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成正要发作，猛听得窗外轰然一阵欢呼声。大家一起往外看，原来是学生队进球了，小队员们奔走相庆，场外观看的村民都在为他们叫好，秧歌队的那些妇女则趁机向场上的男青年们起哄。
“这个小余可是个人才啊！”宋德志跷起二郎腿，嬉笑着借题发挥：“姜支书，我敢打赌，你那些秧歌队的人别看个儿大，肯定踢不过小余带的这些孩子！”
“你说赌什么？”姜志成怒目以对。
“不用别的，咱就赌中午饭。”
“这可是你说的！”姜志成笑了，右手一根食指点着宋德志，“按说你远来是客，该我管你一顿饭；你要这么说，中午可就得你安排大伙了。待会儿上面领导还要来，你一块儿安排！”
孙福贵插话：“姜支书，你还真不能小看了这些小孩，小余带着他们天天练呢……”
孙福贵诚心相劝，到姜志成那儿反成了火上浇油：“笑话，我秧歌队都是些大小伙子，生牤子一样，还拾掇不了一群牙没长齐的小崽子？！——宋德志，你好好看着，看着！”姜志成说完就戴上帽子起身往外走，孙福贵赶忙从墙上取下大皮袄给他披上，众人跟着一起出门看热闹。
“都停了，过来集合！”姜志成冲操场上喊。
场上那些小伙子踢没几分钟就输了一球，老大不服；可姜支书的话又不敢违拗，于是一个个垂头丧气地下场往东边走——他们以为要继续练秧歌呢。
姜志成走到东边大标语下面，向着集合起来的秧歌队员开骂：“一群******笨蛋，跟些小屁孩踢还能让人家进球！”骂得那些年轻人蔫巴着不敢吱声。随即又指示，“今天上午秧歌不练了，待会儿接着踢球。要给我好好踢，多灌他们几个，给我长长脸！”年轻人们就又都亢奋起来，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要往场上跑。
姜支书却要重新组队。他要求党员、团员以及积极分子站出来，列成一队。然后亲自上前挑人：先是拎出七八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来；过会儿想了想，又问剩下的人里谁跑得快，挑出七八个有速度的。
孙福贵在一旁提醒他：“用不了这么多，场上只要十一人就够了。”姜志成就又将入选者重新排队，排在后面的几个做替补。
最后，姜志成把团支部书记姜育才叫了过来，让他站到排头。姜育才个头一米六多点，体重却有一百七八十斤，胖得跟佛爷似的。佛爷似的姜育才显得不大自信，他推了推鼻子上的近视眼镜，怯怯地说：“叔，我，我跑不动……”
人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姜志成没有儿子，一心一意地想培植这个侄儿做自己的接班人；可这小子心思大都在麻将桌上，到干正经事的时候，就烂泥扶不上墙，屡屡让他叔失望。
“熊包样儿！你团支部书记不上谁上？”姜志成训这个不争气的侄儿，“这正是考验你的时候，你得好好组织大伙，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胜利完成任务，不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
踢球被提到了这样一个政治高度，姜育才就垂下了胖胖的脑袋。别的队员也都不敢再说什么，虽然这个臃肿笨拙的带头人很难让人信服。
孙福贵在一旁看着，也觉得不太靠谱。他想给姜志成提点建议，可斟酌再三只说了句：“姜支书，你还没安排守门员和队长呢！”
姜志成“噢”了一声，当即任命：“育才，就你守门，同时兼任球队的队长！”
孙福贵差点要笑出来，他转过身去，一咬嘴唇绷住了。
别人不以为然，姜志成自己可是信心满满。要知道他是书记，是领导，是草甸村的最高首长。书记、领导、首长，当然就是无所不能的通才。作为通才的他，可以带领草甸人民种大葱奔小康，可以组织秧歌宣传队，也就可以指挥踢足球。在他眼里，踢足球跟扭秧歌没多大区别，连关键动作都差不多，不都是一扭屁股、一撩腿吗？
姜志成正在调兵遣将，二锁子一拐一拐地跑来找他，说乡里的领导来了。
姜志成又嘱咐了大伙几句，就匆匆地去村委会。走没几步，却见乡政府的吉普车开进了校门。
