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三月桃花
天于雷
迁居之后，一直怀念窗外的那片三月桃花天。奇怪的是，一度生命垂危时，眼前也曾闪现它蓦然开放带来的惊喜与震撼。那时，窗外是三经街。北有辽报，南有沈报。也许借得二报文采的光，每年那条街上报春的桃花开得格外早，格外迷人。
往常那条街，虽然冰雪开始消融，但由于心灵史的惯性作用以及冬之神不甘敛却余威的缘故，人常常陷于季节感的钝觉。因此，早春二月，顺着大街望去，依然天光混沌，云影模糊，枯枝泣风，寒鸦背雪。大街上流动的过客，仿佛驴皮影里的人物，一切还是那么枯燥，单调，凄凄冷冷……
如同人类史上总是有些胆大的先知，在人们昏沉不觉时将天火偷给人间，这报春的桃花竟在世间冰雪冷寂之刻将希望洒向东风。桃花盛开了。于是，流动的人物成了背景，粉红色的桃花成为主体，笑得那么温存，目光那么绚丽。也有时人物成为主体，花儿似乎成为流动的衬景，几位穿新款式风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驰过，桃花成了她的头巾，她的披肩，她的微笑……一辆摩托驰过了，像一溜闪电的乌光，仿佛车上男女的笑语飞到树上，才幻化为鲜花的。
每年经漫长的冬雪，眼前陡然闪现一排花树，我总是被吓了一跳。没有绿叶，怎么就开出鲜花了呢？一直声色不动，怎么就突然变成一片花海了呢？年年按捺不住这惊喜，年年这时注视那排街树的变化。我想，它总该有个孕育的过程，换装的过程，吐叶的过程；花蕾也该有个含苞、蓄蕊的过程……
就像孩童火急地非要识破魔术师的戏法不可似的，我年年月月，盯得很紧，看它没有任何变化，才安稳地睡个觉。岂知一向是徒劳。那桃花顾不得余雪残寒，早早就孕育成熟，悄悄地蓄足金花玉粉，但等一阵东风，夜色为她布下深闺，供她巧妆打扮，翌日清晨，凭窗一望，报春神女，已粉面驾临了。
桃花开得最早，却又花期最短。不待几日，寒风卷土重来，或是霜雪再降，那粉红色的花朵，骤然变得雪白，宛如满头银发，才二三日，便被摧折，随风飘零了。古人写过不少诗词，将花飞花落写得凄凄。其实，何需那么感伤！人生贵在希望。希望牵着欲望走。尽管希望常常引向绝望，人们还是期盼着希望的诱惑与牵引；正如春天过去，虽有冬天，但是，冬天一过，又是春天。人们执著地追求，才有了连绵不断的千古悲喜剧。说起来，
三月桃花该是希望的女神了。比起三夏浓红艳翠的平淡，莫如半春杏粉桃白的潇洒。既然最早报春，又雨里沉思，风里飘舞，给人们心灵插上一朵报春花，纵然花期三日，也够充实的了。
绚丽的人生，也许爆发在霎那；霎那间的爆发，却要有一世的付出。
我问桃花，她只顾吃吃地笑。
写在心底的遗憾
刘文玉
秋天落叶季节，加上绵绵的雨丝，伴着落叶沙沙的声音，真有种怀念故人的思绪。此时我正在南方一座大城市一家宾馆里，校阅我即将付梓的《刘文玉歌剧选》的样稿。朋友们建议最好请一位权威人士写一篇序言。我想了几位，觉得最有资格为这本书写序言的应首推戏剧艺术家、诗人、《团结就是力量》的词作者牧虹同志。他身为辽宁歌剧院院长，为我的几部歌剧花费了心血，也吃了苦头，挨了批斗。可他从不改艺术初衷。
在那浩劫的年代，我创作的歌剧《地下怒火》成了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为牧虹招来了种种罪名。他受尽了折磨：挂牌子、戴高帽、剪鬼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骂遍了他，打倒了他，但他依然承受着，从不把责任推卸给作者、导演或其他人，更没有说我一句坏话。我那时心里真悔，何必写这个剧本，为牧虹带来如此的灾难。我难过，我只能在另一会场中认罪、检讨。
最后我们一起下到盘锦，到大芦苇荡中去改造。
粉碎“四人帮”后，他冤案昭雪并调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任院长。他若为我写一篇序言该多有分量啊！可此时他却重病在身，住进了医院。
外面沙沙的落叶，飘飘洒洒的秋雨，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我捧起带有油墨香味的书稿，遥望北方，我冥想着。
