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社会转轨初期的“休克疗法”使得俄罗斯元气大伤，但是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在法律上放弃包括公民住房在内的广泛社会义务。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拥有获得住房的权利，联邦和地方政府支持建房，为公民实现住房权创造条件。2004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住房法》则规定了政府住房政策的基本方向，表明了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中的主体地位，具体体现了政府的宪法义务。
另外，还有专项法律分别对伤残人、退役军人和低收入者等其他特定群体的住房问题做出了规定。
而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关于住房问题的立法，许多操作依靠阶段性文件，不仅产生了特殊的利益群体，同时，在市场化过程中，住房价格波动过大。因此，对中国来讲，经过十多年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应该到了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并对住房进行立法改革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地方行政主导住房市场的随意性、武断性，保障住房市场在市场化的机制下健康发展。中国只有房地产政策，没有住房社会政策。“因此，要不要承认居民住房的‘社会权利’，并提供有效的保障途径，对于中国不仅是一个立法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根本上关系到中国整体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模式与社会改革的方向。”通过立法手段，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硬约束和稳定资金来源，成为未来住房保障建设的一个关键。确定各阶段保障性住房的量化指标、资金来源和资金数额对本阶段住房保障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详细的保障性住房的量化指标、资金来源和资金数额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根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这个道理。其次，重视住房社会政策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缓冲作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不过，苏联时代的很多优惠政策则作为“遗产”得以继承下来，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物业管理以及许多行业和阶层享受的免费住房、疗养和交通等。住房公用事业包括冷热水、电、气、取暖、维修、电梯以及垃圾清理等30多项与住房有关的服务。这项费用目前主要由地方财政补贴，居民只需要负担很少的一部分。尽管这项补贴使地方财政负担沉重，影响经济发展，但由于此项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因此，为了保障经济社会转轨时期居民的基本生活，俄罗斯政府在推进住房公用事业领域的改革时十分慎重。如果住房公用事业费支出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超过一定比例，国家将给予相应补贴。在住房公用事业逐步过渡到所有居民全额交费的同时，政府仍将对低收入居民给予直接补贴。不过，必须承认，住房公用事业改革的滞后是俄罗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大缺陷。
回顾俄罗斯住房市场的发展过程，对于转型国家最大的借鉴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设置有效的“缓冲区”。这个“缓冲区”的市场化步伐或许不是很快，如同俄罗斯住房市场从1992年到今天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但这个“缓冲区”的根本价值则推动了其他领域快速的改革，缺乏这个改革“缓冲区”的存在，也许看似建立了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社会矛盾的并发可能会加大后期弥补成本。俄罗斯在住房与公共服务市场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休克疗法”，而所谓激进改革即使在其他领域存在，那么其成功的基础也是因为，在涉及社会领域的改革中，保持原有制度基础基本稳定。住房制度和住房社会政策不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质量的改善。俄时任总统普京曾表示，为了保证俄罗斯有活力的、超前的发展，现在需要积极向新的高质量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过渡。俄罗斯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住房社会政策在其社会改革过程中所发挥的缓冲作用，这个经验对于中国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施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启示。
最后，强调政府社会责任，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俄罗斯住房社会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加大联邦和地方预算对住房事业的支持，由完全依靠市场转变为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调节这两个因素有机结合。政府既是住房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住房市场的主体。政府则将市场机制作为履行其社会公共责任的手段。
为帮助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在俄时任总统普京的提议下，俄罗斯2006年出台了经济适用房国家专项计划：国家拨专款保障军人住房，为年轻家庭提供各种优惠，提供按揭贷款的银行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俄罗斯国家长期发展构想的修订方案中，纳入了建立社会廉租房保障措施的有效体系。其中规定：根据排号人的租房合同提供住房保障，并向离职军人和退伍军人发放住房证明。另外，俄罗斯还专门拨款为青年专家建设经济适用房，这一政策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热烈欢迎。例如，滨海边疆区2006年预算共拨款3亿卢布用于实施年轻家庭住房计划。从计划实施之日起，滨海边疆区预算陆续拨出10亿多卢布用于建造和购买住房。滨海边疆区年轻家庭住房计划第二阶段从2007年起开始实施，计划持续至2010年。而为了使住房和公共事业部门适应新时期的工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制定了2010年前住房和公共事业发展战略。该战略确定了住房和公共事业的优先发展方向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的途径和方法，构建可调节的服务市场，建立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住房改造拨款激励和来源体系。
俄罗斯对其住房制度进行改革后，其住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私人住房比重大大提高；住房建设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国家建房的比重上升；住房建设速度加快。尽管近几年俄罗斯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房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困扰着俄罗斯居民，但是，俄罗斯政府已经进一步加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加住房的供应量，以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对居民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论是“住有所居”的表述，还是“居者有其屋”的阐述，都表明党和政府已将这个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应该坚持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坚持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社会政策体系。
