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与朱耷有许多相同，一是二人本都是“金枝玉叶”，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朱耷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世孙，宁献王朱权之后。二是他们都是在二十多岁时遇上了国破家亡，且都亡于外族，面临的人生尴尬完全一样。然而后来两人的人生选择却完全不一样，赵孟頫选择了仕元，朱耷选择了将明遗老做到底。这样一来，朱耷现实生活中虽然贫困不堪，但他的艺术反倒因此而得到了成全，其人格也因此而得到了升华。从此在他的笔下，那些或缩成一团，或伸长脖子，或白眼朝天，或眼睑闭成一线的飞禽游鱼，成了他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方式的最形象表达，那些逸笔草草勾成了残山剩水、枯枝败荷成了他心目中江山故国的最真切写照；那用秃笔写成了的“八大体”书法，成了他那颗孤寂清冷的心灵中抽出的无头愁丝，总之他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因贫困而不免尴尬，但是他在历史的天空中艺术与人格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是赵孟頫所永远也无法企及的，与朱耷相比，赵孟頫所有的艺术尴尬都是活该。
王铎与赵孟頫相比，他虽非王孙，但在明朝时曾官至尚部，身份之尊贵比之赵孟頫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一点与赵孟頫相同，这就是都入仕新朝了。然而王铎与赵孟頫又有不同之处：一是他的入仕新朝不但可以实实在在地用一个“降”字，而且他似乎降得干干脆脆、大大方方、完完全全。1645年春，当多铎率领清军在南京兵临城下时，此时王铎是南明的礼部尚书，照理说，他此时忠要报国，义要捐躯，更何况前有史可法，后有黄道周、倪元璐，都可谓是榜样。但是王铎却与宰相钱谦益一番商量后，决定主动打开城门投降清军，什么气节、大义等等，完全被置于了脑后。正是为此，王铎与钱谦益成了历史上的一对活宝。入清后，钱谦益这位江南名士，或许是毕竟读过那么多圣贤书，或许是身边有个峻峭崚嶒的柳如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对于自己的投降总算还表示出了一些悔恨，至少有一些抑郁和耿耿于怀；倒是王铎，这样的感情他是一点儿也没有。据史料记载，弘光小皇帝被拘后，多铎大概是出于一种看好戏的阴暗心理吧，竟安排弘光与明旧臣、遗老君臣相见。钱谦益一见旧日之君，立即伏地不起、恸哭不已；而王铎相比之下却潇洒得可以，他不但不再下跪，而且出语惊人：“余非尔臣，安所得拜？”此情此景，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电影里一些汉奸，为了在鬼子面前表示他的“忠诚”而故意作践和污辱自己曾经的战友。但王铎的表现是真实的生活，不是演电影！因此，他很快得到了清廷信任，官越做越大——这一点似乎也与赵孟頫一样，但他们各自所凭借的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照理说，即使他们在人品上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但赵孟頫的五十步毕竟好于王铎的百步呵，对赵孟頫也应该更宽容一些才对；即使再退一步，对待赵孟頫至少应该与对待王铎一视同仁，而不应该更苛求赵孟頫吧？然而奇怪的是，事实上后世的人们对于王铎似乎比对于赵孟頫宽容许多。王铎的书法艺术似乎没有赵孟頫书法艺术的尴尬，因为很少有人也说它是“奴书”。对于王铎人们几乎已有一个定论，这就是“政治小人，艺术天才”——在王铎身上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似乎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在赵孟頫那儿就是难以体现，或事实上体现得很少。赵孟頫为什么会落得这样呢？难道是王铎的艺术水平比赵孟頫高许多吗？
众所周知，赵孟頫与王铎在艺术上都是主张复古的，然而事实上他们艺术上的复古主张，体现在实践中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赵孟頫的复古主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和坐实元代统治者“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的文化政策，他的复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翻版、一种注脚，这就注定了他艺术上的“复古”，只会在体势、笔法、章法等一些艺术的形式上模拟古人（赵孟頫尤其模拟的是二王），且往往表现得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不可能追求到古人的那种创造的精神、自由的个性和内在的气质。而王铎在这一点上与赵孟頫不同，他一面说，“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今易古难，今浅古深，今平古奇，今易晓古难喻，皆不学之故也”，但与此同时他又说，“他人口中嚼过败肉，不堪再嚼”，主张学书要像“虎跳，熊奔，不受羁约”，“文要胆。文无胆，动即局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由此可见，王铎艺术上所主张的复古，很大程度上倒切入了艺术的本质，这就注定了王铎的笔下必定有许多与古人不同的东西出现。再加上他身上又是那种连投降也投降得很大胆、很干脆、很坦荡的性格，所以他无论是生活中还是艺术上，都不会如赵孟頫那样患得患失、斤斤计较。这一切注定了王铎的书法确实上得了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准。傅山是与王铎同时代的另一位书法大师，是一位将明朝遗老坚决做到底的很有气节的隐者，他对于王铎的为人是不可能认同的，但是对于其书法评价却很高：“王铎四十年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后世如康有为者，也说王铎书法“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劲”。总之，王铎虽然主张复古，但他的笔下毕竟出现了许多古人笔下所不曾有过的新东西，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高明、是不是美好、是不是经典，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它是新鲜的。而赵孟頫笔下缺少的就是这些新的东西，即使你对二王模拟得再惟妙惟肖，但终究你不是二王呵！既有二王了，何必还要你呵！所以我常常想，人们说赵书为“奴书”，倒并非是骂赵孟頫仕元而做了元人的“奴”后所书，或许更多还是从他缺乏艺术的开拓精神和创新勇气这一点上来说的吧？
