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佟书记因为他想在学校里批判“****机会主义”的计划，碰到了黎校长和丁副校长一软一硬的两颗钉子，心中不免有些憋气。眼下，学校的饥荒又是那么的严重，师生们的粮食定量尽管增加到每月二十四斤，但因大家身体贮存的能量已经消耗到维持生命的最低临界点，浮肿的，卧床不能行动的越来越多，学校的教学和其他各项工作都乱了套，发生饿死人的事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佟书记面对这一严竣的形式，更是一筹莫展。
元旦刚过，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二十度以下，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雪，创下了这个城市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降雪之最。
瑞雪，并没有带给人们来年大丰收的希望，因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是广大农村已经大伤了元气，种子没有了，耕牛没有了，亿万农民都挣扎在饥饿线上。
银妆素裹的校园，也没有给生活在这里的师生员工们带来心旷神怡的心情，而是面对着茫茫的白雪，仿佛自己生活的这个星球又进入新一轮冰河期。
期末考试前的一天晚上，全校的暖气第一次发生停供现象，姚惟诚和同宿舍的三名同学吃过晚饭，都钻进被子准备睡觉。玻璃窗上结了厚厚的冰，窗缝里吹进来的寒风如尖刀般的刺人，整个宿舍如同一个冰窖，冻得他们都无法入睡。
上铺上的汪怀民索性抱起被子下了床，挤进姚惟诚的被窝里，又把他的被子盖在姚惟诚的被子上面。另一个上铺上的禹长安看到后，也如法炮制，与谭哲兴挤在一个下铺上。
他们的这个抗寒措施倒是有点效果，但难耐的肌饿是无法抵御的。汪怀民摸了摸自己的肚皮，在姚惟诚的耳旁说：“我的肚皮陷下去了一个大坑，成了‘吐鲁番盆地’。”
“你那是‘四川盆地’。你摸摸我的肚皮，那才是‘吐鲁番盆地’。”姚惟诚回了他一句更俏皮、更形象的话。
“凭着亲身的感受，我觉得‘******’以来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对生产力的破坏太惨重！解放十年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即将毁于一旦。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谁不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焦虑呢？”汪怀民又在叨叨着。
“你小声点好吗？像是惟恐别人听不见你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姚惟诚警示汪怀民。
“姚惟诚，你用不着替他担惊受怕。我已经听到他说的话了，而且与他有同感。”禹长安说，“现在，报纸、广播批判彭德怀‘****机会主义****集团’的火力越来越猛。而伴随大批判的声浪，我们却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形势大好，肚子吃饱？那是胡扯蛋！******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失调，关乎民生的物资供应已经全面匮乏，我们的广播、报纸还睁着眼睛说假话，岂不是历史的耻辱！”
禹长安的话音刚落，熄灯时间到了，宿舍里一片漆黑。
姚惟诚扒在床沿上小声地对禹长安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敢说这样的话。不怕别人把你检举了！”
“‘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已经把人饿成有骨头没肉的骷髅了，阎王爷已向我们频频招手，我还有什么怕的，谁想出卖我就去检举吧，把头割下来也是个碗口大的疤。死了，倒比活受罪强。”禹长安继续在发牢骚。
谭哲兴一听这话就有些不安了。他想全宿舍的四个人中，只有他没说话，禹长安最后说检举的事是不是针对他呢？为了表明自己不会出卖同学，这个一贯懦弱怕事的谭哲兴，终于把藏在心里的话来了个一吐为快：“今天晚上的暖气为啥停了，就是因为煤炭供应中断。我有个在市政府工作的表叔告诉我，全市的暖气已经时供时停，一些工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汽油的短缺使公路运输半瘫痪了，公共汽车一半多入了库，部分能行驶的车辆都在车顶上背着巨大的煤气包，用煤气替代汽油。今年凭票限量供应的棉布、棉花，听说还要降低标准，棉布人均不到三尺，仅够做一条成人的裤叉，何谈做衣服、添铺盖呢。上个星期天我去城里看了看，生活日用品供应越来越紧张，甚至连锅碗瓢盆、针头线脑什么的也成了紧销商品。大街小巷，到处是为抢购日用品而排的长队。现在，人们一见到排队，也不问卖的什么东西，都盲目地跟在后面排了队。我那个表叔说，这叫‘通货膨胀’。中央已允许各大城市的一些国营饭馆销售高价食品，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回笼货币。”
姚惟诚本来是个肚子里装不住酥油的人，只因为韩雪一再叮咛他嘴上贴封条，对形势有什么看法不要到处乱讲，而要咽在肚子里，所以就一直没有说话。但三个室友的谈话能不感染他吗？他听着听着，便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对形势问题的自发讨论。
