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建安文学”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
一、建安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建安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动乱的社会现实残酷地剥夺了儒家思想在全国的尊贵地位，取而代之的就是蓬勃发展的各种思想。而曾经被儒家所宣扬的“忠”“孝”等观念，因为失去了它们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和社会根基，所以这时的人们不可能再像两汉时期那样，把儒家说教奉为精神准则了。
曹操即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曹操的主张是“唯才是举”。他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颁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这篇行令公开对史上有名的“贱人”“贼”“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伊挚、傅悦、管仲、韩信、萧何、曹参、陈平等人给予了不错的评价，在这篇行令中，曹操顺势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思想，要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他表明自己是“唯才是举”，而在两汉时期，对“不忠不孝”者的任用是根本不可能的，曹操排除了这样的观点。
这个时期，思想上的大解放也为文人的创作自由做好了舆论准备。
建安文学的兴盛，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东汉末年，各州牧割据严重，战祸延绵不断，百姓妻离子散，离乡背井，不少人或死在乱军刀下，或死于逃荒途中。建安时期的文人们就生活在这个悲惨的年代，他们目睹了社会种种的惨状，有着亲身感受与经历。所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里，反映现实成为了最主要的主题，大量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表达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脱颖而出。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对当时文学的兴盛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建安时期的文人与以前文人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建安文人都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大多以“拯救天下危亡”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曹操一生戎马，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便立志为天下太平而奋斗；曹植渴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王粲则有感于百姓的不幸而有了“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感叹……这些都表现了建安时期的文人，他们在动乱时代中不但关心社会现实，借作品抒发个人抱负，更渴望于乱世中建功立业的真切想法。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就是“慷慨悲凉”，这是与其他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建安时代的文人们能够主动地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地以文学形式将现实与内心反映出来。
助长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很多，而儒学的衰微便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点。从西汉时期，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儒学就一直在思想上占据了最重要的统治地位。原道宗经是儒学思想中的传统文学观点。其实一直以来，文学都只是经学的一个附庸，这严重阻碍了文学本身的自由发展。直到东汉年间，政治颓废，使得传统的儒学经典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从而也失去了它支配思想的“法力”，由此，文学才开始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大展拳脚。后来的很多文人思想上都具有反传统的一面，这尤其以曹操、曹植父子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不再是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真正用来反映客观的、真实的生活，并且在作品中他们开始真正畅快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使文学的前景更加明朗和开阔。
二、建安文学的表现形式
（一）文学批评
建安时代，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文学的兴盛。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儒学已慢慢失去原有的地位，所以建安文人们对文学的研究，加入了更深刻的反思。他们对文学中的各种文体的特点、不同文章的风格及文章与作者的关系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和彻底的研究，文人们也经常聚合在一起，一同探讨批评所研究的作品。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当时最有名的文学批评之论。由此也可见，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的兴盛是分不开的。
（二）文学风气兴盛
建安文学的兴盛还与当时领导人物的提倡密不可分。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是当时的政治领袖，更是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政治权势也给予了他文学领军的方便。曹氏父子爱好文学，是著名诗人，广招天下有才之士，曹操的“唯才是举”，促进了一个有才华的文人圈的共同创作，最有名的就是“以王粲、陈琳为代表的所谓建安七子”。曹氏父子自己也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这可辅以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们不同于过去的统治者将文人视为“俳优”，而是礼遇有佳，并且一同创作作品，探讨文学，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说，建安时期的文坛变得活跃，文学风气兴盛，这与统治者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
建安七子图
任何时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着自身内部及外部的客观规律。文学亦是如此，而文学的内部发展规律，就是文学得以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外部现实条件，则是文学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
五言诗的日益发展和成熟，是建安文学生机盎然的重要支持。中国的诗歌文学发展到汉末，就已经出现了五言诗，并且越来越完善和成熟。《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技巧就是当时诗歌发展成熟的一个代表，它也为后来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较好的范本。建安文学的主要源泉之一就是乐府诗，建安时期作家们的大量乐府题材的诗歌就是源自汉乐府，清代方东树就提出曹操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著名的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创作于这个时代。建安时期的文人不仅在文学作品上继承了汉乐府的形式，并且在内容上也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模式，这使得诗歌更能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现实。
建安文学被称为历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主要是指当时的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作家的内心思想，表达出作家真实的思想感情，换句话说，就是增强了文学作品的主观抒情色彩。这种主观抒情性建立的原因是，建安文人自觉吸取了古代文人的创作成就。比如《古诗十九首》中，对人生似梦的感悟，对岁月飞逝的感伤，对亲人离别的悲叹，对世事无常的嗟怨，还有对动荡社会的不安……。这些都使得当时的文学作品不自觉地增加了很多的个人情感。汉末抒情小赋还改变了汉散体大赋中枯燥乏味的缺憾，小赋以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看法为主要内容，由以往的歌功颂德转向了个人对怀才不遇、社会现实、黑暗世事的愤愤不平。
钟嵘曾经评价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这里的“骨气奇高”是指曹植的诗颇具时代气息，真实地反映了时代背景和思想。“词采华茂”则主要是指诗的文采优美、词藻华丽，内容与形式结合得较为完美。事实上“词采华茂”，也就是建安时代文学中的共同特色。它与汉乐府质朴无华的特点相比，在辞采的运用上显然更高一筹。这样的进步主要是得益于汉大赋中的铺张华丽，汉抒情小赋里的文情并茂，还有《古诗十九首》中文采的绚丽多姿。总而言之，建安文学里辞采的发展，上承了前代各种文体的优点，下启了南北朝文学“绮靡婉转”的浮华文风。
建安时代的各方面条件使得建安文学繁荣发展，建安文学的欣欣向荣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的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