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有功”的江湖】
1888年，当苏北人推着独轮车找租界抗捐的时候，在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杜家宅，以开米店为生的杜文庆成为一名父亲。这一天恰巧是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秋月正圆，杜文卿便给新生的男婴取名为“月生”。许多年后，这名男婴在上海滩飞黄腾达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
杜月笙的幼年命运多舛，3岁生母朱氏去世，5岁父亲感染时疫不治身亡，8岁继母张氏也神秘失踪。成孤儿的杜月笙便在娘舅家寄居，受尽了冷落和白眼。因此，杜月笙经常浪荡街头，由乞讨到偷鸡摸狗、打架斗殴、街头赌博。无人管教的杜月笙成为了一个街头小混混，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历练出了日后闯荡上海，蛮横霸道而不露声色的狠劲，以及使尽浑身解数处理好所有社会关系的能力。
1902年，这一幕在杜月笙的人生中被反复提及：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15岁的他身穿一套粗布褂裤，背着小包袱，扑进了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当时的外滩已是商贾云集，各色人等熙来攘往，周围货栈店铺鳞次栉比，人烟稠密，每天从早到晚人声鼎沸。从浦东乡下赶来的杜月笙，见此景象不由热血沸腾，一种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猛烈地撞击着他。
在上海，杜月笙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鸿元盛”水果店当学徒，没有薪水，只供吃住。因为年纪小，又识字不多，杜月笙只能服侍老板娘，每天倒夜壶、刷马桶，生意上的事情毫不沾边。
1904年，受美国排华政策的影响，上海爆发抵制美国货的游行，血气方刚的杜月笙也跑去参加，结果被老板逐出了水果店。饭碗砸了，潦倒之际，当年同在“鸿元盛”当学徒的大师兄王国生满师，自己另开了一家“潘源盛”水果店，就让杜月笙在他店里当店员，按月领一份薪水度日。
杜月笙在这家水果店待了三年。因为脑瓜活络，即使是烂水果，杜月笙都有办法推销。据说，他有一手削烂梨的绝活，一只烂梨一剜、一削、一转，眨眼之间果皮被均匀地削下，一刀到底不折断，就剩下雪白的梨肉，因此还得了一个“莱阳梨”的绰号。但这种安分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到街头拓展批发业务的杜月笙，因为嗜赌成性，经常偷拿水果店的钱当赌资，再次迷失在了上海的花花世界。
此时，久经江湖的杜月笙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在上海滩站住脚，混得出人样，就必须要有靠山，于是决定拜“老头子”，入青帮。
青帮是19世纪末崛起于上海的一股民间帮会，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乾隆年间的漕运。在京杭大运河上运送“皇粮”的漕运水手，以及沿途码头为船队服务的苦力们，为少受些欺负而秘密地结社。它像是早期的工会组织，是为了更好地谋生而自发成立的有着互助性质的水手团队。因此，帮派很大程度上是劳工们互助合作以对抗压迫、风险的产物。
粮船水手的生活十分清贫，他们只有半年的工钱，空船回来时没有收入，他们便利用空船之际倒卖一些南北商品，谋取钱财。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生财之道——夹带私盐贩卖。盐是政府管制物品，贩卖私盐者，官府一旦查处刑法极严，于是原本松散的类似工会的组织结构便开始严密起来，甚至约定了帮规，此时的漕帮隐隐有了与政府对抗的意味。
19世纪中叶，黄河改道，运河缺水淤塞，又加上太平军占领南京，漕运凋敝。1848年，清政府将河运的漕粮改由海运并遣散水手，一些水手只好上岸成了游民，于是漕运所经之地，到处聚集着失业的船工。他们失去了“饭碗”，挣扎在生死线上，情绪激愤。1949年3月，一些船工在青浦县与英国传教士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众所周知的“青浦教案”。教案发生时，青浦一地聚集着37艘停运漕船，700多名水手。
英国人借此调遣军舰封锁上海港，不放一艘中国漕船离港。当时，黄浦江上停泊了400余艘运粮的漕船，按每艘有水手20名计，400多只漕船就相当于有八千多人。人数如此之多，竟被几门大炮弹压得丝毫动弹不得。
案件最终以中国船工的受辱告终，失去生计的船工和农民，无奈以流浪者身份进入城市谋求活路，形成了一个游民阶层。他们中许多人转行，往返两淮，成为私盐贩，兼营打家劫舍的勾当，在苏北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秘密社团——安清会。
到19世纪末，海禁开通，大运河上的漕运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上海为起点的海运。上海成为了漕运系统的新枢纽，大量与运河漕运有关的人，在上海的码头、货船上重新找到工作。此时，恰是上海的资本主义经济腾飞的时期，大量农民涌入上海，弃农成为新兴的产业工人，一个庞大的以劳工为主的无产阶级群体因此形成，“安清会”等行帮自然是其中组织性最强的力量。