1962年，也是一个落叶的季节，当我花费三年工夫跑遍了东北所有大型煤矿，并根据我自己的长篇叙事诗《矿山烽火》改编成六场大型歌剧《地下怒火》时，这朵小花经过导演、作曲家和演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就要走进排练场了。那时，我们多想搞出一部新中国的大歌剧，这可是一个艺术家终生的追求。从延安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牧虹雄心不减当年，一心想把辽宁歌剧院建设成一流的大剧院，为此他抓住这个本子不放，一道和我们深入生活，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和我们北下黑龙江省的鹤岗煤矿，翻阅矿史，访问老矿工，开座谈会，帮助结构剧本……花费二年的工程，又排练了三个月，这天终于彩排了。
这是一部描写日伪时期煤矿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大暴动，煤矿不为日本人出煤的故事，主人公以办婚礼为掩护，矿工聚众开会，举行暴动；在黑龙江省鹤岗煤矿谈本子时，工人们曾建议叫《刺刀下的婚礼》。
省里的领导、专家请来了，彩排演出后，只见领导沉默地严肃地走出排练场，没有建议，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励，甚至连一声辛苦都没有说就走了。排练场静静地，鸦雀无声，这是创作人员三年的辛苦啊，这是演员们三个月的辛苦啊，牧虹亲自帮助修改本子，帮助导演做案头工作，又在排练场滚了三个月啊。领导们走了，专家们走了，他们一句话都没留下，这意味着什么……
牧虹院长下令，演员休息！时间已是半夜十一点多了，演员们不情愿地走出了排练场。空荡荡的排练场此时显得异样沉静，院长牧虹，导演、作曲家和我，几个人默默坐在场中，谁也没有一句话，只有外面秋风扫落叶的沙沙声。导演不住地卷着烟，一颗颗地抽着……谁也没说回家这句话。深夜十二点多了，突然外面有人闯了进来，对牧虹院长说，你夫人要生孩子了，车已经来了，你是否陪她上医院？半晌，牧虹院长说，不！我这个“孩子”还没生下来呢！我作为剧作者，此时泪水刷地流了下来。牧虹还是没有动，我说，你回去看看吧，牧虹仍没动！直到坐到午夜一点多钟，才被我们催回家。他什么也没说，但对艺术执著的追求、思索使我多么敬佩啊。
终于，1963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十八周年时这个剧本搬上了舞台，演出了，《地下怒火》成功了，连续演出百场，这时他的孩子一周岁，而这个“孩子”也算艰难地诞生了。
就是这个“孩子”，一下子在那个年代成了被批的目标，大字报、大胶版、大帽子都糊到牧虹身上，罪名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牧虹炮制了大毒草《地下怒火》，这把火烧毁了牧虹，成天地批斗，我这边也成天地检讨……
看着选集，不忘牧虹。然而，这时他已躺在北京的协和医院的床上，身患不治之症。我多想捧着这本三十万字的选集送到他的床前，告慰你的孩子已得到新生！当我的选集出来时，牧虹同志噩耗传来，他与世长辞了！
我想我把这选集送到他夫人仲伟同志手中，我工工整整签上了他们二位的名字，就在她从北京来辽宁时，我赶去送别，谁想她已匆匆地改乘飞机回北京了。送到北京去！然而，没有等到我去北京，一年后仲伟的讣告传来，我惊呆了！当我捧着这本送不出去的选集时，望着外边的落叶，我泪流满面。
告慰牧虹同志，你的“孩子”《地下怒火》结集出版了，你应当笑了！
留在我心中的微笑
尹淑华