吉普车到他跟前停住，黄原乡党委副书记陈庆书和一个随同的乡里的干部从车上下来。陈庆书身着黑皮大衣，头戴瓜皮帽，脖子上围一条针织的红围脖，脚蹬军勾皮鞋，风流潇洒，派头十足。他说，今天本来要和县委宣传部的人一起来的，可那头又说要直接从县里出发，抄近路来草甸，让大家分头走，所以他就从乡里直接过来了。
“听说你们在这练秧歌，我来看看，练得咋样了？”
王显章上前寒暄：“老陈，我们这儿不只扭秧歌，还要赛球呢，都赌上中午饭了，你不来押一把？”
陈庆书年轻时也好踢个足球，一听这么好玩的事，也来了精神。可扭头看看那些还在操场上追着皮球戏耍的小学生，又连连摇头，“一群大人跟一帮娃娃踢，没悬念哪！”
“不好说。”王显章陪着陈庆书边走边说道，“刚才已经赛了一阵子了，这些小家伙踢得不赖，还赢了一个呢。”
“有这事？”
“刚才那是逗他们玩儿的，你待会儿再看。”姜志成在后面道。
几个学生队员从场上退下来，坐在办公室门口的领操台上歇脚。旁边，一个比台子高不了多少的小男孩在倒换着两脚练习颠球，嘴里还咕哝着，“你们不能那么欺负人，下把再踢得让我上了，看我不灌他们几个……”
陈庆书停下来，逗着那孩子说笑了几句，又要过球，放到穿着军勾皮鞋的脚上颠了两下，才随着大家进屋。
办公室里，一个头发乱蓬蓬、脖子黑黢黢的五年级细瘦男生坐在火炉边，脱了鞋袜的右脚高高地翘到了办公桌上。桌上放着一个脸盆，里面装了些雪。余悦君站在一旁，正弓着腰往一块湿毛巾里包雪，用来敷那男生的脚面。宋德志哭丧着脸坐在对面——刚才姜志成在外边排兵布阵的时候，他跑来给余悦君鼓劲，结果大失所望。
姜志成进门就嚷：“比不比了，这么磨叽！”
“学生脚伤了，被你的人撞的。”宋德志说。
余悦君抬头招呼来客，请“陈校长”等一行人坐下。他读中学时，陈庆书还是中学的校长，他就还这么叫。
陈庆书摘下瓜皮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梳子，对着门旁墙上的一个大玻璃镜子梳了梳头发。转过身来，鼻子翕动着，皱眉道：“这么臭……”很快就发现了臭味的源头——那男孩的黑乎乎的脏脚，于是把小梳子装回口袋，上前拍着他的脑袋打趣：“你这家伙多长时间没洗脚了？这么臭的脚，踢的球得有多臭？”
那男生被说得红了脸，却还是不服，指着一旁的姜志成道，“他那些人踢得才臭呢，踢得臭，还耍赖，我一个就能让他们三个！”趁大家笑的时候，把屁股扭了扭，想把自己的臭脚拿下来，却又被余老师一把按住，“别动别动，就这么放着！”
陈庆书问余悦君：“人家都是用热水敷，你怎么用雪水啊？”
“这种急性挫伤，前二十四小时就得用冰敷，热水不行。”余悦君说。一边又向姜志成摇手道，“不踢了，不踢了，要打赌你们另找名目吧——他们根本就不会踢球，还净伤人！”
“余悦君，别说大话！”姜志成叫道，“这回我来指挥，咱们接着再踢。你要是能赢，我免你们家两年的义务工！”
余悦君回头白了他一眼，“随随便便就可以免啦？”
“什么叫随随便便，我说了就算！就怕你赢不了！”姜志成说。这球他是非踢不可了，为了跟宋德志打赌，也为了灭一灭眼前这年轻人的嚣张劲儿。
陈庆书的玩心被勾了起来，也在一旁撺掇：“小余啊，你带着学生好好踢，要真能踢赢了，我让王校长把你调中学去！”
“小余，这是咱们乡里的陈书记！”孙福贵刚才听他还叫“陈校长”，插话来提醒他。
余悦君像是没听见，他又去别的座位上找了块干抹布来，垫在了那伤脚的下面。“跟不会玩儿的人踢，赢了也没意思，还容易伤人。”
那臭脚的男生趾气高扬：“老师，我没啥事，就再踢一回吧，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踢它个十比零……”说得大家粲然一笑。
“小余，你就放心踢吧。”王显章也来劝，拍拍余悦君肩膀，“待会儿我来当裁判，谁乱来的话，我立马就给他罚下！”
余悦君无奈地向王显章笑笑，然后对那男生道：“王校长都这么说了，那咱再陪他们玩玩儿？”又去找了条毛巾来，包了雪放在那伤脚的旁边。“过会儿那个毛巾不凉了，你就把这个换上。”然后回身，把自己脖子上的哨子取下给王显章，出门号令：“足球队同学，集合！”
双方重敲锣鼓再开张。