从1843年，英国人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外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租界后，上海县就开始了裂变，它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三个，即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三个圈有沟通，但也各有自己的行政、司法、治安系统，它们的合作有时远比一个国家中的三个城市间的联系要艰难得多，因为动辄涉及国际关系，所以即使两个外国租界之间，交流也相当不畅。一个可以说明的细节是，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时，法租界与英美主导的公共租界之间还没有直通电话。
上海开埠后，政权系统的分裂、租界的自治管理模式以及运河漕运的解体，三方面的因素是促成上海青帮形成的真正原因。在政治分裂，官方治理能力低下的时代，民间社会的自治力量就会发达起来，结社成立会馆、公所。其中一些心术不正者，聚伙结会，从事偷盗、抢劫、贩毒等活动，这些人就是近代上海黑社会的基本组成。此外，广东、福建等各地盐枭、游勇、匪患等社会黑势力也涌入上海寻找机会，他们或秘密结成会党，或混入会馆、公所并以此为落脚点，在上海与租界间如鱼得水。他们逐渐融合，结成了一个属于天地会系统的秘密团体——小刀会。
根据历史学家的调查，天地会、洪门或小刀会，其实与台湾“反清”的郑氏并没有太大关联，而是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积累的产物。他们成立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所谓“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只不过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口号，仅为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
一帮人因为被欺压，或是为了某些需求聚集起来，成为一种势力之后，如果要维持下去就一定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因利益而生，因利益而起，因此每当社会有矛盾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会揭竿而起。
1853年（咸丰三年）9月7日，对外称“义兴公司”的上海小刀会，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会党相比，上海小刀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是更接近于现代帮会的城市型会党。其成员多为来自粤的失业水手、船夫以及游勇。他们各自又有自己的势力：广东帮有香山派、嘉应派；福建帮有同安派、龙溪派、兴化派；上海本地发展的有庙帮﹑塘桥帮﹑百龙党﹑罗汉党等，其人员复杂，简直可以说是一帮“乌合之众”。由于会党复杂，刘丽川发布的命令如同一张废纸。从某些意义上讲，小刀会并不是纯粹的农民起义，或许用外地游勇策划的城市暴动来形容会更合适些。
有史书称小刀会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在组织上毫无任何联系。值得“玩味”的是，小刀会占领上海建立了“大明国”政权后，不久就改用太平天国纪年，为首的刘丽川也自称“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以“未受臣职”之名上书洪秀全表示愿接受领导，试图融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洪流。然而，风头正劲的洪秀全根本不买这个“编外大元帅”的账，且对上海小刀会打天国旗号勃然大怒。
在小刀会革命中，唯一的受益者是保持“中立”的租界。它们不仅因祸得福“繁荣”起来，而且趁火打劫掠去了中国的海关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由于有大量粤闽籍商民牵涉到小刀会起义，起义被镇压后，粤闽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以使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但广东人的外贸经验以及洋行买办身份庇护，让粤商一时免于被完全清洗。
福建人则没有那么幸运，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成为他们在上海的命运转折点，清军对闽人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黯然神伤中，他们重拾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南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潮。一个多世纪后，人们发现，台湾的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新加坡的黄廷芳、李成伟；马来西亚的林梧桐、林国泰，菲律宾的陈永栽、郑周敏，印尼的黄奕聪、林天宝，这些世界级富豪的“根”皆在福建。
小刀会失败后，原本欣欣向荣、派别林立的洪门在上海衰败。在晚清社会，有一句流行的话“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指的就是洪门、青帮和白莲教，俗称“青红白”。洪门是江湖三大社团的老大，也称为天地会、三合会，口号是“反清复明”，彼此间以兄弟相称；青帮控制漕运，因此也曾被称作漕帮，会众以师徒相称；白莲教盛行北方民间，带有宗教色彩，内部实行家长制管理。
中国的秘密会社，在地区分布上，教团主要分布在北方，会党则活动在南方，因此有“北教南会之说”。
根据清代官方记录，洪门出现的时间约为乾隆中期，是当时最大的地下秘密反政府团体，尽管洪门没有统一的组织，也不存在中枢管理机构，却也不是一盘散沙。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洪门制定一套暗语和手势来进行敌我识别。
