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发生了寰环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坠毁事件后，人们稍许紧张了些。美国国内航班不发饮料食品，空姐负责把饮料和小食品推来推去，想要什么自己掏钱向她们买。美国飞机驾驶员的技术十分高超，起落都十分平稳。有两次，我们正说着话呢，结果广播里宣告飞机已停稳，请准备下机。待下一次有意识去感觉飞机的降落，仍感十分平稳，没有飞机着地时的摩擦动感，没有加速减速的轰鸣。
美国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现代化水平高：人民生活质量高、舒适便利；国家经济有实力，社会发达。当然，我也看到了美国生活的另一面，如旧金山门窗破败的黑人生活楼区，纽约街头几伙青年游手好闲的样子。但这些并不影响我对这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的钦佩。十八世纪末，美国的工业还整整落后大英帝国一百年，但在此后的一百年中，美国后来居上，超过了英国，成为现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这除了得益于移民社会的综合优势，自由平等的理想和个性解放创造力勃发之外，也得益于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有用的即是好的东西的实用主义哲学。正是在西方拼命发展科学技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时，中国的满清王朝却沿袭着程朱理学还在倡导禁欲，这就是中国和美国在哲学上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好在当代中国人已经觉醒。邓小平讲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切中时弊，把“假大空”推到应该去的地方。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说到底也是使中国从务虚走向务实。
只要务实，一门心思发展经济，中国就大有希望。
尽管过去的一百年中国是相对落后了，但已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在下一个一百年的奋起直追中，中国定会让世人刮目相看的。
和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时光
丁宗皓
我妈的嘴忽然歪了。然而这却是我成人后和妈妈在一起过得最长的时光。
头一天她觉得自己的嗓子和头疼，她不理；那个晚上，她感觉自己睡觉不是很踏实，她也不理；第二天，她发现自己的嘴唇有些麻木，她还是没理。后来麻得实在难受了，她就照镜子，没有找出问题，最后她放心地笑了一下。笑完，我妈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她看见自己的笑容只是在右脸上出现，而右脸上的笑容把左脸扯向了一边。
这还不要紧，我妈眨眼时，她自己能够看见自己的一只眼睛在眨动。这就是说，她的一只眼睛在另一只眼睛眨动时无法眨动，而是圆睁着，像是吃惊地看着人。这时，她才开始害怕。
左右脸的团结出现了问题，我妈的左脸罢工了。
哥从老家打来电话，漫不经心地说起了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干部，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怕吓着我。电话这边的我却脑袋轰的一声，那还等什么，还不送过来？！快半夜了，我和小晶在医院的门口等着；我哥用车把妈从县城家里送到了沈阳。车停在我脚下，我就看见了坐在车前座的妈妈，她试图向我笑一下，于是我看见了妈那么悲壮的笑容，我差点哭了。
我哥、嫂子、姐和姐夫一干人等，都傻了一样站在妈妈的身后。直到医生说，妈的病只不过是面部神经炎而已，而不是脑血栓等，他们的眼神才活了。
多年以前，姥爷得了这个病，我记得方向和现在我妈的一样。姥爷被送进了老家的一家解放军医院，在病床上等待左脸上的皮肉醒来。妈和爸刚把他安顿好，乡下老家又传来消息，爷爷的嘴也歪了。接来一看，他和姥爷一样，区别是他的方向正好相反，更巧的是那家医院只有一个病床了，就在姥爷病床的对面就是这样，爷爷和姥爷住在了一个病房里，他们在不同的村子里住，多年才能见上一面，这可谓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我没有亲见，但是想想两个老亲家，对面坐在那里，一个嘴向左歪，一个向右歪，在一段时间里，抚今追昔，实在有点幽默。在那段时间里，县城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听者无不喷饭。
两个老亲家面对面，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哈哈哈哈！
事后结果是这样的，我爷爷的脸醒了，我姥爷的没有，后来，他性子急，就回家了，一直到今天都歪着。
歪嘴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所以我和小晶在妈住的病房对面床上睡得十分踏实。清晨，我醒来的时候，被对面床的老妈吓了一跳。她正盘腿坐在床上，张着嘴练汉语拼音，鼓腮帮子的那几个字母。还有鼓气，鼓气的时候，她的嘴就更歪了。她不敢出声怕惊醒了我们。我碰醒了小晶，于是我们忍不住了大笑起来。我妈也笑了，笑容又远远地跑到右脸上去了。
