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好所有的物品和记忆后，我跟博哥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了他两件事，一是我说我跟江静分手了，二是我说我需要一台笔记本用来把我的手稿敲成电子版。博哥毕业回家打理自家赌场生意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家一楼的餐馆改成了当铺，那些来赌博的人输红了眼，什么都当，手表、手机、金项链。当然，他也收别人偷来的东西，反正一个原则，只要能变成钱的东西他都收，用博哥的话说就是他要多元化经营自己的家族生意。一台笔记本自然不在话下。博哥很爽快地答应了，然后说为了庆祝我单身，找个时间出来聚聚，话语简洁明了。博哥毕竟是江湖中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爱情在他眼中就是狗屁，对他来说女人就分两种，收费的和不收费的，但最终目的都一样。他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床上的女人才是最真实的。
我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小鸡，告诉他我和江静分手了，约他出来聚聚，陪我喝酒。小鸡跟我一样是凡人，深知儿女情长爱恨伤痛，但我们的区别是他博爱，会对很多人都展现他的儿女情长，而我只对一个人。听到我和江静分手后小鸡表现出了无比的惊讶，他说你们是闹着玩的吧！你们要是都能分开，我明天就去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坟，把他们一个葬白宫，一个葬天安门。
然后我约了蚂蚁。蚂蚁比较实在，他说，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极品女人被你个傻B放妖归山，多少男人该心里暗暗欢畅了。
出来聚聚那天，我说我要剪头发，剪成那种劳改犯人一样很短很短的样子，我说这叫从头再来。小鸡和博哥立刻表示他们也要搞一个，后来我们仨把蚂蚁也给怂恿了。我们四个从理发店劳改释放后，一直都打不到出租车。蚂蚁说，这样的四个人，要是我我也不敢带，被带到哪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抢劫杀了划不来，一句话把我们说得挺郁闷的。后来蚂蚁一电话把他正在开车的爸爸叫过来载的我们。
我听说过一句话，失恋后不喝酒就像大便后不擦屁股。我觉得这话说得挺好的。那天我喝了好多酒，多到最后我们要服务员上酒，老板不让上。对于那天的记忆我停留在我站起来拿筷子往一锅油焖小龙虾里捞了一下，然后说了句，顶你个肺，全是它妈的虾头，虾屁股都没了，然后我感觉眼前那盏灯在我眼前晃了一下。
等我睁开眼，我躺在博哥家地板上，他们三个也都在地板上呼呼大睡。对于我怎么到的博哥家，我完全不记得。我估计要是旁边有一女的说昨晚她怀了我的孩子，我都会信以为真地去对她负责。我觉得头疼，不仅是像有几十匹马在脑海里奔驰的那种疼，还有种受伤的疼，我摸摸后脑勺，一手干了的血迹，我顶着脑袋的阵阵剧痛，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踢醒他们。然后小鸡洗了把脸，告诉我我昨天喝高了，一屁股没坐稳，就干净利落地倒在了地上，后脑勺直接落地。蚂蚁补充一句，跟革命英雄就义一样！这就是我后脑勺有血的原因。然后他们开始讲每个人喝醉后的各种囧态，蚂蚁对着根电线杆小便结果抱着电线杆睡着了；博哥看到个美女就从背后摸人家屁股，结果被那美女的男朋友踹了几脚；小鸡行为比较检点，就是一路吐，吐得自己衣服裤子上全是；而我，看见个身材高挑的美女，非要说是江静，然后我努力着去追，没跑两步就以一种诡异的姿态摔倒，继续后脑勺着地，完全是伤口上撒孜然。但我们四人最牛B的是，在没有一辆出租车愿意载我们的情况下，我们活着走到了博哥家。