农民起义也好，流民起事也罢，自下而上的社会革新总是会充满血腥的暴力色彩。上海小刀会的起义，使得腐朽的清政一步一步走向衰弱，但也伤害了民众。作为战争的另一方，上海道台吴健彰率领清军攻城，为了切断小刀会的后路，竟然放火焚烧县城店铺民房，上海百年老城尽被战火损毁。英国创办的《华北捷报》都大叹可惜，“祸首竟是一个理应保护而不应破坏同胞财产的人”，认为吴健彰是一个“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上海籍学者、档案专家姜龙飞对此不禁怒言：“攘外无能，残民有术，中国的政治生态何以总是培植这等谬种？”
“革命”是一把双刃剑。
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迫不得已搞了一个洋务运动，带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但此时的清政府，空有四亿人口的市场并延续着世界领先的GDP数字，却已经丧失了近代的最后发展机遇，而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那一年（1860年），英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中国（199%对197%）。
连年的兵变和时局的动荡，上海洋泾浜北边那块原本不怎么有吸引力的荒滩，忽然变得诱人，人气骤升。英美法租界的总面积，从开埠之初的不到4000亩，乘机扩展了12倍，在上海老城的卧榻之侧，方圆10公里的租界成为了“十里洋场”。可以肯定地说，上海租界的发迹，实际上没有用过西方列强的一分钱。
租界是用中国人的钱建起来的，但它的管理方式是西式的。上海的存在，给中国民族工商业提供了一个窗口和机会。因为有了上海，清朝的洋务运动便有了最佳的承载载体。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等，都是在上海起步。其中，轮船招商局更被李鸿章视为是“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在时局跌宕、法律失效的时候，另一种秩序就会浮现出来，那就是江湖的规矩，谁的势力大谁便拥有发言权。在租界这块土壤里，敏感的人们不难观察到，处于急速变化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由于某些政治大环境的因缘际会，黑社会的因子已悄悄地种下，并迅速破土萌芽。
凭借黄浦江畔的独特“风水”，大量帮会云集上海滩。在整个19世纪70至80年代，黑社会处于小团伙作案阶段，主要手段是偷窃、诈骗、开赌场、贩卖人口、承包烟馆、收保护费等勾当。另有一些人开始与租界内的洋行合作，在码头上毫无顾忌地运输和销售鸦片，这种“洋药”已经替代私盐，成为各帮派间趋之若鹜的大生意。
此间，上海最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一个会拳脚的山东马贩子，他的名字叫马永贞。在诸多影视剧中，马永贞被塑造成了上海滩的一位悲壮式英雄，原因是马永贞漂泊上海十里洋场时，做了两件轰动沪上、大快人心的事情：其一是在租界跑马厅的秋季赛马会上，战胜两届赛马冠军英国人史蒂夫；其二是以查拳击败了号称“无敌”的西洋拳击者。
这两件“教训”洋人的事情，让马永贞声名大噪，但他实际上是个飞扬跋扈、依靠着帮派身份，以欺诈恐吓谋生的江湖中人。
大上海是英雄地，也是英雄冢。1879年，一位叫顾忠溪的马贩子，拉着30匹马到上海贩卖，马永贞闻讯后仗势讹诈，同时提出要“借用”顾忠溪随身的一名俊美男童。顾忠溪也是行走江湖多年，绝不轻易向别人低头，于是双方结仇。
4月13日，“过江龙”顾忠溪和“地头蛇”马永贞各带了10多号人，在南京路一洞天茶馆“吃讲茶”。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所谓“吃讲茶”，就是甲和乙发生冲突了，第三方的和事佬出面请双方喝茶调解，甲、乙的茶分别是红茶和绿茶，如果双方达成谅解，就把茶调和在一起，大家喝下意为和好，如果谈不拢，就杯子一摔决斗。
马永贞和顾忠溪坐定后，几句不合便摔了杯子开始斗殴。顾忠溪纠集的打手马连撒出一包石灰粉，让马永贞的眼睛睁不开，再用刀劈砍他的双腿。一身武艺的马永贞，就这样被一把石灰彻底击溃，当夜便伤重致死。
昨天还在上海滩叱咤风云，今天就诡谲地结束了江湖生涯，马永贞成为旧上海黑社会最耀眼、最短命的流星。
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杭州，是青帮始创者的“家庙”所在，在失去河运漕粮的工作后，他们中的一大批人迁移到了海运的起点——上海。另外一支最早进入上海的青帮，是来自镇江、扬州和苏北运河沿线的苏北帮。他们在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功地适应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变化，突破原有水手组织的局限，广纳下层民众，将大量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吸收了进来，由一个船帮迅速演化为城市帮会，成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民间势力。
苏北帮的领头大哥叫徐宝山，是镇江丹徒人。和马永贞一样，徐宝山也是臂力过人，刀枪剑棍无所不精，每次械斗都能以寡敌众，因此江湖号称“徐老虎”。徐早年在江淮一带以贩卖私盐为生，但他不是普通的私盐贩子，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盐枭”。徐宝山加入青帮后还联络洪门，创设“春宝山”山堂，建立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帮会武装。1899年前后，徐的名声已响彻长江中下游的江河沿岸，拥有走私盐船700余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