报纸上一帧“抚顺重点工程招商签字仪式”的传真图片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原来那照片后排左边第二个人就是我的得意门生，正笑容可掬的站在那里，作为招商局的副局长，出席类似的仪式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对于我这个教师来说，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学生的尊容总还是免不了多几分亲切。
人生在世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领域，活动天地，结交不同的朋友。一个平凡平常平庸的我，命中注定不会成伟人、名人。
然而因为我是教师，我幸运地能与学生为伍，置身于他们中间，我找到了最富有的感觉，有他们的前呼后拥，我才体味到了做老师的独得之乐。
我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年复一年，每年第一个把新春的祝福送给我的人。相继十多年来，他从一个普通的医生，到副厂长，到外经委副主任，未曾间断过每年第一个来给我这个老师拜年。固然，他有公务的需要，官场上的应酬，以及对父母的孝敬，然而每年大年初一到老师家来的总是他！
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更平添一份精神的慰藉，恍然之间二十几年犹如流水般地匆匆而过，但心灵上难以泯灭的记忆的残片还保存着。
那略有几分稚气和几分傲气的笑眼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入团申请未被批准时，那失神的样子以及那睁大了的涉世未深的眼睛。他茫然不解，他心头罩上一层痛苦的阴影，他求助般地向我哭诉他的委屈他的不平。然而我作为他的班主任除了爱莫能助地劝解安慰之外，只能告诉他勇敢地直面人生。其实那时我的心也常常被煎熬，因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
一次，同学聚会，善解人意的他——专程来车接我去赴宴。师生间的小聚已经让我感到兴奋，他的这份盛情更让我感动。作为车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拉达、大发、桑塔纳，就更不必说什么皇冠、奥迪、卡迪来克。孤陋寡闻的“老师”舒舒服服美滋滋地坐在了车的前边，不无得意地说了一句“这车挺漂亮”（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外行了不，土老帽一个）。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这是美国车，林肯，平时我也很少用这个车，今天是来接老师！”接着又说：“坐在后面的位置固然显得尊贵，但我想让您在前面坐，看得清楚。”这看似平常的话语，却让我心潮翻涌了。身居高位的二十多年后的学生仍然一如既往地尊敬热爱他的老师，并视老师为亲人，这份体贴，这份深情连同这许多年来给予我的抚慰和激励让我为之动情。
我不由得畅快淋漓，沉浸在这“林肯”的温柔之中了。虽然我还不曾饮酒，却已经陶醉了。昔日挥之不去的往事连同如今的一切都让我倍感欣慰。学生——牙医——团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招商局副局长——外经委副主任——学生。
头衔是他们的，学生是我的。
自豪自慰之余，我想，这种尊师的品德，无论是“尊师重道”的古代，还是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现代，都该是永远值得赞美的吧！
贴在我日记本上的那张剪报依旧，他的始终微笑着的面容永在，作为老师我忘不了他和他的同学们。
路过那幢小楼——对二姐的回忆
汤士安
火车徐徐地开出牡丹江车站，接着便风驰电掣般向哈尔滨方向进发。我坐在靠车窗的座位上，眼睛观望车窗外牡丹江市的风光。火车越过了苗圃，我的心怦然一动，把头探出车窗外，向右前方望去，渐渐地看到路边那幢四层红砖楼和四层上那白色的阳台，触物生情，引起我对曾在这楼内住过的二姐深切思念。
