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的悲剧人生看起来似乎是由“哭庙案”这一偶然事件造成的，但是回过头来看一看，其实一切都是注定的，他最后命断三山街，可以说是一种在劫难逃。
金圣叹原姓张，名采，字若采，出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的一个中落的书香门第。早年便以才思敏捷、言语幽默、举止无羁而名闻乡里。明亡清兴后，他变姓金，更名喟，一名人瑞，别号圣叹。他为什么改名换姓，坊间有这么一则传说：
金圣叹第一次参加县试，见试卷上的考题是“西子来矣”，他便一时兴起，竟忘了这是严肃的考试，忘了“起承转合”等八股法则，开笔便写道：“开东城也西子不来，开南城也西子不来；开西城也西子来矣，吾乃喜见此美人矣……”这样的文章自然让考官大跌眼镜，他大笔一挥，批道：“美人来矣，可惜你一个秀才丢矣！”
就这样，金圣叹第一次科举便这样铩羽而归。
来年，他只得冒名金人瑞去长洲的邻县吴县再去参考。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将文章写得语必有典、老气横秋，果然中得了秀才。只是他既是冒了金人瑞的名中得的秀才，也便只好冒下去了，于是原名倒渐渐被人忘了。每有人问他“圣叹”二字作何解时，他说：《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
这个传说当然不能全信其真，但对照有关史料，其中有几点还是可确信的：一是金圣叹的确曾科场名落孙山；二是本是长洲人的他，其秀才功名的确是在吴县获得的；三是他的确变更过姓名。透过上面的几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究竟什么原因败走科场，作为长洲人的他究竟又为何最终在吴县获得功名，他变更后的姓名背后究竟又有着怎样的深意，我们都很难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很清楚，这就是金圣叹本性对于科举的态度是多少有些不屑的。
这里我们不妨作些推断。科举考的是八股文，金圣叹对于八股文并不是不懂，相反事实上他还很有研究，这从他后来试图用八股来解诗这一点就足可证明；再加上他的才学，在科场上写出一篇中个秀才的应试八股文一定不是什么难事吧！然而他最终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不一定如传说的那样，真是因为写了“开东城也西子不来，开南城也西子不来；开西城也西子来矣，吾乃喜见此美人矣……”的文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是没按科举考试的八股要求好好写。而这本身不就是对科举的最大不屑吗？
再则，一试失败了，他竟然变更姓名去邻县再考——不管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去邻县考试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但这里面事实上多少有一点与考官捉迷藏的意思，而本质上则也确是对于貌似神圣的考试本身的一种不屑吧！
如果说上面的这则故事，背后多少还有一点真实的影子，那么下面这两则故事恐怕就只能读之一笑了：
（一）
那一年岁试，题目是《如此则动心否乎》。金圣叹在文章的最后写了这么一段：“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女一人。试问夫子动心乎？曰：动动动……”
金圣叹竟然连书39个“动”字作了文章的结尾。
考官见他第一个交卷，打开试卷一看，只见文末一大串“动”字，很是不解，便问他：“此是何意？”
他笑着回答说：“还没到四十哩。”
他见考官还没想过来，便进一步解释说：孔圣人不是说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吗？没到四十，如今空山穷谷之中突然有黄金万两，荒郊野外突然有美女一人，夫子你能不动心乎？《诗经》里不是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吗？
金圣叹如此戏弄考官，竟然还引经据典，自然也是对经典的亵渎，对圣人的不恭，最终自然是名落孙山。
（二）
又一年，岁试的题目是《孟子将朝王》。金圣叹又是第一个交卷，考官接过试卷一看，只见他只在试卷的四个角落各写了一个“吁”字。考官自然不解，问他何意。他先是十分恭敬地作揖说：“小生不敢道出原由来。”考官见他如此恭敬，便说：“但说无妨。”
这时他才煞有介事地解释起来：这个题目共五个字，这五个字中前两个字是“孟子”，可在这个题目之前，已有四十篇《孟子》了，所以题目中“孟子”二字不必作了；至于“朝王”二字，《孟子》中已有见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都是“朝王”，所以题目中“朝王”二字也不必作了。题目中五个字中只有一个“将”字可以作文。但是大人没见过戏台上将出场吗？一般都是他出场前，都要有四名内侍肃立左右，口呼“吁”声，这样多威风呵！我的试卷上正是四名内侍立在四角高呼“吁”声呵！
类似这样的科场故事，在江南民间流传有很多，虽然它们都属于“一笑读之”之类，但问题是这些故事为什么都会被附会在金圣叹身上呢？唯一答案只能是，它们对于金圣叹来说“事所必无，情所必有”。在这些故事中，金圣叹或故意用冷僻的典故难为考官，或故意用粗俗故事挖苦考官，同时又让考官抓不住把柄——只有金圣叹才有这样的能力，也只有金圣叹才有这样的胆量！而他的能力自然是来自于他广博的学问，而他的胆量来自于哪儿呢？只能来自于他对于科举的不屑。因此，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本身，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金圣叹的确对科举充满了不屑。
