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没帮上什么忙。李锋遵照国家定向分配的原则回到了葫芦乡，在1996年八月底前往葫芦乡中学报到。本来他是应该回红旗小学的，那样他就能和王老师共事了，可惜的是，好像大家打定了主意那样，趁李锋出去读书的几年并且不经后者的同意，就搞了一次什么教育布局调整，把好好的一所红旗小学给拆并了。当然，李锋跑到中学当老师有点不符合政策，按他所拿的中等师范文凭只该教小学生，即便红旗小学不复存在，也可以去别的小学。但那一年也巧得很，葫芦乡中学几个老教师就像约好了那样，一道退休了，还有两个门路广的老师调到城里去了，加上当年还死了一位在职教师，因此一时葫芦乡中学很缺人。整个葫芦乡在师范读书的，除了李锋，还有一个叫张德贵的家伙，此前文有述，但此人家里也有门路，留在城里某小学去了。所以该年毕业生返乡工作的唯有李锋一人。也就是说，李锋成了当年葫芦乡唯一的“返乡人才”。
关于葫芦乡中学当年死掉的那位教师，这里值得一说。死者正是当年教过李锋和张亮他们的化学老师。此人年纪不大不小，体胖无须，不烟不酒。李锋记得他是个相当随和的人，对学生也客气，一般上课只顾自己讲，底下学生爱听不听，他从不强迫，所以李锋的化学成绩很不怎么样，底子没打好，到了师范更糟糕，都是补考过的。但李锋还是很喜欢他，觉得当老师就该如此，应该让他的学生多年以后想起老师来就感到特慈爱特温暖，那么这样一来，当得知老师死了就会像自己现在这样摇头晃脑表示惋惜。说那位化学教师。这年春天例行体检（这是人民教师的一项福利）时，查出了他得了肝癌，而且还晚期。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一听到这个，哪里受得了，短短一个月多一点就死了。后来，老师们都纳闷，在没查出来的时候，一点也不像肝癌的样子，整个人也是很正常很健康，每天下午还和几个同事在篮球场上投几个三分球呢。即便真是晚期吧，如果没体检，不知道，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也不会死得这么快。也就是说，与其把化学老师的死因归咎于他本人得了肝癌，不如说是把他得了肝癌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大家不免对例行体检表示不满，觉得体检虽然科学，但太不人道。有个别同事就开玩笑称，以后不体检了。另一个人就势反问道，假如你那癌是早期，也不查？前者也便傻了，说，那还是查吧。
死亡使这位教过李锋的老师很突出，仿佛李锋只喜欢这位老师，只对这位老师有所记忆，而别的老师则模糊一片似的。谁叫他们还活着呢，活着就是不对，李锋只能这么想了。现在，他和这些活着的老师成了同事，刚开始的谦虚是必然的。同事了半年之后，那种学生对老师式的尊敬显然不太符合现状了。现状就是，现在和他们是同事关系，不再是师生关系。过度的谦虚让人恶心，起码李锋自己恶心，被谦虚的人也觉得浑身别扭。直到李锋有一次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老赵”才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这个被称呼为老赵的家伙，早在四年前曾是李锋的班主任，教语文。经常抽查背诵情况，李锋背书不行，没少被他搞。一般情况都这样，初一打，初二骂，初三就是用话拿捏你，按葫芦乡话说，就是臭你。臭不死你。从打到臭，李锋都领教过。记忆很深。而刚刚结束的师范课程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也就是说，李锋打算学习赵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将像赵老师那样搞。
