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里，余悦君忙着准备4月的本科论文答辩。本科段课程已经都结业了，再算上专科段的考试，全部耗时三年半。他的论文“论应伯爵”，也已通过了指导老师的审核，提交给了答辩委员会。现在，离本科毕业就差这最后一哆嗦。
再开学的时候，就看不到王婧了。语文组的人事也有所变化：“流放”一年多的孙玉良回来了，官复原职，再当语文组组长，接手王桂芬的语文课；王桂芬则做主职的教导干事，兼全校的政治老师。这么重要的消息，领导们在开学前的教师会上不知是忘了怎的，没有提及。
上午8点半，孙组长开始动手往语文组抬桌子搬东西。走廊里响起他咚咚的脚步声，还有他高亢的与过往同事的喧哗声。走廊就像一个共鸣箱、一个扩音器、一个大喇叭，把他的声音成倍地放大，然后有力地传向各个教研组，教研组里的各个座位、各个角落，以及各位老师的各个耳朵里。他就借着这有力的大喇叭向大家宣示：俺老孙又回来了，又重归领导岗位了！
不当领导一年半了。被忽略，被漠视，被边缘，被淡忘的一年半。这漫长沉闷的一年多里，他没有了参政议政会议发言，没有了高层决断精神传达；也没有斗争，没有运筹帷幄，没有靠山、同志，当然也没有了那种发号施令的亢奋与快感。这抑郁惨淡的日子里，他审时度势回帆转舵，低调行事抱愚守拙，该请的请该送的送，春节前一次就送出去半年工资，还要揣摩心思巧言令色——他，孙玉良，容易吗？
当然了，做任何事情，只要想通了放开了闯过第一次，形成习惯变被动为主动，那就难也不难没什么难堪了。什么忠诚信义一朝天子一朝臣，说到底，还是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他已经拨云见日走出人生的低谷，他孙玉良，能屈能伸坚忍不挠的孙玉良，东山再起了！
孙玉良感慨万千。当他搬着一把椅子几本书，推开语文组那扇破木门的时候，满怀的壮志豪情之外，甚至还有几分忸怩。
语文组里的欢迎仪式没有预期的那般热烈。编制压缩后那三个硕果仅存的部下，只是半冷不热地跟他招呼了一声，就都若无其事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弯腿的周明和快嘴的刘淑娴，继续他们目中无人的闲扯；那个愣小子余悦君，也只是起身帮他抬了趟桌子，就坐下来继续发呆，鬼知道他寻思什么呢。对他老孙的回归，他们都出人意外地平静，就好像他不是被贬出一年半，而只是去班里上了一节四十分钟的课一样。
孙玉良要搬的东西并不多，一套桌椅，书本教案，还有点零七八碎。可他来来回回走了十来趟，走廊里有大半个上午都回响着他的脚步声，起而咚咚哒哒，如号如鼓，后来是踢里塔拉，像快板书。他就是要拉长这个过程，似乎非此不足以宣示他回归的力度。
然而从始至终，语文组的氛围没有丁点的起色：没有握手言欢，没有崇敬欣羡，没有感情共鸣，甚至没有起码的关注——人哪怕是穿了身新衣服，还渴望被多看几眼呢。就算教研组长不是什么大官，可毕竟也是三人之上；而最关键的是，这说明他老孙重获领导信任，重新靠近权力；权力有多重要，还有谁不清楚吗？
头晚失眠，他躺在床上打腹稿，准备了一个“即兴”的讲话，以回应即将而来的前呼后拥与嘘寒问暖。一早上班前还跟老婆要了钱，以支付中午的饭局——他估摸着，弟兄们定会一窝蜂地鼓动倡议，中午出去“大吃一顿”的。妈的，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一句体己话儿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想请客都不给机会，真是不给面儿，让人堵得慌。
更让他添堵的是，原来的位置没有了。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已经排了四张桌子：周明、刘淑娴、余悦君各一张；还有一张是王桂芬的，王干事走后桌子没有动，现在上面堆满了杂物。孙组长原来是在最里侧靠窗的位置，而眼下留给他的只有最外侧靠门的一块空地，还要排在余悦君的外面——在他离开语文组的这一年里，周明坐到了他原来那个能更多沐浴阳光的地方。