一般读书人，最热衷的莫过于功名了，然而金圣叹却对获取功名的考试如此不屑，其结果对于他来说，一是获不到更高的功名成为一种自然——他终生也就只是个秀才；二是更加成就了他这种似乎是先天带来的“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异类，而这样的异类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苏州，原本是很危险的。
二
纵观中国历史，苏州（当然也包括其周边地区），这块永远被吴侬软语和荷香清流浸泡着的土地，早在春秋战国时因吴越争霸，曾一度弄得动静较大，但此后一千多年里，都不曾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大的动静，那儿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后花园，总给人桃红柳绿、月白风清的印象；生活在那儿的人们，多数时候衣食无忧，因此他们做事不急不躁，说话细声细气，连吵架也常常被北方人讥作如唱歌；他们喜欢读书、绘画、吟诗、属对，他们不喜欢怒发冲冠、拔刀相向，更不会“说走咱就走，路见不平一声吼”。然而时至明朝中晚期，由于这块土地上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那里人们的生活节奏被一下子打乱，人们的眼界和思想更因此而被打开了，随之这块土地似乎忽然间热闹了起来，也坚挺了起来。
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明廷为了榨取更多钱财，派遣税监孙隆到苏州，勒索客商，还规定每台织机征收税银三钱，每匹绸缎征收税银三分。愤怒的机工在葛贤的领导下暴动了，2000多织工与染工，包围税署，以乱石击毙孙隆的爪牙黄彦节，火烧汤莘、丁元复等土豪劣绅的住宅，孙隆吓得逃往杭州。随后，江南十几个城市也都先后爆发了城市人民反税监、矿监的斗争。为此明廷被迫撤回了全部税监、矿监。
明天启年间，贯喜吟诗属对的江南才子们，突然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结成“东林党”，与此时把持朝政、凶残专横的“阉党”魏忠贤进行斗争。苏州进士周顺昌等一批义士被魏忠贤所捕杀，苏州市民怒不可遏，聚起万余人到巡抚衙门请愿。小井市民颜佩韦等挺身而出，要与苏州抚台毛一鹭（魏忠贤的义子）辩论，毛被吓得藏进了茅厕。事后毛竟诬奏苏人造反，捕去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马杰等五人，并处斩，但五人临刑时，谈笑自若，面无惧色，痛骂魏阉不绝口，远近民众，无不泣下。五人被杀后，苏州人士捐金将五义士殓葬于毛一鹭为魏忠贤修的生祠内。此后，题咏五义士的诗篇不一而足。明末清初苏州戏曲家李玉据此写成传奇《清忠谱》；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撰写了《五人墓碑记》，赞扬五义士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至今还被收在高中语文教材中。
明朝灭亡后，清人的铁蹄如急风暴雨一般踏遍了中国，所到之处几乎无不摧枯拉朽，但江南的泥水却让它深陷其中好一阵。尤其是面对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头令”，江南的士子的头颅竟一颗颗高昂得比谁都高。
顺治二年，离苏州仅百里的江阴，以一座县城和六万临时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对24万清军铁骑，孤城碧血竟81天，最终使清军付出了折三王十八将、死75000骑的沉重代价。最后，即使城破，全城仅余53口，终也无一降者。这不但让多尔衮惊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也让顺治皇帝惊出了一身又一身冷汗。
清朝统治者在吃惊之余，不能不对江南这块看起来软弱的土地刮目相看，也不能不对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而特别地留心。这一留心，便使得江南在有清一代特别容易发生“文字狱”和“科场案”。这便是江南士子们集体的命运。金圣叹当然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
有人将金圣叹的“哭庙案”归于文字狱，其实是不对的。
金圣叹自始至终都并没留下任何构成有“谋逆”之嫌的文字，他的“谋逆”之罪来自于“哭庙”事件。
那是在顺治十八年，也就是顺治皇帝死的那一年。二月，顺治皇帝驾崩，哀诏传到苏州，大小官员都设帐哭灵，而就在此时，一场学潮却在悄悄地酝酿和组织着。江南士子们天真地想借百官哭灵的机会，掀起一场声讨和控诉贪官吴县县令任维初的风潮，以期达到驱逐他的目的。
二月初四日，一群秀才书生一百多人，跑到文庙大哭，并散发揭帖，控诉任维初“监守自盗，盗粜仓米”，请求苏州知府朱国治驱逐任维初，而这一百多书生中，可能就有金圣叹。然而单纯的书生们哪里知道，一是他们实在是选错了时机，二是他们原本哪里是老奸巨猾的官僚们的对手呵！官僚们只略施小计，书生们便败下阵来了。
朱国治不但对书生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与任维初上下勾结，抓住当时乃顺治帝治哀初临之日，上奏称诸生在文庙“鸣钟击鼓，震惊先帝之灵”。
如此一上纲上线，还得了！于是金圣叹等18名书生全部获罪被捕。清朝统治者当然清楚苏州人的厉害，因为在明朝时，苏州就曾多次发生过劫抢法场、冲击官府的事件，更何况此时清朝立国不久，江南人并没从内心完全归服，稍不小心，一个小火星就会生成燎原之势，这是清廷统治者所绝不愿意看到了。因此，几乎是在对18名书生实施逮捕的同时，便迅速将他们押解江宁严审。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