“我今天从裴准那里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的重灾区师大，在不到一周时间里先后饿死了两个学生。其中一名农村学生收到家里给他寄来的干蘑菇，用开水泡发，一次吃了半脸盆，当天晚上腹部疼痛难忍，被同学们送到校医室。医生询问情况后，只说是食物中毒或者是肠梗阻，就赶紧送医院抢救。刚到医院门口，这个同学就没气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饿魔’夺去。另一名河南籍的学生期末考试前夕的一天下午，去火车站预购回家的车票。等他排队买到票时夜幕降临，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只好步行回学校。晚上十一时多，他走到毛纺厂门口时，忽然跌倒在人行道上昏厥过去。冬天的夜晚马路上没有人，到天亮，厂里的门卫发现他时，已经成了一具冻僵的尸体。厂里的人从他胸部的校徽得知是师大的学生，就打电话通知了学校。尽管校方对这两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还在保密，但死人的噩耗还是不胫而走，传到了省城的各大院校，使师大成为‘路透社’猎奇新闻的聚焦点。师生们虽不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但无不担心下一个暴尸街头的人会不会自己。”
“算了算了，再不要谈这些事了，让人越听越怕，还是睡觉吧，说不定梦里还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手抓羊肉呢。”禹长安说完，他们自发的讨论会随之结束了。
在师大，对形势持如此观点的人，岂止是姚惟诚宿舍的这四个学生呢？他们说的那些话或许是全校师生员工发自肺腑的共同心声。
佟书记也不是桃花源中人。他从不同的渠道听到了师生们对他怨声载道的议论。尤其是他所担心的非正常死亡已经成了现实。他察觉到自己已经四面楚歌，原先想掀起批判“****机会主义”高潮的计划，此时，不说力不从心，就连自己都已产生了彷徨乃至动摇。郁闷、烦躁和营养不良，终于击倒了他那久病的身体，不得不“三进宫”住了医院。
两天后的下午，黎校长和丁副校长去医院看望他。黎校长先是安慰他安心住院，养好身体。然后征求他对学校当前工作的意见，看他还有什么突发的奇想。
佟书记这次是出乎黎校长的意料之外，一反常态，以平和的口气说：“感谢二位在白忙中抽空看我。这几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这一方面是疾病缠身，而更重要的是当我面对学校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时，自己已经觉得愧对全体师生员工。学校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特别是两个学生非正常死亡，师生们自然会把我视为罪魁祸首！我多么想和你们一起，共同去战胜困难。谁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又病倒了，不得已住进了医院，而把十分沉重的工作任务留给了你们二位，我于心不安呀！现在，学校的工作我只好拜托给二位了。我只希望你们排除一切干扰，千方百计缓解学校当前的困难局面，千万千万，再不能发生非正常死人的事。不知二位是否同意我的意见？”
黎校长听了这段话，明显地感到他不像先前那样固持己见。这说明他开始承认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了。他有这样的态度，以后的工作就好开展。
在即将离开医院时，黎校长对他说：“请佟书记放心，学校的千斤重担暂且由我和老丁扛着。在这个特殊的困难时期，最重要的是我们领导之间的相互理解，同舟共济。只要我们的认识统一了，班子团结了，连泰山都能移，还能闯不过目前的难关！如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们及时向你请示汇报。”
回学校的路上，黎校长问丁副校长：“你对佟书记今天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他是把‘擦屁股’的事留给了我们。”
“老丁呀，你这就不对了，我们要允许他犯错误，更要允许他改正错误。你难道没有发现他今天以一种忏悔的心情跟我们谈话？我从他的语气中发现，他对‘******’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有所认识。他有这种态度，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干了。回去我们开会研究研究，采取什么措施度过目前的难关。”
丁副校长听后说：“经你这么一点拨，我也明白了。今后有什么重大任务，你只管交给我，我一定保证完成。”
当天晚上，黎校长主持召开了党委会和校务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缓解眼前困难局面的措施。他归纳了与会者的意见，作出了具体的安排部署：“首先，考虑到煤炭供不应求，寒假期间学校的暖气可能会时供时停，各系要尽最大努力动员学生们回家，不要让他们留在学校，继续挨饿受冻，再出现非正常死亡。鉴于数学系那个学生因买车票而被饥饿和寒冷夺去生命的惨痛教训，请丁副校长亲自出马，同铁路部门取得联系，火车站送票到学校。我特别赞赏丁副校长的意见，在这个寒假，我们要以‘宁可牛挣死，不让车翻过’的拼搏精神，去争取省上有关部门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把目前的困难化解到最低程度。具体怎么作，刚才我与丁副校长已经分了工，学校有关部门还需大力配合。”
