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拯救熊氏，这是武烈侯的底线，也是维持当前政治格局的唯一出路。
当前咸阳的政治格局就是围绕着“统一大业”和“国策变革”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完全对立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在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激烈的利益争夺。
“保守派”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豪门贵族利益集团，而“激进派”就是以秦王政为首的坚持高度“法治”和高度集权的以寒门贵族为主的利益集团。
自秦军灭赵吞燕，建封国，开始国策变革之后，咸阳的政治格局也就基本明朗。两大政治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以统一大战和国策变革为犀利武器，展开激烈角逐，全力博弈。
此刻的“保守派”和“激进派”是以政治理念来划分的，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着不同的统治势力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简单地说，“激进派”要集权于中央，君权至上，中央和君主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我想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保守派”却要与中央和君王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天下是我们流血流汗打下来的，我们有资格有权力分享所获得的一切。中央和君王吃肉，这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但总要给我们喝口汤吧？
这两种政治理念归结到国策上，就是“与民争利”还是“不与民争利”，是“国强则民富”还是“民富则国强”，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倾向于中央和君王，还是倾向于地方和国民。这个“民”不仅仅指贵族，指富豪，还包括普通国人，甚至包括闾左贫贱。
今日咸阳政治格局中的“保守派”和武烈侯公子宝鼎最早通过利益结盟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完全是两回事。
随着天下形势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当初的利益集团迅速崩裂，到今天，这个“利益联盟”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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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咸阳的“保守派”势力虽然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但因为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不同的追求，又分为不同的派系。
首先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宗室派系。
宗室派系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老嬴家对王国的绝对统治，老嬴家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最大的一块，具体到国策上就是坚持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郡国制，宗室封国，郡县和封国并列，既维护了中央集权，又确保了老嬴家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
其次就是以老秦军功贵族为主的本土豪门贵族。
老秦贵族有军功，但以军功获得的权力和财富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军功没有传承性。打个比方，王翦的功勋不可能传承给子孙，那么他的子孙只能靠“荫泽”生存，靠王翦遗留下来的权力和财富生活。权力和财富是有限的，假如王翦的子孙不能获得功勋，或者不能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预见，最多两三代之后，频阳王氏就没落了。
文化和学术是可以传承的，以文化和学术做为传承的诸子百家，比如法家、纵横家，比如西河、鬼谷学派，比如稷下学宫的学子们，他们一代代都是中土诸侯国的统治精英，像齐国的淳于氏、伏氏就是以文化传承的精英贵族。这样的贵族无论是出身豪门还是寒门，在中土统一之后，可以预见，会代代延续，最终主宰王国。
老秦本土豪门贵族中，以军功和文化同时传承下来的很少，郿城“孟西白”和夏阳司马氏算是其中翘楚了，但他们之所以传承数百年，还是以军功为主，他们的子弟大多还是先在军中建功，然后转到中央和地方任职。
商鞅变法，建“二十等军功爵”和“以吏为师”的制度，正是以大秦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就是以大秦之长弥补大秦之短。大秦的长处就是大秦武力强悍，大秦的短处就是缺乏文化学术导致贤才太少，统治能力不足。“二十等军功爵”制度促使大秦的武力持续增加，而强大的武力和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反过来又促使中土人才不断入秦。这些人才出任大秦官吏，“以吏为师”制度随即很快地促进了大秦的文化学术的发展，而“法治”教育更是因此深入到各级官吏之心，“务实”和“守法”成为大秦人的基本操守。强悍的军队和务实守法的官吏队伍相辅相成，终于让大秦在商鞅变法一百多年后拥有了统一中土的实力。
其他诸侯国之所以变法失败，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原文化学术的“发达”和由此造成的“人才济济”。人才太多了，文化学术派系太复杂了，这些统治精英们“斗”得太厉害，结果政治倾扎太严重，战争太多，耗尽了诸侯国力，最终便宜了大秦。
大秦因为变法而强大，因为强大而统一，统一之后的中土就是和平世界，和平世界不打仗，不打仗就没有军功，没有军功就无法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么贵族们如何传承？如何保证子孙代代都是贵族？