尴尬是赵孟頫的宿命，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
那么造成他如此尴尬的原罪是什么呢？当然是政治！
艺术与政治不同，各有其应该遵循的规律，政治不能代替艺术，艺术也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我们以前过于强调艺术从属于政治，这是对艺术的伤害。但今天一些人似乎又过分强调艺术要远离政治，强调人性，强调个人，以至于《色·戒》这种公然歌颂汉奸的电影竟然也能上演，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再一次明确赵孟頫人生与艺术双重悲剧的意义了。
对艺术执著如赵孟頫者，最终还是因政治而让他的艺术无比尴尬。一个人的艺术是一个人人生的最好注解，赵孟頫的艺术当然也是他人生的最好注解，但只有理解了“贰臣”的赵孟頫，方能理解作为艺术家的赵孟頫。换言之，没有“贰臣”的赵孟頫，也就没有作为艺术家的赵孟頫。
一个尴尬的艺术家，其全部尴尬人生只为了成全其尴尬艺术——这不就是赵孟頫吗？
五
此刻，我在“赵孟頫故居”前，垂手而立。
我不远百里赶来瞻仰赵孟頫的故居，本身便是对他的一种遥遥的祭拜。是的，我是祭拜这位七百年前的书法前辈来了！他的文化理想也许并不是成为这样一个尴尬的艺术家，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每当文化理想与现实政治相抵牾时，屈服的一定是文化理想。但赵孟頫毕竟有所坚持，他最终没有做那种为一个亡朝名义上玉碎而实为无谓的殉葬，也没有用自己的艺术作敲门砖去无耻钻营，他在自始至终的冷嘲热讽中构建起了自己真实的文化人格，并执著追求着自己并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幸福，直面迎击着人生赋予他的厄运与痛苦。
公元1322年，赵孟頫去世，享年69岁，这个年龄死去在那个时代也算是寿终正寝了，死后皇帝追封他为魏国公，谥号文敏。虽然他至死也背着个“降”字在身，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就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任何时候任何方面我们似乎又很难说他是一个“叛逆”，相反似乎是个标准的“循吏”。据说他到逝世的那一天还坐在桌前写字，他最后留给人间的除了他的字，一定还有他那一如既往的平和的笑。
我想了这么多，竟还没走进“赵孟頫故居”。天已近午，还是赶快进去吧，要不会关门了！
但愿我就此真能走进赵孟頫的精神家园。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将公元前338年函谷关前的一个傍晚不但描写得惊心动魄，而且别有意味：
一辆用黑色帏幔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马车急速地从秦都咸阳直驶向函谷关而来。
车抵关前，随着车夫“吁”的一声喝令终于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人，他看了看眼前这座重兵把守的关隘，又眺望了一阵远方群山之巅将要落入山间的夕阳，吩咐车夫和随从，就近找家旅店住下，明天一早出关。
函谷关是秦国东方的一个最重要关隘，它依着山势而建于肴山屿口，是关中（所谓“关中”，即“函谷关中”的简称）通往东方六国的唯一通道，从秦国出了函谷关便出了关中，也便出了秦国。函谷关形势之险、位置之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然而，任凭车上下来的一行人与店家好说歹说，店家就是不肯让他们住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没有出关的通行证。
函谷关位置太重要了！所以秦国向来对之把守严密，不但常年驻有重兵，而且还为关隘及其周边设施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法令，其中有一条：无论任何人，若没有国家签发的过关通行证，不但不能通关，而且在关隘附近的旅店住宿也不行；店家若有违反，将治以重罪。这伙人没有通关证，店家自然不敢留宿。
然而天色将晚，他们能往哪儿去呢？随从模样的人不得不一次次向店家求情，最终不得不报出了自己主人的名字，并说秦国的所有法令就是由他制定的。但是店家还是怎么也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中年人会真就是他们大秦帝国的大良造（相当于后世宰相）商鞅，因为在他们想来，若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真是大良造，他为什么事先不为自己签发一张出关通行证呢？
然而店家哪里知道，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确确实实正是商鞅，不过他此时已不是秦国的大良造，而是头上顶着“谋反”之罪的逃犯，他此行并不是为国事而欲出关，而是为了逃命——当初逃出咸阳时，或许是他根本就来不及签发，或许是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竟然也需要一张小小的通行证！
然而，没有通行证，店家决不肯让他们留宿，商鞅不禁仰天长叹：“没想到我商鞅立法无数，到头来竟然落得个作茧自缚、作法自毙的下场……”
此时的商鞅，不但陷入了人生的大尴尬，而且陷入了生死存亡之秋。
司马迁是史笔，即使他不在文末的“太史公曰”中明确发表“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的评价，仅凭他用春秋笔法记叙的商鞅逃离秦国过程中的这个故事本身，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对于商鞅所遭遇的尴尬并无多少同情，相反字里行间似乎倒有点说他是活该。
“通古今之变”如司马迁者，为什么会对他少有同情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