鉴于李锋初来乍到，学校让他教了半年生物。生物在基础教育阶段属于副课，没人重视，也不在上级考核之内，所以教学相对比较自由、轻松。具体表现在李锋无须在课前认真备课，课堂上也无须严格要求学生听讲，有时他只需夹着本书站在课堂上就可以了。学生做主课作业最好，调皮的只要不太破坏纪律也行。到了期中、期末考试临近之际，语数外等主课教师还能主动要求替李锋上课，上主课，因为他们怕复习不到位，在考试中排名过低，排名低就意味着能力低，能力低就意味着不能评优评先进，不能评优评先进拿的奖金就少，他们当然不愿意拿钱比人家少，所以要问李锋要课上，李锋当然十分乐意。当然，教副课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个好开端，李锋在转让课堂的过程中也有点紧张地认识到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像学校其他青年教师那样成为校园内的骨干力量，那就是教一门主课，首先让学生认识到自己课堂的重要性，从而受到来自学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尊重，争取将来能有所成绩。而不是像自己现在这样，完全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这种紧张也与姑妈对他说的那些有一定关系。姑妈说，首先，李锋应该争取教一门主课，那才能成之为名副其实的教师；其次，要利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搞进修，考文凭，在文凭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像李锋这样只有中师学历却在中学混的年轻人，是很危险的；第三，凡事要表现积极，比如可以提交入党申请书什么的。总而言之，不争取不积极不主动，将来是没有前途的。李锋无言以对，他只好遵从姑妈的教导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向领导提出自己希望教主课的愿望。学校也正准备如此安排，所以这一条到了第二学期就实现了，而且还让李锋担任了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李锋没想到是这样，可谓受宠若惊。只是，学校安排他教的是英语，而在师范几年里，英语只作为选修科目，李锋根本没有选修过。他的英语水平仍然停留在初中阶段，事实甚至不如，他的英语因为丢掉好几年，已没有初中阶段的水平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英语这个玩意，李锋只有一个落实到口诀上的记忆：“我用am，你用are，is用在他她它”。对此，教导处主任笑着挥舞其肥厚巨大的手掌，安慰李锋道，没什么，边教边学嘛，说着他就严肃了起来，然后像下一个著名的结论那样叫道：初中生就能教初中生！似乎是担心这个结论的力量不够，说完主任就将那手掌拍在李锋的肩膀上。李锋不禁往下沉了两沉，确实被震住了，也便马上想到，教导主任的话不无道理，观主任本人不正是一例吗？此人早年当兵，复员赶上当年的“大分配”，先民办教师，继而转正，书教得可谓有口皆碑桃李满天下什么的，多次获得表彰，“优秀教师”、“教师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像帽子一样一层层累积在他的头顶，使其形象无比高大，直至进门都要低着头才行。不仅如此，主任也正是由于能力出众才由一线教师退居二线升为领导同志的。主任的事迹充分表明，李锋也完全可以这样，这正是自己的前途。
事实上，李锋的担心确实多余，英语这门外国人才使用的语言对于葫芦乡中学也并不遥远，经过一个寒假的认真钻研，在来年的教学中，李锋确实一点吃力的感觉也没有，反而教得有声有色，学生们很有兴趣地和他一起朗读、书写，很快就上了轨道。至于姑妈说的第二点，李锋也是不敢懈怠，早早地就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对这两项，姑妈听罢觉得很是欣慰。第三条因为牵涉到政治，毕竟过大，姑妈也未作过多要求，认为，那就是先把前两条干好再说吧。
即便李锋刚干工作干得并不太坏，但因为最年轻，而且只是个中等师范生，他的自卑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在青年教师中，这两点首先是没法改变的，另外，不擅言谈、羞于交际等性格上的东西也较为顽固。也就是说，在葫芦乡中学，李锋既愧于和感觉样样都比自己强的青年教师们为伍，也懒得和中老年人口处得太近—一年轻小伙整天跟老头老太在一起也太他妈的怪异了。幸运的是，学校有个不老也不小的代课老师颇符合李锋的同事加朋友的条件。代课教师不在编制之内，某种意义上来说只算个临时工，而且工资也少，跟李锋这样的人交朋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这个代课教师叫林红军，正是姐姐李丽的前男友，算是李锋的“老朋友”了。