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移民一直是上海最大的城市资源之一。当然，宁波移民是上海不可忽视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优势群体集团。开埠初期，宁波人拿着菜刀、剃刀、剪刀，赤脚踏进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闯荡。尽管他们各人的奋斗历程和成功之路千差万别，但旅居上海滩的宁波人，彼此之间也有共性，即很少有人在上海当农民，也极少会在这里成为地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分为三大新兴社会阶层：新兴的资产阶级、新兴的工人阶级和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深具爱国爱乡的传统观念和团结互助的群体意识，在金融、商业、工矿、航运、服务、同乡组织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惊人业绩，令上海人和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刮目相看，这对旅沪宁波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直接影响。
长年在外埠经商的宁波人，通过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在上海结帮做生意，市场里到处回响着“阿拉”的声音，原本混杂的语系逐渐被他们同化了过去，见面必抱拳称“阿拉”。至清朝末年，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余万，约占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的宁波人达百万之众。上海和宁波，两地的“亲戚”关系或许可以用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打比方。有人曾做过统计，现在的上海人当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祖籍是宁波，近半上海人都能弯弯绕绕地攀到宁波亲戚。
在1885年，上海的中国人口组合中，以宁波为主的浙江人占据了40％，临近的江苏人占据了27％，原先的大头广东人下降到了20％。如此之大的移民群体无疑会对上海城市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进口”宁波方言外，真正造成巨大影响的还是在经济、社会层面。“无宁不成市”，当年的上海滩，宁波商人达5万多，其中被称为商界名流的有450余人，占上海商界名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即使在经济极为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沪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最多时，宁波帮企业占上海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强。
善于经营的宁波商人，成为上海开埠后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 1916年，孙中山评价道：“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创建于1797年的上海四明公所最早证明“阿拉”是谁，显示宁波商人在上海社会力量的事件，发生在晚清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这也是移居上海的宁波人早期强烈的乡土观念的集中体现。
四明公所是由一帮宁波商人在1797年集资捐建，“四明”之名引自宁绍地区的四明山。该所占地30余亩，位于上海县城北，它最初的功能是掩埋客死上海、且因贫困无力归籍的同乡人棺柩，或寄放有尸棺材，承办代运棺材赴宁波，简而言之相当于一处祠堂。随着宁波来上海的人数激增，四明公所发展成为上海势力最强的同乡会馆。
1849年，上海法租界在县城护城河与洋泾浜之间圈地，四明公所的地产也全部被划进法租界。初到上海，法国人搞不清楚四明公所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是宁波人祭祀、集会的地方，于是把它称作“宁波神庙”。
法租界建立后，最初华洋之间基本相安无事，甚至一度和谐共处。慢慢地，法国人回过神儿来，知道了四明公所是个暂厝灵柩和埋葬死人的地方。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竟然存在着这么大一块墓地，于是四明公所被法租界视为眼中钉。
1873年，法租界当局认为四明公所在界内占地甚广，又不纳捐税，于是要求迁出，被公所拒绝。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次年，法租界又以筑通徐家汇路，要贯穿公所为由，再次要求四明公所迁出界内，并派人到现场勘测划线，企图强行占领。引发了宁波籍商人、手工业者、工人的聚集抗议。一部分人找路政管理所的工程师交涉，态度蛮横的工程师开枪打死一人，顿时激起群愤，宁波人集合1500余民同乡，包围法公董局，焚烧法国官员住宅，事态进一步扩大。
法租界当局也十分强硬，竟派水兵登陆镇压，当场开枪打死7人，重伤12人。双方僵持，事情久拖未决。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多次交涉，1878年上海道台褚兰生才和法国驻沪总领事李梅达成协议，法租界承认“四明公所”永归宁波商会管辖使用，公董局暂时放弃辟路计划，清政府向法方赔款白银37650两，其中7000两用以抚恤死者家属，公所内之棺柩逐年移地厝葬。
