，与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仔细询问揭批“四人帮”和落实政策的情况，了解夏收夏种、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建设、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和养猪等情况。习仲勋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对梅县加强山区建设，打农业翻身仗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仲勋反复强调，梅县地区山多人多地少，要充分利用山区的条件，发展梅县地区的建设。他指出这里的山区有巨大潜力，山多田少，表面上看是不利条件，但是如果能够把山区建设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物产就会越来越丰富，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鼓励大家多在山上造林，种经济林、用材林，发展油茶、茶叶、水果，发展养羊、养牛、养兔、养蜂，发展编织业，采摘各种林业副产品，利用山区的水库、水塘发展养鱼，这样就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和大大增加社员的收入。他还强调，农业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学种田，应把县农场、农科所作为全县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心，搞综合性科学研究，包括种子、土壤、植保、栽培技术等。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
习仲勋还强调，地、县和社队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多和群众商量办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要把那些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各项政策尽快恢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