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将“天”看成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而人类社会不过是天意的某种体现。因此，天意成为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律令教条。合于天意，就将受到福佑；违反天意，就会遭受祸殃。关于得天福佑的一套说法，称为瑞应说；关于受天祸殃的一套说法，则是所谓谴告说。
瑞应是指吉祥的征兆。表示吉祥征兆的事物称为瑞祥，瑞祥有多种多样，如景星、河图、洛书、黄龙、凤皇、麒麟、醴泉、嘉禾等。其中多是少见的自然物，亦有一些虚构的东西。天人感应认为，这些事物的出现就是某种吉祥的征兆。
吉祥征兆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表示新王朝即将诞生，也就是“受命于天”的帝王的兴起。这个说法最早源于战国时的齐人邹衍。《史记·封禅书》载齐人语：“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溢山；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邹衍以社会历史的发展，按五行相克的顺序而变化，周而复始，是为五德终始说。这一理论认为，代表每一“德”的朝代的兴起，必将有相应的同类物事出现以作符应，实为天人感应瑞应说的肇端。
瑞应说的大盛是在汉代。汉代的儒生为自伏羲至汉代各王朝的兴起，都编造出了相应的瑞祥。儒家盛崇周代，因此，他们编造汉以前的瑞祥，以周为最多。按照汉儒的说法，周为火德，色尚赤，故文王时赤雀衔丹书以降，表示文王受命于天，周代兴起；周所代替的殷为金德，色尚白，故武王伐纣渡河，有白鱼入于王舟，预示周得殷之天下。
汉儒讲瑞应说，宣扬得最多的是汉王朝受命于天说。最早是张苍的水德说，以为汉继周而王，周为火德，水克火，所以，汉为水德，并以河决金堤为其符应。而公孙臣却以为汉继秦而受命于天，秦当水德，土克水，汉当为土德，并预言黄龙见，其后“黄龙”果然见于成纪。但最后被确定下来的，却是汉为尧后，为火德。于是班固的《汉书·高帝纪》就有刘邦斩白蛇的故事，以此作为汉得天下的瑞祥。东汉刘秀登位，亦有儒生献“赤伏符”的闹剧，作为刘氏再受命的征兆。
汉儒为各个朝代受命所编造的瑞祥各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凡能受“天命”、得瑞祥的，无不是有德行的人，这些人不但自己有很高的德行，而且，能够把其德行用于政治，普施天下，造福于民。
吉祥征兆意义之二，是指继位之君实行德政而受到天上嘉勉的结果。汉儒以为，人君行德政，天下清平，人民和怡，清和之气与天感应，天嘉其善，于是降生瑞祥。西汉以宣帝为中兴之主，所以，《汉书·宣帝纪》多有瑞祥的记载。总之，德行愈大，社会愈清明，人民愈安乐，瑞祥就越多。
谴告意谓上天对人君的诫告。上天诫告人君是借助日食、月食、地震、水旱、飓风、雷雨等一类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来表现的。而人君受到天的诫告的原因，又在于失德。根据人君失德程度，天的诫告分为轻、重两类。
轻一类诫告人君的自然现象称为灾，是不太严重的自然变异。这是人君开始失德不久，而且不很严重的情况下，天对人君的诫告。这种诫告体现了天对人君的爱护，如果人君能从中吸取教训，修德改错，其灾就会自行消亡，天也就不会取消他做人君的资格。
但若继续怙恶不悛，天就会降临更大的自然变异，这在天人感应的谴告说中被称为异。异是上天对人君的严重诫告。受到严重诫告的国君，都是道德不好，把人民整得饥寒交迫、社会搞得一片昏暗的人。若受到严重诫告，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其国君仍可保持王位，不废天命。但倘继续一意孤行，拒不改悔，就要被上天废除做国君的资格，落得个像夏桀、殷纣一类国灭身亡的结局。
谴告说亦最盛于汉代。汉儒不但编造了灭国之君的种种灾异，如所谓夏桀时土崩、天血、地雾，殷纣时天降石雨等，而且编造了人君各种失误，上天所相应出现的变异，如人君任用小人，就有日食之异；刑罚太暴，则雷电惊人等。
瑞应说与谴告说都是以唯心论的天命论为基础的。它们都将本来是无意志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赋予天意的含义，这在理论上是神秘主义。但得瑞应与遭谴告又取决于有德与无德，有德与无德又是通过政治是否清明，人民生活是否安定来体现，这又使瑞应说与谴告说包含着儒学德治的成分，而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谴告说和瑞应说与天命论的联系，因古代对天的极大迷信，而使之具有极大的理论权威；与儒学德治学说的联系，又使之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因而，它们在古代一直是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具，但功用却不一样。
谴告说多是臣子用来劝谏皇帝的理论工具。臣子多借“天意”用以劝谏，这是因为皇帝称天子，加上天在古代被说成人世的主宰者，具有莫大权威，所以，皇帝虽在臣民面前至高无上，但却不得不服从天的意志。由此借助谴告说，抬出天意，借自然灾异以劝谏皇帝远离奸佞、任用贤人等，就成为臣子的常用方式。当然，某些皇帝也可借谴告说来惩罚臣子，如借日食，将某些臣子指为蔽主的奸小，予以免职或法办。这两类现象，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瑞应说则往往成为开国之主用来论证自己是受天命的真龙天子的理论。在鹿死谁手尚未明确的混乱时期，瑞应说又往往是各个野心家政治斗争的工具。如西汉末年，不仅王莽大造瑞祥符命，刘秀、公孙述诸人也造作瑞祥符命，用来论证自己是所谓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
同时，瑞应说又会成为替所谓圣君明主唱赞歌的工具。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君主比较开明，在其统治下，人民生活相对安宁，社会较为平稳，于是，就有种种瑞祥的附会与编造；另一种情况是，国君昏庸，社会昏暗，民不聊生，但却有无耻奸佞为迎合国君的心理，而捏造种种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