场上形势更是一边倒。说起来，秧歌队头一拨上场的队员，多少还有点球感；姜志成新换上的这些，大都就没触过足球，一条条彪雄大汉，却无法让小小的皮球在脚下多待上几秒，多是一记冲天大炮，踢飞了事。
踢球毕竟不是推碾子打夯，光有块儿头有肌肉是不顶事的。比赛中随时可见这样的滑稽场面：一少年带球前进，一壮汉迎面扑上；少年扭扭身子，壮汉就被甩在了后边；壮汉刹住脚，转回头，呼呼哧哧地又追赶上来；皮球却已经轻巧地弹出，到了另一少年脚下；剩下个傻大的汉子，在后面叉着腰，望洋兴叹。
姜志成在场外看得着急，这位秧歌队的“总教练”不停地吼叫：“上，妈的，给我上啊！压上去，给我压上去……”场上的小伙子们不敢不听，于是一窝蜂地往上冲，后卫都冲到了前场。
这样一支球盲队伍，能踢出什么好球来？不过五分钟，秧歌队大门就被击穿了。进球的还是姜志成的外甥，也就是姜育才的表弟，马仁生。
马仁生原来也是粗粗胖胖的，现在却练得结结实实，灵活得像个小老虎。作为学生队的前锋，他已经给他表哥把守的大门制造了不少麻烦。这一回，他接到了余悦君的一记精准的长传后，再次起脚，把球射到了姜育才的肚皮上。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姜育才决意要表现一下他的模范带头作用，他顾不上小腹疼痛，立即俯身救球。皮球圆溜溜的，他白胖的手连抓了几把没抓住，索性往地上一趴，把皮球压在了身下。
姜育才救球得手，很有成就感，他高举着皮球，朝他的小表弟炫耀地扬了一扬，然后蠕动着助跑，抛球，跟着狠狠地抡出一脚。
姜育才原想把皮球远远地开到对方半场，可急切之下步点有些乱，皮球脱手之后没往前飞，反被他一脚勾到了身后。更糟糕的是，他的小表弟马仁生一直在贼溜溜地盯着他，在他转圈儿找球的时候又蹿了上来，小脑袋就势一甩，把皮球顶进了门里。
糊里糊涂地丢了一球。姜育才羞恼之下，起脚要踹他表弟。那小子却已经一溜烟儿跑了，和另外几个小家伙一道，欢叫着庆祝进球。
场外的姜志成跺着脚大骂，耳边突然炸雷似的响了一声“好——”。回头来看，是他那五大三粗的妹妹姜淑梅。扫盲考试完了，姜淑梅跟几个老娘儿们说了一阵子闲话，然后站在操场边上看球。马仁生进球了，她这个当妈的高兴得又叫又跳，还跑过来高举着拳头向姜志成示威。
跟姜志成比起来，陈庆书算是懂球的，他举起一只左手，掰着手指批评秧歌队和姜志成。
第一，球队阵型混乱，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
第二，用人不当，尤其是守门员。陈庆书不知道姜育才是姜志成的侄儿，他点着脑门挖苦姜志成：“你找这个守门员，守门不行，去搞日本的那种摔跤（相扑）还差不多！”
第三，教练指挥不力。这也是前两点问题的主要根源。
不过，陈庆书还是对秧歌队充满信心。秧歌队毕竟是成人队，有着绝对的体力和速度优势，只要指挥得力，敢打敢拼，在九十分钟的对抗性、消耗性比赛中，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要扭转危局，就得他这个高级指挥员亲自出马了。至于姜志成嘛，也就能做点后勤补给和宣传鼓动工作，具体地说，就是组织啦啦队。
陈庆书踌躇满志，他换衣服换鞋，亲自上场为秧歌队守门督战。
在上级领导的批评指导下，草甸“一把手”姜志成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啦啦队队长。在新的岗位上，也立即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他把场外分散看球的秧歌队员们都集中了起来，列成队伍；又叫人抱来锣鼓家什，他亲自操持鼓槌，大吼大叫着，为场上队员鼓噪助威：“陈书记——加油！秧歌队——加油！”
黄原乡党委副书记替下草甸团支部书记成为新的球队队长，秧歌队升格了。升格的球队士气提振了不少，场上表现也有所改观：他们纠正了一窝蜂前扑的做法，加强中场的抢断，一次又一次地把皮球踢出界外，踢上了天空。学生队一时之间没得到什么机会，混战之中还有两个小队员被撞翻在地。吓得余悦君赶紧嘱咐徒弟们：少盘带，多传球，不冲撞，小心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