来看我妈的人很多，我谢绝的也很多，理由十分充足，我妈爱美，嘴歪眼斜时不想见人。可是一个乡下的老大哥不信邪，坚决要来。开始的时候很好，他坐在我妈的对面，嘘寒问暖，我妈就陈述自己发病的过程。后来我妈笑了，展示出自己特殊的笑容，这就坏了，因为老大哥也乐了。可是，他再也忍不住自己进门就隐藏的乐，径直让自己的乐变成了哈哈大笑。
这时，笑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作为我妈的亲人，我们只好礼貌性地赔着笑。老大哥继续笑着，他已经被自己搞得十分的恼火，几乎要掐自己的大腿来阻止自己的笑声，可是越是这样，笑声就越难止住。我妈、我、小晶于是就不笑了，我们几乎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位老大哥。最后，我送他出门的时候，我注意到，老大哥已经羞愧难当。——我妈的病确实幽默了一些。
几天以后，我妈出院，住进了我家。我和小晶第一次带我妈去辽宁中医院针灸时，则看见了更为幽默的场面。在针灸科里，挤满了和我妈一样歪嘴的人。用医生的话说，这是一拨人，病因都是病毒感染。当我看见这里都是歪嘴的人，感觉整个世界的人的嘴都这样了，这种感觉十分古怪。于是，我想起了那个坐在我妈面前大笑不止的老大哥，我开始同情他了。
站在这个特殊的人群里，必须忍着，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病人之间也一样，他们彼此看着，忍着自己的笑，十分小心，他们敏感地在对方的眼神里找着，仿佛那是一面镜子，里面直接就可以照出自己嘴歪的程度。那种谨慎里带着恼火。
一个长着大眼睛的女人夹在这个群体里，十分矜持。她要命的问题不是嘴歪，而是闭不上眼睛。和我妈说话时，她要眨眼，可是左面的那只大眼睛一动不动，仿佛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清醒而又警惕的女人。我妈喜欢和她说话，她激动地描述着自己得病的过程，眼睛仍然不眨一下。
我的大笑就要爆发了，我把妈妈交给了小晶，逃之夭夭。
晚上回家坐在灯下，我妈照镜子，检查自己的脸和眼睛。睡觉是等待左眼慢慢闭上的过程。而清晨，我妈又出现在沙发上，练习医生留下的作业，闭眼憋气以及啊喔哦。她的病友们都相继好了，我妈成了那拨病人中最为顽固的一个，渐渐地她的心情坏起来。
一个早晨，我和小晶被厨房里的响动惊醒，原来我妈早早起来干活了，她先是洗了自己的衣服，把衣服挂在阳台上，然后为我和面烙饼。她知道我喜欢吃饼。而吃过了饭，她就坐在沙发里，回想乡下的旧事，和小晶说，仿佛小晶也经历了那些事情。
小晶答应着，想着自己的心事，她们都面对着电视机，一个台一个台地换着。里面的事情和她们的想法无关。
我妈的病得之于焦虑，中医说就是火，有火了，病毒就上身，这次病毒走的是邪路。住在县城的我妈为所有的亲人担忧，甚至为乡下的七姑八姨的生活琐事所牵累，一辈子就是这样。小晶怕我妈这样想家想坏了，就带她上街，在沈阳风尘烟气浓重的商业街里走着，我妈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对外面的一切浑然不觉。沈阳这个春天多风，小晶就用一条纱巾为她包了头，我妈跟在小晶的后面，在风中烟尘中走着。我看见了小晶和我妈的背影，在那烟尘里，就发现我妈老了，妻子小晶还年轻着，我蓦然觉得这个世界的中心就在这里。
十八岁时离开了家，到了长春读书，二十二岁毕业来到了沈阳，从此在这里工作。父母还是住在县城，从沈阳回家路不太远，中间隔着一个叫本溪的城市，可是这些年，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却很短。
二十岁时的那个夏天，我大学二年级，回到本溪实习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爸在电话里说了半天都没有说到我妈。我问时，我爸则支吾着。最后他告诉我，我妈已经住进了医院，刚刚做完了一次大手术。而住院的地方离我吃饭的本溪市委只有一墙之隔。她不让爸告诉我，是怕我担心，耽误了实习。
我三十二岁的那个冬天，我妈从县城回乡下老家，在布满冰雪的山坡上摔倒了，把自己的一条腿坐在自己的身下，她自己都听见了骨折的那声脆响。告诉我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骨折的地方没有愈合的痕迹，她不得已才说明了实情，我让她来到沈阳治疗，她和我生活了那么一个月，刚刚好转就走了。
这次是最长的一次，一个月已过，她的脸恢复得很慢。这是我和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时光。
我忽然发现，只有在母亲有病的时候才能和她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才能像一对母子一样面对，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把这个结论告诉了小晶，烂漫的小晶这回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给岳母打了一个电话。岳母在电话的那面着急地说，有事吗？并反复追问了几次。
没有事，就是打个电话，小晶说。和我们一起住吧，过了一会儿，小晶对我妈说。不，妈回答得十分果断。是的，我妈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在这里。这些年里，一直担心渐渐年迈的母亲有病，如果上帝一定要母亲有病的话，就有这样的病吧，没有什么大碍，只不过笑容让更多的人笑而已。
