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终于失去了耐心，下午放学的时候，他没有再让栋梁带着我和毛小末去等着看鬼火，而是在把拳头砸到我的课桌上，铅笔都震得跳起来。他的个头真大，看起来不只比我大两岁，倒像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他站在我面前就是一堵墙。
“你不相信那是鬼火？”他说。
“不信。”
“那个火球你也不相信？”
我不说话。毛小末收拾起书包要从后门跑掉，红旗指着他：“你，毛小末！”栋梁利索地跑过去，把后门堵上了。
“我会让你相信的。”红旗说，脸上又是他爸当年喝多了的表情。
我知道麻烦来了，他要动手了。幸亏教算术的田老师来教室，她来找丢在讲台上的钥匙，我和毛小末趁机跑掉了。第二天我和毛小末就变聪明了，一下课就往老师跟前凑，放了学也跟在老师身后走，红旗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躲了三天，我和毛小末都很平安，接下来就有点懈怠了。而且我发现，红旗好像也懈怠了，看不出要对我们弄出什么动静了。
毛小末问我：“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说。“等着吧。”
果然，在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红旗动手了。他念念不忘，动了手就见血。够狠。现在的问题是，他兴致高昂，我不会时时都能在手边找到半块砖头的。
第二天，毛小末从栋梁那里传来话，栋梁说，红旗就等我一个字：信。说了就完事。“你就信了吧，”毛小末说。“管他什么火。不就张张嘴么，又不是丢几毛钱。”
毛小末一手捂着头上的疙瘩，一手拽着我，我们去红旗家告诉他，信。第一趟红旗不在家，我们又去了第二次。我还是觉得开不了口，就在他家旁边的路上等，毛小末去找他。
我坐在路边上，找了根枯草梗放进嘴里嚼，心中充满了无以名状的悲凉感。那么大的野地就这么一户人家，它和村庄其实只隔一小段路和一座桥，但我已经觉得它远在世界之外了。不远的地方是红旗家的稻草垛，高高隆起在屋后面。我听见风吹草动一样的声响。我抬头看看光秃秃的树梢，一点风丝都没有，而草依然在响。我伸长脖子仔细看，草垛竟然在微微地晃动。再仔细看，又不动了。这时候毛小末回来了，丧气地说：“不在。”
我们往回走。毛小末说：“门都没锁，就是没人。院子里还有一辆收酒瓶的自行车。”
过了桥我突然想起了草垛，我不敢确定它到底动没动过了。“他是不是钻草垛里玩了？”
毛小末觉得有道理，我们在月光底下藏猫猫就经常钻草垛，藏着藏着就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又掉头往回走。快走到红旗家，看见草垛里露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头，我想可能是遇到小偷了，赶快和毛小末躲到路边干涸的水渠里。我们看见那个男人张望一下才从草垛里出来，匆匆忙忙地扯掉头上和身上的稻草，一瘸一拐地转到前面的院子里。原来是上河的廖神腿，收酒瓶子的，一年到头在周围几个村子转悠。因为是个瘸子，姓廖，叫他廖神腿。
“抓小偷？”毛小末声音都变了。
“等一等。”
草垛里又钻出个脑袋，头上沾了再多的草我也认出来了，红旗他妈。她回到院子里，廖神腿已经骑着带驮篮的自行车上路了。过了桥他就吆喝起来：“有卖酒瓶子的么？有酒瓶拿来卖啊。”
“他们，”毛小末的两根食指头对头地碰了几下，嘿嘿地笑起来。“现在怎么办？”
“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