博哥的父亲帮我把后脑勺消毒后拿白纱布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博哥家那些治疗刀砍棍打的各种药品齐全，他爸那娴熟的包扎手艺，深深让我体会到什么叫累积丰富的实战经验后久病成良医。他爸叼着根烟，一边帮我包扎一边讲述他们当年拿着西瓜刀打拼江山的动人事迹，我当时都特想把那些故事写进我小说里。包扎好我的头后，我们四个继续在他家吹着不着边际的牛，一直到傍晚才觉得头不那么疼，于是决定出去觅食。我们刚出门就碰见博哥家邻居，那邻居说，博博，你们家又找了三个小弟？最近是不是风声比较紧？一句话说得我们无比郁闷，我摸着我那劳改释放人员的发型，还有那圈裹在头上的白纱布，作罢，不多解释，我要说我是一写小说的梦想着成为作家，估计那邻居回家要把锅碗瓢盆和一切金属制品都放高压锅里给融成铁水梦想着打造个飞船上天了。
回家后我就把我写小说的事跟父母说了。如我所料的他们问了很多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联系好出版社没，会不会要自费出版，出书能赚多少钱之类的。我觉得当我再面对别人质问我类似的问题时，我已经有些麻木了。
我只跟父母说了一句话，我自己的路，我会走好的！
之后的一个月里，我很努力地在博哥借我的笔记本那狭小的键盘上敲击出我的梦想。我觉得当那么多人质疑我后，我的决心反而更加的坚定，我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甚至牺牲掉一段三年的感情，如果我不能成功，那就真的成为一个笑话了。
那段时间我还是会很想江静。父母会问江静为什么都没来家里玩了，我会表现得很若无其事地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有多难受。有时一边敲着键盘，一边想着她，笔记本屏幕就模糊了，眼泪不自觉滴下来。但我没有联系过她，多少次在手机里翻出她的号码，甚至编辑好了短信，却都咬牙按下退出键。那时我跟自己说，等我真的出版了小说，我才能去找她。所以在无形之中，我把出版小说又升华到了另一个高度，那高度接近于信仰！那是我再去联系江静的筹码。
将手稿敲成电子版后，我便开始计划着联系出版社。
我可以一个人在教室最后一排写我的小说，我可以不去理会别人对我的嘲笑，我可以对着狭小的屏幕二十四小时不睡将手稿敲成电子版，我甚至可以选择为了理想和江静分开。可当我跨进新华书店的那一刻，我觉得选择的权利就交给了命运，那是一种茫然无措紧张不安和惊慌，甚至恐惧，但却又急切盼望着，憧憬美好期待奇迹的复杂而纠结的心理。我估计如果有人变卖房产和所有家当然后去买彩票，那开奖前一刻就一定是那样的心理。那样的心理，让人永生难忘。
我在新华书店里待了两天，将每本书的出版社和该出版社的地址邮编电话全都记录在一个小本上，我甚至连远在新疆的出版社、机械工业类出版社都没放过。我觉得我那样子就像在新华书店里盘点库存的工作人员。而追溯到我上次进书店，应该是初中买什么辅导教材的时候了。
回家后我便把所有找到的出版社进行分类，可能性最大的是跟我在同一城市又是专门出版小说类读物的，可能性其次的是外地出版小说类读物的，最后就是各种专业书籍的出版社。
分完类后就是打电话联系了。我特意对着日历挑了个良辰吉日，金盆洗手，还对着挂在墙上我爷爷的遗像拜了一拜，然后拿起电话，一个一个联系。结果很显然，不能出版小说的出版社会客套地拒绝，而只要是能出版小说类读物的出版社都会很官方要求我把稿子邮寄过去，但是否有机会出成书就得以稿子的市场价值来定了，关于我提出的其他任何问题电话那头都是统一回答“这个我现在没办法回答，要取决你稿子的质量”。换句话说就是能出版和不能出版都是别人一句话的事，稿子质量没有一个可以衡量评判的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就是一砧板上的鱼肉，人家甚至都不会跟我谈到自费出版或者稿费这样具体的事。
那时，我感到一种绝望，现实终究还是残忍的，我像一个怀揣着石头以为可以孵出小鸡的傻瓜，别人都在笑话我时我却还不以为然。我开始想念江静，超越和她分开后任何一次对她的思念。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我想，如果我选择了去他父亲介绍的单位工作，会不会一切都很美好，也许我正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商场为她挑选礼物，又或我们一起拿着刀叉靠在落地窗旁享受着牛排。
事已至此，我能做的就是把稿子寄出去，然后等待。我找了家打印店，打印了十多份稿子，花掉了我当时全部的积蓄还找小鸡借了三百块钱，我绝望地想，也许这是我能做的最后的努力了。