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结束，但事情的症结依然没有解开。1894年初，广州开始出现鼠疫，5月初传入香港。穗港疫情成传播源，波及32个国家，上海也不可避免地被传入鼠疫。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认为，四明公所坟地卫生管理不善，鼠患猖獗，是巨大的传染源。便又背弃前约，出动军警欲拆除四明公所围墙，强拆祠堂，并打死两名宁波人。宁波同乡闻讯后大怒，群起罢市，在外轮上服务的宁波籍职工，也一律上岸罢工，有几个年轻的宁波人，将法租界内的路灯全部打碎，晚上法租界一片漆黑。
很短的时间里，宁波人与法租界的冲突不断升级，白藻泰下令调动停靠在黄浦江军舰上的陆战队士兵，冲击抗议队伍。法军的无理镇压，激起了中国民众更大的怒火，双方再次发生流血冲突。法军枪杀华人17人，伤及无辜数人，造成了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这次事件中，有两个宁波人冒了出来，一个是买办虞洽卿，另一个则是长生会领袖沈洪赉。清朝时期，上海各行各业同样都有“行帮协会”，如渔业有同善会、酒业有济安会、猪业有敦仁堂、洋货业有永济堂……而长生会是一个劳工团体，会众大多数是在洋人手下工作的洗衣工、厨师、保姆、车夫等，可以说，沈洪赉是当时的工人领袖。
为捍卫四明公所，虞洽卿积极联络宁波帮工商各界，率先提出商界罢市、工界罢工。聚居在租界内的其他省籍人士，也同仇敌忾支持宁波人。罢市罢工从甬籍人扩展到非甬籍人，范围也从法租界蔓延到公共租界。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直接影响到外国人的生活问题，上海租界立即乱成一团。“殃及池鱼”的英美等国领事纷纷出面调停，劝法国人立即撤兵，同时要求四明公所尽快让各行业复工。
此时，虞洽卿等人又前往法租界当局交涉，法国人早已被宁波人的罢市罢工闹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其他国家的施压，只得让步，再次承认四明公所的土地所有权。虞洽卿、沈洪赉为代表的领头人，采取的“费暴力不合作”行动，成了事件良性、有效解决的关键。事件平息后，沈洪赉受到群众拥护，被推为四明公所经理；而直接和法国人对话，为沈洪赉出主意，参加交涉的虞洽卿，从此也在社会活动中脱颖而出，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中得到了一定声誉。日后，虞洽卿谈及斗争成功的原因时说：“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
严格地说，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主要是法租界态度蛮横，不尊重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一意孤行，造成和宁波人针尖对麦芒的矛盾，但还没有明显的华洋之间民族意识的冲突。通过这两次血案，“宁波帮”人多势众、团结互助的特点在上海滩尽人皆知，声威大振。
事件以宁波帮又一次保住“四明公所”胜利而告终，但中外博弈的结局却并不值得庆贺。由于清政府软弱腐败，法租界越界筑路的要求再次被满足。1899年6月，法租界扩界范围议定：新界址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今自忠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法租界借此将占据的地盘扩大了一倍多，总面积从原来的1023亩扩展到2135亩。
1900年1月，就任上海道台还不到一年的余联沅发布布告，承认上述法租界的界址。这位科举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官僚，曾以弹劾操办洋务的李鸿章、阻修铁路全心“攘夷”获得“铁面御史”的美誉，如今在“职业生涯的新形势”下，“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5个月后，法租界当局在四明公所前修筑宁波路并向西延伸，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淮海中路。
因四明公所事件，法租界的面积大幅扩张，毫无疑问法国人是胜利者；宁波祠堂得以保存，宁波人看似也是胜利者，那么谁是失败者呢？
作为早期宁波帮的领军人物，这件事给了叶澄衷极大的刺激，当年他从一名移民上海的“草根”，靠黄浦江上的一条小舢板起家，成为清末沪上巨贾、“五金大王”，晚年时他不再追求金银财富，转而尽心于开学堂、办医院的社会公益活动。
1899年，叶澄衷在上海虹口张家湾捐地30亩并捐资10万两创办“澄衷学堂”，可惜校舍未成，叶氏即告去世，年仅59岁。临终时刻，他一直无法解决心中疑惑：英法日等国，和大清国土相比，都是区区弹丸小国，为什么他们却能以小欺大，一再令泱泱大清国受辱呢？
叶澄衷死后，叶氏家族遵其遗嘱继续捐资办学，除“澄衷学堂”之外还在宁波捐建中兴学堂，学堂聘请上海教师，开设英语科，并按照西洋教育方式改制，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学子。在这两所学堂的学生名册中，能够看到很多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名字：胡适、李四光、竺可桢、包玉刚、邵逸夫……
这边宁波人和法租界公董局，为拆房闹得水火不容；另一边，江北人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因为独轮手推车的捐税问题卯上了。
在农耕年代，上海人远行靠舟楫，陆行靠步行；上海人不养马，也没有马车，清国大户或官宦人家，都是坐轿子出行。同治初年，太平军发动东进，在很短的时间里攻陷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城邑，给清廷和租界造成极大的恐慌。在英国军舰护送下，李鸿章将他在安徽训练和组建的淮军送入上海，打起“上海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