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分封功臣。如果分封功臣不行，最起码要世卿世禄，如果世卿世禄也不行，中央和君王非要置他们于死地，那只要鱼死网破了。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们和嬴氏宗室有共同的利益，虽然彼此间肯定会有冲突，但合作始终是不二选择。
还有一个派系就是以熊氏和隗氏外戚为主的非本土豪门贵族。
这些豪门贵族都是以血缘为传承的大贵族。熊氏是中土大诸侯楚国的王族血缘，隗氏则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诸侯国后裔，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豪门贵族。这些贵族依附于大秦嬴氏王族，与嬴氏通婚联姻，身体里都流淌着嬴氏的血液。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大秦人，但过因为血缘关系，他们还是被划分到了大秦国的楚人一系，以区别于在大秦本土传承下来的豪门贵族。
这些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等同于嬴氏宗室，他们也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最大的一块。
熊氏外戚长期掌控大秦朝政，掌控大秦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如今他们虽然遭到秦王政和中枢的打击，处境极其艰难，但掌控朝政、主宰大秦，始终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和嬴氏宗室的利益有直接冲突，所以他们和嬴氏宗室虽然结盟合作，但矛盾太大，两者之间只能在斗争中寻求妥协。
隗氏外戚一直依附于楚系，今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了大秦朝堂上一支重要力量，一股大势力，但至今他们还无法真正取代熊氏外戚，无法真正掌控楚系，而他们的目标也是掌控朝政，与嬴氏宗室存在着直接冲突。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隗氏选择支持秦王政，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依靠这些权力和财富来不断增强和巩固自己的实力，继而实现控制朝政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今天咸阳的“激进派”势力同样复杂。
秦王政和他的内廷只有一个目标，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凡反对者，都是敌人。
蒙氏和冯氏是“激进派”中的豪门贵族，但他们不是老秦本土贵族，更不是依靠血缘传承的外戚贵族，他们是依附于君王和嬴氏王族而存在的关东士卿贵族，他们的生存环境较为艰辛，既要忠诚于君王和嬴氏王族，又要妥协于本土老秦贵族和外戚贵族。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稍有不慎就有灰飞烟灭之祸，所以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妥协，在妥协中寻求平衡。
以司马空、李斯、周青臣为代表的寒门贵族是“激进派”势力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围绕在秦王政的身边，大都处于内廷或者中枢的要害位置。三公九卿虽然显赫，但如果未能抓住中枢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必定处处受到掣肘，甚至有被强势下属直接架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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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阳的这个新的政治格局出发，不难看到武烈侯公子宝鼎若想主导国策的变革方向，就必须赢地本土豪门贵族和外戚贵族的支持。
本土豪门贵族中，有掌控军队的贵族，有活跃在中枢的贵族，但不论这些贵族位于何种位置，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都建立在“军功”的基础上。二十等军功爵制度遏制了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所以在国策变革的大方向上，他们和嬴氏宗室目标一致，这两者之间的合作有长期而坚固的基础。
但是，统一大战一旦结束，中土进入和平时期，本土豪门贵族失去了获取“军功”的战场，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比例会迅速下降，他们的实力会迅速萎缩，到那时，他们对武烈侯的助力就会迅速减少，所以获得外戚贵族的支持，是武烈侯持续主导国策变革方向的重中之重。
这次本土豪门贵族，包括军政两届大员，很多人支持秦王政发动中原大战，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抢“军功”。中原决战可能是统一的最后一战，这个“军功”如果没有抓住，对本土豪门贵族的未来影响太大。国策变革才刚刚起步，本土豪门贵族还未能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明显优势，而统一进程又偏偏“一日千里”，他们现在除了抢军功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外戚贵族包括熊氏和隗氏之所以支持秦王政发动中原大战，其直接原因却是“王统”。外戚贵族始终是朝堂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能否控制朝政，主要取决于“王统”。昭襄王能够获得王统，与熊氏外戚的舍命一搏有直接关系，所以昭襄王初期，在宣太后和熊氏外戚的保驾护航下，最终坐稳王位并建功立业。庄襄王、秦王政父子继承王统，则完全得益于华阳太后和熊氏外戚的绝对支持。
现在秦王政虽然尚未立储，但公子扶苏肯定是首选。在公子扶苏问鼎储君到继承大统这段时间里，哪个外戚对他的支持最大，那么将来就有可能控制朝政。熊氏外戚一门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苏东山再起，而隗氏外戚则一门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苏掌控朝堂，所以熊氏外戚选择与武烈侯结盟，而隗氏则毅然投向了秦王政。