孙玉良克制着心中的不快，反复提示了几次，说他的颈椎不好，又说他腿寒怕风。可他那几个僚属就像是没听到，一个个无动于衷，没有丝毫逊让的意思。周明和刘淑娴还在孩子的话题上扯个没完：一会儿是在交流育儿心得，什么感冒发烧流鼻涕尿床；一会儿又争相炫耀，如何淘气捣蛋却又如何聪明懂事，自己又如何托关系找人，要送去县城里的小学念书。庸夫愚妇，无聊至极。那个余悦君，偶尔掺和一句，大多时候是对着墙壁发愣，后来就不知跑哪儿去了。
都瞎忙活什么啊？人与人，怎么就这么多隔膜？层次和境界会差得这么大？对领导，还是老领导，缺乏必需的爱戴与敬重；对病人，或对虚拟的病人，没有起码的善待和同情，让人心寒啊。就像喷燃正艳的烟花被按进了水里，孙玉良的情绪急转直下，最后就只剩下失落和懊恼。懊恼的老孙暗下决心，要在今后好好地整上一整。但眼下呢？他一边整理着桌上的东西，一边思忖着。
其实孙组长是冤枉大家了，至少是部分冤枉。应该说语文组同人们对他还是很关注的，有关他卷土重来的消息早在寒假前就传了出来，大家议论说笑了好几天呢。只是，大伙过早地把这股新奇劲儿透支了，等到他真正回来的时候反倒没了兴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们不够用心，不注意揣度领导心思。
这话也不全对，余悦君就不是。余悦君真是在揣度呢，还是在揣度黄原中学最大的领导王显章，揣度着如何能让他减免初三的农场劳动。
在开学前的全乡教师会上他就跟张国栋商量过这事。张国栋也有意见，开始也应承了。可回家后被他老爹训了几句，第二天又变卦了：“没戏！王显章铁了心要大干一场，初三想不干活是不可能的。上个初三，家长去乡里告状都没什么用，杨书记给撑着呢。我劝你，别触那个霉头。”
余悦君还是不死心，他要去跟王显章谈一谈。校长室里，王显章和宋德志都不在，只有一个王桂芬拿着笤帚在扫地。
“校长呢？”
“去各班检查去了，待会儿就能回来。你找他有事？”
“哦。”余悦君应了一声。过会儿又道：“王老师，你别收拾了，那么累。我叫几个学生来，给彻底弄弄，把玻璃也擦擦。”
“真的啊，”王桂芬惊喜道，“那可太感谢了，小余！”
余悦君假期里一天到晚琢磨“应伯爵”，此时突然得了灵感，打算亲自实践一下他那套溜须拍马的功夫，拍拍领导的马屁，所以主动揽下了这个差事。
从校长室出来，余老师立即去了班里。这天还是按惯例全校扫除，学生们正由班长、卫生委员带着扫雪扫地擦玻璃。余老师巡视了一圈，临时抽调了六个学生：李娟娟等四个口齿伶俐又俊俏的女生，外加任选鹏等两个老实又能干活的男生，由李娟娟当组长，带着去校长室打扫卫生——李娟娟跟余老师，虽说还保持着距离，却早已消除了敌意，毕竟，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白世杰在一旁说风凉话：“老师，这种打溜须的事，以前是孙玉良带着我们干，你啥时也学会这个了？”
余老师回头瞪了一眼。白世杰吓得吐了下舌头，赶紧拿家什干活。余老师却又把他叫了回来：“白世杰，你去校长室，任选鹏留下！”他琢磨着，在这种时候，需要这样的滑头人物。
小分队出发前，余悦君以高级首长的姿态，给大家做思想动员工作：“你们的任务，首先是要把校长室打扫干净，干净得桌腿上都不能有泥。其次，你们要表现一下我们班奋发学习的精神面貌。具体怎么表现呢？举例来说，你们可以一边劳动，擦玻璃扫地，一边讨论中考问题：寒假里的复习情况啦，模拟考试成绩啦，怎么背英语单词怎么写作文啦，等等。最后，也是我特别要提到的，如果校长问你们，‘中考准备得怎样啦’，你们一定要表现得信心满满的，就说，凭我们班的水平，至少有半数同学能考上县一中！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自由发挥一点，但不管怎样，就是要好好地表现我们，要让校长对咱们有信心，让他高兴；校长一高兴，我们或许就不用去农场干活了……”
余老师讲话时，几个同学嘿嘿地笑。余老师讲完了，大家倒安静了，一个个若有所悟。随后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就带上家什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