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在情感早教过程中家长、教师和孩子的困惑，以下精选一些爱的教育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来自于古今中外，每一则故事都具有深刻启发性和教育意义。一个个启发孩子心灵的发人深省的小故事，讲述一些很明白的道理，引导人们用智慧的手段促进孩子的成长，让家长和教师真正领会情感早教的内涵和深远意义。
孔子因人而异教育弟子
有的孩子胆量太小，畏首畏尾，缺乏自信；而有的孩子则不计后果，闯劲有余，谨慎不足，两者都可视为性格弱点，要因材施教。
子路和冉有是孔子的两个有名的弟子。有一天，子路问孔子：“听懂了一个道理之后，马上就去做吗？就言行合一去实践吗？”孔子告诉子路说：“你还有父母兄长在，责任未了，处事要谨慎小心，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做呢？”另外一个学生冉有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听了您讲的这些道理，我要立刻去实行吗？”孔子说：“当然！你听了就要做到，就要实践。”
因为孔子答复这两个学生的话完全不同，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公西华听到以后觉得奇怪，就跑来问孔子说：“老师，他们两人问同样的问题，您的答复却完全不同，我越听越不懂了。请您原谅我，告诉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两种答复？”孔子说：“冉有的个性，什么都退缩，不敢急进，所以我告诉他，懂了的学问，就要去实践、去力行。子路则不同，他的精力、气魄超过了一般人，太勇猛、太前进，所以把他拉后一点，谦退一点。”
充分把握孩子的个性，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是进是退，灵活掌握，这样才会收到好的效果。
王羲之不动声色教子法
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把教育意图隐蔽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有效的教育是把教育的目的隐藏起来的教育，是不动声色的教育。
晋代书法家王献之自小跟父亲王羲之学写字。有一次，他要父亲传授习字的秘诀，王羲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指着院里的十八口水缸说：“秘诀就在这些水缸中，你把这些水缸中的水写完就知道了。”
王献之下决心练习基本功，他天天模仿父亲的字体，练习横、竖、点、撇、捺，足足练习了两年，才把自己写的字给父亲看。父亲笑而不语，母亲在一旁说：“有点像铁划了。”王献之又练了两年，然后给父亲看，父亲还是不言不语，母亲说：“有点像银钩了。”王献之又练了四年，把写的字捧给父亲看。王羲之看后，在儿子写的“大”字下面加了一点，成了“太”字。母亲看了王献之写的字，叹了口气说：“我儿练字三千日，只有这一点是像你父亲写的！”王献之听了，觉得自己的书法水平跟父亲还相差很远。
有一次，王羲之悄悄地走到儿子的身后，猛地拔他执握在手中的笔，没有拔动，知道儿子写字时有了手劲，这才开始悉心培养他。后来，王献之真的写完了这十八缸中的水，与他的父亲一样，成了著名的书法家。
王羲之劝子于学，采用的是“不动声色”的方法。王羲之对儿子没有一句说教，却使王献之逐步懂得学无止境的道理，从小就开始确立了严格的治学态度。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经验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著有《颜氏家训》，该书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
颜之推主张早教，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因此，必须注意早期教育。
对子女在生活方面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完全放松而不加以限制；孩子做错了事不加以训诫，反而给以奖励；说错了话不加以责备，反而不了了之。颜之推认为：长期如此教育，对于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到孩子长大成人后，终归要成为品德败坏的人。为此，颜之椎提出“爱而有教，严而有慈。”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心。”
在对待多个子女问题上，颜之推主张一视同仁而不能偏爱。他说有些做家长的重男轻女，往往出于极端的自私或愚蠢的偏见，这样做实际上已背离了父母之道。家长偏爱乖巧伶俐者，不仅遭冷落的子女在心灵上受到伤害，而且受偏爱的子女也容易出现家长意想不到的伤害。这不只是教育的方法问题，而是心地问题、精神境界问题。如果做家长的不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爱子贵均”的问题，而只是在教育方法上试图一视同仁，与父母朝夕相处而又十分敏感的子女，还是很容易感受到父母的偏爱，从而心灵上受到伤害，这对他们的成长是极不利的。
勤奋学习，以成有用之才，也是颜之推在家庭教育上一个重要主张。他说：“自古以来，就是圣明的君主，尚且需要勤奋学习，何况一般的人呢？大凡士大夫的子弟，从五六岁起，就要受教育。有的人学得多，能够读《礼记》、《左传》，学得少的也学过《诗经》、《论语》；到了成家立业之年，身体及性格已经基本定型，应利用这个时机加倍地进行自我磨炼。有志向的人，自然能刻苦用功，成就学业；操行未立的人，自我放纵、堕落和散慢，自然沦为平庸之辈。人生在世，应当从事一种事业：农民就考虑耕种，商人就议论财物，工匠就致力于器物的精益求精，技艺就潜心钻研法术，武夫就熟知骑马射箭，文士就讲论羞愧。有的士大夫因出身于世宦之家，有祖上遗留下的功业，得到一官半职，就自以为满足，完全忘了修习学业，等到有了吉凶难卜的大事，讨论起事情的得失，他便朦然张口结舌。”
颜之推明确指出：读书做学问，就是磨炼一个人的心志，培养敏锐的眼光，待人处世不致出现差错。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欺侮凌辱长辈，鄙视怠慢同辈；人们憎恨他如仇敌，厌恶他如对鸱鸺（猫头鹰）。像这样，因为学习而遭到自我损害，还不如不学习为好。
他要求子孙在学习上专心致志，一定要刻苦，要勤奋，要有毅力。并且列举了历史上勤学的实例来启示后人，说苏秦握锥刺股、文党投斧求学、孙康映雪夜读、车胤萤囊照书、温舒牧羊编简，都非常勤奋刻苦。又以勤学取得成就的事实来教育后人，如梁朝时彭城人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早孤家贫，无钱置办灯烛，经常买荻草折成一段一段的，夜里点燃，就亮读书。东莞郡藏逢世二十多岁想读班固著的《汉书》，苦于借来的书时间不够用，于是就到姐夫那里乞求门客给他一些纸，手抄了一本。他终于精通《汉书》，而著名于世。
在子女教育上，颜之推还注意到实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他以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知与行二者的关系：学习如同种树，春天欣赏它的花，秋天收获它的果实；讲论、写文章，相当于春天的花；磨炼自己，修正行为，则相当于秋天的果实。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少年时期，孩子们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很容易受社会的影响。他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因此，一定要时时注意与子女接触的人，以防误入歧途。