难忘恩师
尹淑华
当我徜徉在熟悉而又美丽的师范校园时，常常亲切地忆起当年在这学校学习的情景，更常常想起我人生的向导，恩师——崔福渠。
崔老师是我师范二年、三年下学期的班主任，对于这位往昔的师长，那记忆是水晶堆积起来的晶莹透明清澈可鉴。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但老师留在我心中感情的涓涓细流不曾干涸，它仍然浇灌着我的心田，滋润着我的生命。老师给予我的温情和厚爱并没随时间的推移而尘封土埋，而是随时光的流逝愈发强烈和眷恋。人的一生幸与不幸，有时与他的老师密不可分。人生最关键的就那么几步，而这几步如果没人呐喊助威，没人鼎力相助就很难走出。崔老师正是帮助我一步步走出困惑的人。
崔老师教语文，爱好文学，连他长子的名字都叫“文学”。
他那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教学，让学生们感到是一种陶冶和享受。我不会忘记老师讲“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时的悲怆；我不会忘记老师讲《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的激昂；我尤其不能忘记作文本上老师热情洋溢的批语。我记不请当年写的作文，但清晰记得老师鼓励的话语。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既无文学功底，又无意气飞扬的文字，但有了老师这份鼓励，如同母亲在身边的孩子，信心陡然倍增。借助这鼓励和鞭策，我的作文几乎都是五分，并且经常作为范文在课堂宣读，在同学中传阅。借这种鼓励，我不仅如期完成作文作业，还经常写点不伦不类的小玩艺登在版报上，发表在校刊里，并且以学宣部副部长的身份作了《师范生》编委会的主编。人是需要鼓励的，当我因家庭出身没能批准入团的时候，我陷入了怎样的悲哀和痛苦，是老师的声声鼓励让我坚强地走出低谷，仍怀着伟大的信念，向着阳光走去。
真的不敢忘记老师对我的器重和培养，我的每一步成长都是老师心血扶植栽培的结果。记得在新华二校实习，崔老师确定我和另外两同学上示范汇报课。老师帮出主意，选择教材，修改教案。当我充满自信走上讲台，使出浑身解数，全身心投入地讲解《梅山脚下》的时候，老师那双鼓励的眼神、舒展了的眉宇，更使我信心倍增得心应手地上好了那节课，赢得了一致的称赞。在同学的赞许声中，我不敢忘记这归功于老师的指导有方。
我更不能忘记在即将告别母校时的一次与老师的谈话。
正值毕业，每个师范生都面临严峻的考验，我和其他同学一样等待着命运的一次裁决，而命运就掌握在老师手里。当时我从未有过什么奢望，“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口号，“党让干啥就干啥”在已经将心灵净化了的六十年代绝不是唱高调。那时无私情，无关系网，更没有什么“走后门”。我已做好准备回新宾到农村去做一个“乡村女教师”。就在毕业前夕，老师在校门前的小路上喊住了我，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毕业后任务很重，要加倍努力学习，增长才干以适应更高的教学要求。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老师的弦外之音当时我没听出来，但老师的拳拳心意却使我看到了人生的至高境界的风景。
当我意外地被分到中学任教的时候，我才悟出了老师与我谈话时暗含的深意，几多感动涌上心头。老师能冒天下大不韪，敢于在校务会上为一个“地主”的女儿力争留城，并安排到中学，这是怎样的一种师德啊！在那讲阶级论成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老师敢于超越社会的偏见，敢于把公平给我，而且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行为，真令我肃然起敬，感激涕零。老师的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这是潮水之恩呢！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和自己毕业的师范学校教语文，而且据说教得还不错，不能不说是老师在我的血液中注入了这文学的微量元素。每当想起这些，情溢心头，心存的感激让我常常内疚和不安。我懂得投桃报李的道理，可我用什么去报答老师的深恩呢？用钱来平衡自己的良心，是对老师圣洁情感的亵渎，生活中有许多情感是无法用金钱来抒写的。我只能用老师传给我的知识和品德去教育影响我的学生，像老师那样真心真意教一生，这大概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吧。今天，用我这拙笔写下这些文字来倾诉我不尽的感激和谢意。让它注入我的敬爱，融入我的真情，也许这是另种形式的报答吧。因为我深知，老师对我的恩情，如同太阳普照万物生长一样，是报答不尽，也无需报答的。
被老师欣赏喜欢的学生是幸运的；而被学生终生记忆的老师是幸福的。”
曾经的故事
晓晓
相信你和我一样，谁也忘不了那个渐去渐远的冬夜。你走来了，玫瑰色的梦点缀着晶莹的雪朵；你走向我，像不羁的男孩子坚定勇敢地走进我的小屋。从此，我的故事里有你，你的故事里有我，我和你的故事成为一间小屋里一盏小灯下的一个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