秦王政决心要置熊氏外戚于死地，又与武烈侯在国策变革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试想隗氏除了选择支持秦王政，还有其他出路吗？隗氏只有支持秦王政。
在“保守派”势力中，本土豪门贵族有先天缺陷，隗氏外戚又彻底倒向了秦王政，武烈侯若想持续抗衡秦王政，必须牢牢结盟熊氏外戚，所以这一次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武烈侯都要拯救熊氏外戚。
如何拯救？
正如赵高和朱英的分析，假如秦王政一定要诛杀熊氏，武烈侯还真的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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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早在几年前开始谋求更大的权力以改变大秦国策，为此他主动结盟于熊氏外戚，并配合华阳太后在政治上进行布局，一次次与秦王政内外联手，逼迫熊氏外戚退出朝堂，离开京都，试图以此来拯救熊氏外戚。
历史上熊氏外戚就是在灭赵之后被赶出朝堂。继熊启、熊炽离开咸阳之后，王翦、杨端和与羌廆等一帮将率也在攻克蓟城之后被秦王政解除军职。随着熊氏外戚和本土老秦人的衰落，隗氏外戚和关东贵族迅速崛起，隗状和冯劫在内主政，蒙武和李信在外统军，攻楚大战就此爆发。
秦军第一次攻楚失败，而这次失败成为了历史上的一大疑案。
当时王贲在中原颍川方向攻楚，连下十几座城池，拿下鸿沟，切断了楚国和魏国之间的联系，然后集结重兵攻打魏国大梁，断绝了魏楚合纵的可能。
在王贲攻打大梁的同时，蒙武和李信开始攻打楚国。
蒙武和李信也是从颍川出发，沿颍水而下，出汾陉塞，攻打安陵、鄢陵，前锋军直杀陈，但陈高大坚固，急切间难以攻克，而寿春方向的援军又杀了过来，所以蒙武和李信没有直接攻打陈，而是“围城打援”，率主力继续南下，李信打平舆，蒙武打寝，两军南北夹击，把楚国援军杀得大败而逃。
接下来，秦军可以打陈。拿下陈，大军就可以直杀寿春。
偏偏在这个时候，昌平君熊启在鄢郢造反了。鄢郢就是江陵。李信率军急速杀到南郡，平定了鄢郢之乱，而昌平君熊启则投逃奔楚国。
李信再次赶赴淮南战场。此刻蒙武已经拿下陈，率军在城父一带与楚军作战。李信在赶赴城父的途中遭遇楚军主力。项燕包围了秦军，杀秦军七都尉，李信大败而逃。
秦军第一次攻楚就这样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和昌平君熊启的叛乱有直接关系。假如没有熊启在鄢郢的叛乱，李信就不会离开淮南战场，而秦军就可以迅速拿下陈，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杀寿春。李信以偏师平叛，平叛回来后遭到楚军包围，偏师全军覆没，这一仗就这样打输了。这一仗打输的后果就是王翦复出。
王翦复出，率六十万大军攻楚。可以肯定，老秦将率全部出动了。王翦打了三年，平定江东，彻底灭楚。
灭楚一战整整打了三年，可见其难度，由此也可见第一次攻楚即便没有昌平君的叛乱，蒙武和李信还是要败。这是双方实力所决定，秦军以二十万军队攻楚国，必败无疑。
这里就有一系列疑问。
秦王政为什么要驱赶熊氏外戚？为什么要贬谪昌平君熊启？为什么要解除王翦和杨端和等人的军职？熊氏外戚和老秦人为什么在同一个时间段遭到秦王政的打击？
更重要的问题是，昌平君熊启为什么在鄢郢叛乱？目的又是什么？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昌平君熊启的叛乱造成了第一次攻楚的失败，秦王政的威信受到打击，王翦和老秦人乘机复出，这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
秦王政在这场博弈中显然失败了。几年后，中土统一，帝国建立，秦王政自称皇帝，这时候王绾、冯劫建议分封，但秦王政坚决拒绝，实施了郡县制，高度的中央集权自此开始，而此后王绾、王翦、王贲等老秦贵族都不再见诸于历史，由此可以推测到，在统一前后的几年里，秦王政以雷霆手段镇制或者打击了政治对手，为中央集权制的实施扫清了一切障碍。
由此上溯推理，可以基本肯定大秦在灭赵之后，在确立了统一中土的绝对优势后，国策变革的争论异常激烈，朝堂上的各方势力围绕着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展开了血腥厮杀。当时熊氏外戚掌控朝政，老秦人掌控军队，对秦王政主导国策变革形成了直接威胁，所以秦王政毫不犹豫，果断罢黜和驱赶熊氏外戚，镇制和打击老秦人。
熊氏外戚和老秦人毫不示弱，展开了凌厉反击。
第一次攻楚失败，应该就是双方“斗争”的结果。秦王政虽然在战场上输了，但彻底清除了熊氏外戚，在政治上还是打赢了。老秦人虽然复出了，并为统一建下显赫功勋，但秦王政利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迅速增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在统一之初的国策变革中，给了老秦人迎头一击，牢牢捍卫了中央集权制。
宝鼎来到这个时代后，很多湮灭在历史中的秘密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所以他要让老秦人掌控朝政，要力保熊氏外戚，要把公子扶苏推上储君之位，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历史洪流有改天换地之力，一个人改变不了历史，所谓的蝴蝶效应更是需有无数个前提，没有这些前提，蝴蝶翅膀无论怎么扇动也不会引发一场风暴。
如果这一次秦王政诛杀了熊氏外戚，公子扶苏因此失去了问鼎储君的机会，就算中原决战打败了，武烈侯这几年所做的努力也大半白费了。
这几年武烈侯一次次建功立业，一次次在与秦王政的抗衡中赢得先机，都是因为与熊氏外戚的亲密合作，如果没有熊氏外戚调用整个楚系力量帮助他，武烈侯绝无可能取得今日成绩。秦王政诛杀熊氏外戚，正是釜底抽薪之策，要给武烈侯和老秦人以重创，就此赢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大秦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楚系，楚系控制在谁的手上，谁就能控制朝政。熊氏外戚在华阳太后薨亡后迅速被赶出中枢，给了秦王政足够的布局时间。如今隗氏外戚终于可以代替熊氏外戚控制楚系了，试问秦王政还有足够的耐心与对手们慢慢周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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