多年前，姐姐嫁给了姐夫，没嫁给林红军，这些年来，林红军当然不可能和李锋他们家有来往，后者甚至在李锋被分配来后没认出他来。一晃多年，李锋已由少年儿童长成青年，体格相貌均非当初。但李锋还是一眼认出了林红军，不高，壮壮实实的，浓眉大眼，虽然李锋对他的印象仅此而已，但也足够深刻了。在李锋看来，青年偏后的林红军并无任何变化，这是书上所说的“男人的长处”。想到姐姐这些年来由一姑娘转变为一乡村妇女，着实让人对女人寒心。林红军和姐姐一样，作为临时工，当年一起被乡政府辞了。姐夫也是乡政府的临时工，之所以没被辞是因为政府的车越来越多，司机只缺不多。姐姐当年是文书兼打杂，谁都能干，所以辞掉后只能干家庭妇女；林红军当年干的则是电脑维护兼打杂，而葫芦乡中学顺应潮流搞来的二三十台486电脑是需要专业人员维护的，而就当年来说，电脑可是高科技，一般人只听过，看过的都少，别说摸过了，何况在葫芦乡这个穷乡僻壤？所以林红军被政府辞掉以后就被学校当个宝贝给请来了。
林红军当然对这为久违的小老弟感觉亲切，而且还使他感慨万千。眼前的这个小杆子当年还仅一小孩，自己也是那么年轻，是多么喜欢那个叫李丽的姑娘，现在呢，眼前由小孩变成的小杆子李锋再次证明，青春是多么短暂，李丽也好，我林红军也罢，已经如此恶俗不堪。
李锋的爸爸虽然一直对儿子考师范没什么太大的热情，但既已如此，毕竟已经自立，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这样一来，形势有点紧迫，拖延了多年的盖房计划得付诸实施了。本来，按照他的规划，大儿子如果能像别人家考出去的孩子那样留在城里，届时单位分房，那么他在乡下只需要盖两间楼上下将来给二儿子李钢娶老婆就可以了。现在则必须盖四间楼上下了。好在夫妻二人早年买砖瓦砂石等材料时已做了这方面准备，问题不是太大，只是还需要四处借点钱才好开工。婶婶家不可能借到，因为他们也随时可能盖房给李浩将来娶老婆用，好在姐姐、姑妈和李锋的舅舅们都愿意借。凑足钱后，当年春天，李锋家就随着老房子轰然倒地开始了新房的建设啦。
要补充的是：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家庭积蓄，在九十年代的葫芦乡，父母们翻盖新房绝大多数都是盖楼房，而且大多是上下两层。如果家里有一个儿子，上下分别两间房就够用了，此即谓“两间楼上下”；两个儿子的话，则四间楼上下。依此类推。不过，李锋也注意到，父母们如此对称地为他们的儿子们盖房子，却几乎没有一个考虑到他们自己将来的居住问题。大多数情况都是到了最后，儿子们分别娶上老婆住在父母给他们盖的房子里，而父母们自己都是在远远的一边盖上间简陋的平房了此残生。即便如此，家庭矛盾也不会停止，儿媳也不会感激父母们的舍己为人。情景往往是，站在楼上的儿媳一大早就蓬头垢面端着夜壶冲公婆居住的地方破口大骂。对此李锋实在是搞不懂。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时都要经过这些家庭争执，整个葫芦乡的任何村庄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场景。当然，婆媳搞不好关系，这是一个传统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就像我们的父母也同样会对我们的爷爷奶奶破口大骂一样。问题奇妙的地方是，既然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一可悲的下场，父母们为何穷尽一生只顾儿女并大谈特谈“养儿防老”的理想却浑然不顾自己何去何从？具体到当下的盖房，李锋就认为，父母应该盖六间楼上下，如果没那能力，也该把房子盖成三家均分的状况才好，这样一来到时候父母也就像兄弟一样和儿子们分享楼房了，何必单独跑到一边盖间破房子把自己故意搞得那么受尽儿媳虐待那么眼泪汪汪的可怜相呢？李锋对这些问题实在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很想跟父母谈谈，只是不知从何谈起。起码也应该先跟弟弟好好谈谈将来的问题，可惜弟弟李钢此时当兵去了，极其难得才能回来探亲一趟，所以终于也没人可谈。他们家的房子确实是按照将来给他和弟弟李钢均分的格局建造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