俄罗斯近10多年来的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社会政策实施的历程给中国以深刻的启示。以基本国情与人民需要出发，中国各级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
抓住海外并购的战略机遇
●隆国强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中国企业要顺利进行海外并购，必须明确海外并购的目的，要善于利用中介机构的服务，还要提高跨文化整合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把握得当，可以大幅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应对不当，却可能掉入陷阱。
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是从加工组装等国际分工的低价值环节，向研发、复杂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等高附加价值环节延伸。
海外并购是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与市场，而且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一直以来，海外并购都是企业弥补其短板的重要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经营状况较好，市场价值较高，海外并购在经济上未必可行。对中国企业而言，在发达国家投资并购还面临着一些歧视，并购的障碍较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用两句通俗的话说，“以前不愿卖给中国企业的，现在不得不卖；以前卖得很贵的，现在不得不便宜地卖”。所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开展低成本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了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跃升。吉利汽车低成本并购了瑞典高端品牌沃尔沃，把沃尔沃的技术、品牌和中国的市场、低成本加工能力有机整合，实现了企业技术、品牌的大幅提升。中联重科并购了意大利西法公司、三一重工并购了德国的普茨迈斯特，两家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最具竞争力的行业龙头。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并购并非大企业的专利，中小企业也有在海外并购获取技术、品牌或销售渠道的不少成功案例。对寻求价值链突围的中国企业而言，海外并购是一条低成本、省时间的捷径。
金融危机无疑给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何时出手，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出手过早，危机还在继续深化，被并购企业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可能出现“买贵了”的情况。出手晚了，被并购企业的股价快速反弹，也可能错过并购的最佳时机。
当前，海外并购的主要机会应该在欧洲。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企业价格大幅下降，但危机走势不明朗令很多企业不敢轻易出手。随着欧盟一系列救助举措的出台，欧洲金融市场渐渐稳定。2012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开始大举并购欧洲企业，但并购对象主要集中于风险较低的西欧、北欧地区。
要想把握好海外并购的时机，不仅要充分了解被并购企业的情况，还要尽可能把握危机整体的走势。顺势而为，才能适时出手，不留后患。海外并购的风险是较高的，据统计分析，真正能够较圆满实现预定目标的海外并购只有三到四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验明显不足，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机遇时，更要防范海外并购的风险。
一是要明确海外并购的目的。海外并购一定要有利于提升自己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有利于增强竞争力，切不可仅仅因为“便宜”而开展海外并购。二是要善于利用中介机构的服务。要利用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提供各种中介服务，作好尽职调查。三是要提高跨文化整合能力。能否实现并购目标，关键在于并购后的整合，能够把各自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但跨文化的整合绝非易事。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或推行管理的本地化，或吸引有经验的管理人才，才能实现成功整合。
扩大货币互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力更生
●郭生祥金融学博士，澳洲储备银行货币研究所研究员、荣誉主任，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荣誉主席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60%多为美国国内自己持有，40%的为外国人持有，大约是4兆（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是1兆多美元，而中国通过统一的结售汇制度，用人民币统一购买外汇，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量是3兆多美元，其中1兆美元用来购买了美国国债，如果剔除这1兆美元，则两国主权债务对外欠债比例是2∶4=1∶2。
但是美国的主权债务是欠美国之外的，中国主要是欠自己国内的，二者截然不同。换一句话说，美国扩大了4兆美元美国国内的信用，中国是缩小了2兆美元国内的信用。
从宏观意义上说，美国国债的贬值等于美元的贬值，美元的贬值也等于美国国债的贬值，这是大势，具体来说，有时候美国国债稍稳定一点、美元贬值一点，或者反之，彼此之间此高彼地一点，二者之间的波动，最大的受益者是庄家，是美国。固然对美国国债来说，二者贬值，美国国内的受害占60%，国外占40%，但是美国的受害是真正的肉烂在自己锅里，而国外的受害才是真正的受害；同样对于美元贬值，尽管美元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内，石油美元、制造业美元还是占小头，但一个贬值是肉烂在自己锅里，一个却是真正的受害。
烂在自己锅里的，通过财政税收、医保社保之类是可以调剂的。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形势，必须清楚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美元贬值是复兴美国经济的最优选项。相比消费与投资，投资要寻找新的投资对象，消费要增加人们的收入，由于涉及的面较广、较深，估计难以一蹴而就，目前看来比较立竿见影的就是增加出口，要增加出口，短期内最快的办法就是美元贬值。
第二，美元贬值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拿捏好贬值的大小、进度、幅度，以便把损失对经济的破坏作用降到最小，效用发挥到最大，同时需要把握好哪些是对美国经济最有利的，其次才是关联经济体，或者再是世界经济。
我们只说哪些对美国最有利，比如贬值过头，过快过大过激，外贸迅速失衡，特别是进口迅速下降，对于依赖石油美元、制造业美元的美国，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万一贬值不够，起到的作用有限，对出口还是不利，而且如果贬值过快，则对于股市、债市会造成巨大波动，对于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巨大破坏。
一般来说，美国国债贬值，比如扩大欠债上限，那是直接让别人的外汇储备缩水，如果让美元贬值，则打击的是别人的出口，很多时候国债与美元是同时贬值的，但是有时候还是可以一个相对稳定，一个相对贬值，出现一定反差、背离现象。
一般来说，如果新兴经济体复苏过快的话，那么美元可以贬值慢一点，如果复苏过慢，则美元贬值快一点，美元博弈的优选是雪上加霜，而不是雪中送炭，这对美元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新兴经济体的复苏时间过长，对于美元也不利，于是美国的最优策略是交替贬值，那时间就不能过短，但是也不能过长。
如果每半年制造一次美元事件，把危机贬值的风险主要传导给世界，那就是上策，根据这个分析，不排除美国决策者希望在未来3？5年内恢复美国经济，但这是一厢情愿，只要美国坚持这种自私策略，很可能会造成世界经济5？10年的复苏期，在这么漫长的复苏过程中，美元将持续地走在下降的通道上。
根据以上两个判断，会出现一个最坏的结果，那就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