颜之推明确提出：富家子弟不学无术，结果成为寄生虫。在梁朝全盛的时候，贵族子弟多数都是这样，以至民间有谚语说：“能坐上车不跌落下来就能做著作郎，会说‘体中何如’就可做秘书长。”这些富家子弟，在日常生活方面，非常讲究，熏香衣服，剃净面皮，涂脂抹粉，乘长辕轿车，登高齿木屐，坐棋子方褥垫，倚着彩绸靠枕，周围陈列农副产品器玩，出入从容，步履缓慢，看上去仿佛是神仙。实际上，什么也不会。每遇到考试的时候，他们就雇用枪手作策问试卷；每当三、九日公家宴会，就请人代作诗赋。
颜之推强调对子女进行自立教育，提倡自己养活自己。他说：“父兄不能长期依靠，家中的财产是不能永远保持下去的，一旦遇到不测之祸，不得不背井离乡，就没有人来庇护。因此，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自己靠自己立足于世。谚语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而在技艺中容易学习和最有用途的，莫过于读书，通过读书可以认识中国的文明和历史。知识范围广泛，不仅可以知道人的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悲伤，甚至可以达到天地、鬼神都不能隐藏的地步。”
颜之推有关对子女家庭教育的主张，是对当时家庭教育经验的总结。它虽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可也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作了总结和概括，丰富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太宗的随机教育
唐太宗深刻认识到，对后代的教育是一桩百年大计，所以时时处处都注意对儿子们进行思想教育。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他害怕儿子们养尊处优，不了解社会，所以十分重视对儿子们的教育。他除了选择有名望的学者当儿子们的老师之外，还注意随时随地启发儿子们的思想认识。
他同儿子们一起吃饭时，就问：“你们知道饭的来历吗？”儿子们说：“不知道。”唐太宗就说：“这是农民辛勤劳动种植出来的，只有不误农时，让老百姓高高兴兴种好地，你们才会永远有饭吃。”
看见儿子们练骑马，就问：“你们对马了解吗？”儿子们说：“不了解。”唐太宗就说：“马是代人出力的牲口，不要让马太累着，这样才可以永远有马骑。”
看见儿子们划船，就问：“你们了解船吗？”儿子们说：“不了解。”唐太宗就说：“船好比国君，水好比百姓。水能载船，也能覆船。你们将来当国君，要牢记这个道理！”
看见儿子们在一棵大树下乘凉，就问：“你们了解树吗？”儿子们说：“不了解。”唐太宗就说：“这棵树虽然弯曲，如果认真矫正它，就能长直了。做国君的，虽然会犯错误，只要虚心接受意见，就会心明眼亮起来。你们都要牢记在心啊！”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除了有意识的教导外，随机教育也很重要，唐太宗李世民采用的就是一种随机教育的方法。随机教育对孩子的人格教育也是不可缺少的，孩子将来是墨守成规还是善于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时期父母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稍加点拨。这完全不需要特别的时间和精力，只要你懂得方法。
方仲永的沦落
孩子生下来即使具有很高的天赋，但倘若得不到充分的发掘，也是无济于事的。社会上也曾出现过很多具有很高天赋的孩子，可惜其中很多人的天赋由于得不到充分地发掘而成为极平凡的人。
北宋时，江西金溪有个叫方仲永的。方仲永长到5岁时，不曾认识书写工具。忽然有一天仲永哭着索要这些东西。他的父亲就从邻居那里把那些东西借来给他。仲永立刻写下了四句诗，并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从此，指定事物让他作诗，方仲永立刻就能完成，并且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们对此都感到非常惊奇，渐渐地都以宾客之礼对待他的父亲，有的人花钱求取仲永的诗。方仲永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就每天带领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方仲永13岁时，王安石叫他作诗，写出来的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7年，王安石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的才能消失了，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方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先天得到的。他的天赋，比一般有才能的人要优秀得多，但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后天所受的教育还没有达到要求。方仲永的沦落说明人的知识才能绝不可单纯地依靠天赋，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和学习。
司马光教子俭朴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会资财，以兴家业，繁吾中华。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上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这种身传言教之精神，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
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司马光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司马光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和同僚们深受教育。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性，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
其一，不满于奢靡陋习。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节俭作风，并为儿子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司马光对道德和节俭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在司马光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俭朴”是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必须努力培养、教育孩子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
苏轼教子求实
在对待孩子提出的问题上，如果是未定的事情不可以随便臆断，没有根据的事不可乱下结论，实事求是才是认识真理的基本选择，绝不能人云亦云。人云亦云就是丢弃了求实精神，就会摒弃人生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