我去邮局将稿件按照从新华书店抄回的出版社地址寄出。然后剩下最后一份，那是要投稿到和我同在一个城市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那份稿子，我准备自己送到出版社。接待我的那位工作人员很熟练地将我的稿件装进一个牛皮档案袋，然后递给我要我注明书名和作者联系方式。我趁他不注意，偷偷往档案袋里塞了封信，信是之前就准备好的，大概内容是说我是一个中专生，利用上课时间写完了这本小说，然后是些很诚恳地希望阅读此稿的编辑能给我个出版机会的话。
等待总是漫长的。在等待的那几个月里，我没有再去碰过我的稿子，就像一个高考结束等待公布成绩的孩子不会再去温习课本一样。我每天和小鸡一起泡在网吧，那样我会觉得日子过得比较快，同时，也会减少我对江静的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恐慌和绝望日渐凝重。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有次我和小鸡吃宵夜，小鸡喝了些酒，然后他说，我准备去上学了，我爸帮我找了个混两年就毕业的大专院校，等拿了文凭我爸再帮我想办法找工作，现在拿个中专文凭人家政府单位想收留我但也没办法把编制弄进去。然后他说，其实你也该去出版社问问你书的事了，你这样越等下去越是自欺欺人。以前在学校你写书，我们都没打击过你，但现在毕业了，每个人都开始真正地奔忙各自前程了，你却还陷在这个结里。如果不能出版，就别耽误自己了，还是主动回去找江静吧，毕竟你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而且现在想找个好工作那么难，她爸能主动帮你，你个做晚辈的也该领情了。别死要面子，大男人的去求个情没什么丢人的。
那天我回家想了很多，我没想清楚是不是该回头去找江静，但我觉得我确实不能做只自欺欺人的鸵鸟把脑袋埋在沙里骗自己是在等出版社的通知。过了两天，我决定去长江文艺出版社问问稿子的事。
那天天空很阴沉，但我没拿伞。我有个习惯，只要不是瓢泼大雨一般都不会带雨伞出门。这个习惯其实源自于江静，我觉得一年里她拿伞遮太阳的时间远比她拿伞遮雨的时间多。那时我和她分开已经三个月了，我发现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已经在过去漫长的三年中受她的影响形成了有江静特色的张凯式思维和习惯，我甚至对于未来另一半的轮廓也偏执的勾勒为应该有一米七的身高和开朗的性格以及一切类似江静的特质，不得不承认，江静在我这张粗糙的白纸上渲染上了重重的一笔，这一笔，无法磨灭，也许我这张粗糙的画卷都将围绕那一笔去延展开来。
出版社接待我的还是那位工作人员，我说明来意后他递给我一本厚重的封面上写着“自由来稿审批册”字样的册子，让我根据投稿时间自己找。我一页一页地翻，每页都是密密麻麻的表格，按投稿时间记录着像我这样自由来稿稿件的资料，稿件名、作者、联系方式、题材等等，最右侧一栏是最为关键的一项——审批结果。每页都有大约二三十篇自由来稿的信息，而每页在审批结果这一栏几乎全是退稿字样，偶尔有那么几个空着没写最终审批结果的。我翻到我那篇稿件信息时，正好就是审批结果空着没有填写。我当时有些不知所措，是死是活你倒是给个痛快啊，要真退稿了我也好拿报纸做个帽子上面写傻B二字跑江静楼下负荆请罪吧，你这空着不给个结果，不会是看都没看或者连看的价值都没有吧！
我站起来正要问审批结果空着是什么意思，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拿着份稿件冲进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责任编辑。
他问那工作人员，小王，这稿子作者的手机怎么只留了十位数呀，你这儿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定睛一看，那稿子上赫然写着作者张凯，然后联系方式是一个类似我的手机号码但却少了一个数字。
我战战兢兢地说，这个，这个好像是我的稿子！
中年男子透过树脂镜片有些疑惑地望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