寒假一开始，黎校长多次找省上有关领导汇报学校的困难，终于把师生们的口粮标准恢复到原先的每月二十八斤。
年过半百的丁副校长，在整个寒假里带着膳食科的负责人，跑完东北跑新疆，凭着他与生产建设兵团和铁道部门一些战友的关系，从北大荒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购进了一批黄豆、包谷、菜油、甜菜等食品。
在校务会上讨论分配意见时，丁副校长提出将这些食品按人头分配到各员工食堂和学生食堂。另外，留出一部分黄豆，给年老体弱的教授、副教授每人每月补助五斤，其中包括已重返讲台的被划为“****分子”的那部分人。
在讨论中，大家又补充了一条意见：按省上有关通知精神，在副食品补助对象中应列入校领导中的年老体弱的同志。但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原则同意的前提下又提出疑问：给划为“****”的教授、副教授补助黄豆，是不是向资产阶知识分子妥协？
黎校长从他的话中意识到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反“****”斗争中泛起的“左”的思潮，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便义正词严地说：“我在延安时期从事教育工作六年多，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全国的知识阶层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作家丁玲、音乐家冼星海、著名记者范长江等许许多多向往延安的知识分子，冲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军事封锁，从全国各地展转云集延安，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张澜、沈钧儒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与反动派作了殊死地斗争，其中李公朴、闻一多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而献出了生命；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了筹备新政协会议，在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陆续从敌占区和香港等地秘密到达解放区，而后又到了解放不久的北平，济济一堂，共商国是，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卓越的贡献；解放后，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竺可桢等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纷纷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毛主席、周总理更为他们返回祖国作了大量的工作，才使他们排除国内外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回到在礼炮声中诞生的新中国。毋庸置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付出的心血和生命分不开。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需要争取和团结更多的诚心实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即使是被划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又有真才实学，我们也应该关心他们。这本身就体现了党对他们团结改造的政策。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政策，他们反而会产生一种失落感，不信任感，变积极为消极，其结果是把这部分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拉过来，反而会推向对立面。”
丁副校长从黎校长的发言中得到启发，回忆起了抗日战争中的一段往事。他问在场的同志：“抗战中震惊中外、让日寇心惊胆战的地雷战的地雷是什么人造的？”许多人面面相觑，只是摇头。“我告诉你们，是吕正操将军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在地下党的协助下，秘密地把清华大学等平津高校的几位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请到冀中抗日根据地研制出来的，又从八路军、游击队中培训了一大批制造和使用的人才。可以说，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