八年前，我曾到牡丹江来，就在这幢楼的四楼二间房里，见到了我的二姐与外甥们，那是亲人相见欢聚时欢乐的时刻，大家团团围坐一桌，二姐满脸兴奋的笑容，谈着快乐的往事，我与孩子们饮酒、歌唱，大笑，小屋内充满了欢欣，二姐竟高兴得笑出眼泪。
二姐名玉兰，从小就聪明伶俐，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小圆脸，好看的鼻、嘴，十分招人喜爱。她个儿不高，但在小学读书时，不但在学校的田径场上场场夺魁，而且在全县小学生运动会上，100米至500米田径赛运动会上都取得很好成绩，每次她由县里比赛回来，都带回来许多奖品，虽然都是些背心、毛巾、铅笔、袜子之类，也使我们羡慕不已。
她小时候就知道疼爱弟弟，她长我六岁，八岁时候就背着我玩。我四岁那年，一次她上学读书，我哭闹着非跟她去不可，她怕我哭坏了，就带我上学去，上课时，就将我藏在桌子底下。
后来终于被老师发现了，二姐挨了批评，她再不敢带我上学了，每天都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去学校。
我上学后，二姐尽力帮助我，每天早晨她先为我穿好衣服，收拾好书包后，才收拾自己书包，吃饭后领我上学。一次我放学回家，刚走进我家胡同，一个大个同学欺负我。将我帽子扔到路边水沟中，我惧他个高力大，不敢反抗。恰在这时二姐放学走在我们后面，立即奔上前质问大个同学为何欺负人，大个同学无言以对，一溜烟似地跑了。二姐从水沟中将帽子给我拣出来，教育我不能太熊包，不然要挨欺负。我上二年级的夏天，一个同学与我打架，他打了我好几拳，我只还他一脚，他就捂着肚子向老师告我打他了。老师不问青红皂白，进教室扯住我的左手就打手板，二姐闻讯，扒在教室窗户上看我挨手板，她疼得泪如雨下。当她听到老师误打了我，就不顾一切地闯进教室质问老师为何偏向那个同学而打我，并说出事实，老师被质问得不但住了手，又打了找我寻衅的同学两个手板。
这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但我仍记忆犹新。
二姐既心灵手巧又很要强，高小毕业后，她学会绣花、做衣、做鞋，长得又好，所以，保媒的常上门。命运却和她过不去，十九岁结婚，建国后随丈夫去牡丹江，不久丈夫就病死了。扔下她一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妇女，又领着两个孩子，悲痛与困难都落在她头上，可她很坚强，去做临时工作维持生活，后来遇到一位忠实厚道的铁路警察，他们俩结合了。生活安定了，心情也好了，她被选为居民委员会主任，因为积极为居民服务，受到群众拥护，被选为市人民代表，由于她工作出色，受到市、区多次表彰。儿女们都长大了，自立了，由于从年轻起过分操劳，身体却落下不少病。更不幸的是，姐夫又抛她而离开人世，这给她一个沉重的打击。丈夫走了，家中的事全要她操心，多年积下的病都找上来了，身体弱了。我得知她病了便带着儿子、女儿去看她，就在这幢小楼上，我们又相聚了，她高兴得忘了疾病，让儿子、女儿们为我们做了许多菜，她竟高兴地破例喝了两小杯酒。谈起一些有趣的往事，那几日她的精神非常好，一直与我们谈唠不止。我们走的那天中午，尽管做了不少菜，她一口也不吃，而且忧伤地落了泪，对侄儿、侄女说：“从此一别，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见到你们，也可能见不到你们了……”我安慰她，我说明年还带孩子们来看她。虹儿为使姑母欢心，为她唱《沙家浜》智斗一场戏，一人唱三人唱腔，勉强换得他姑母的笑容。我们走时，她又落泪了，衰弱的身体不能送我们下楼，就站在四楼阳台上望着我们在对面车站候车，一直等到我们上车，她仍然站在那白色的阳台上。
谁料到那竟是最后的诀别，因路途遥远，在她临终时，我们姐弟竟未能见上一面。望着那幢四层红砖小楼，望着那白色的阳台，仿佛二姐还站在那里为我送行，我不由地流下了热泪……
火车飞快地驰过那幢小楼，我扭过头，泪眼模糊地望着那幢渐渐远去的小楼，直至看不到了。
童年旧事
陈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