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发行的头三日，每天印600份，对上海老县城和租界所有商号赠阅，然后挨家挨户地上门征订，以先看报后收钱的办法在短时间吸引了人气。更为重要的是，《申报》采用了原产中国的廉价毛太纸，每份零售价仅为10文铜钱，而采用进口白纸印刷的《上海新报》，零售价为每份30文铜钱，成本是《申报》的3倍。经过几个月的“血拼”，《上海新报》于1873年1月18日宣告停刊。
在《上海新报》行将覆灭前，林乐知辞去了主编职务，自己掏钱办了一份中文的《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以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以显示自己传教士的传教职责。但随着时间推移，林乐知的办报理念逐渐转向，搞起了“综合新闻”，教会内容反而被压缩至很少部分。1874年，他干脆将报纸易名为《万国公报》，刊登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科学、文艺等进步知识。
转型的《万国公报》成为了“西学新知之总荟”，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了解西方的知识学问的话，《万国公报》是最佳选择。1899年2月，它是最早把马克思以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的报纸。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大臣都是这份报纸的“粉丝”；孙中山不但是其忠实读者，还在上面刊登过两篇《致李鸿章书》；另外，光绪皇帝甚至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该报。在1896年清政府维新新政前后，《万国公报》的发行量达到了3.84万份，1903年更高达54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刊。
林乐知的无心插柳之举，最后竟然柳成荫，这份教会报纸对中国有识之士影响深远。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后不久，也在北京创办了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报纸，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探讨“万国强弱之原”，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
《申报》的创办人是同治初年来华的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他在杭嘉湖地区经营茶叶和布匹生意，在商贸交易中学会了汉语，成了一个“中国通”。他发现尽管租界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后涌入大量华人，因此租界内的中文报纸将会有极大的市场。
谨慎起见，开办前美查派王韬的女婿钱昕伯去香港找王韬帮忙办报，由于被清政府通缉，最终王韬没能回沪，直到十余年后，王韬才解禁回上海，以年迈之身担任《申报》的编辑。
无奈之下，美查连同他的另外两位英国老乡，每人出股银400两筹资办《申报》，美查担任报纸的全权负责人，报纸的总编辑是浙江杭州的举人蒋其章。创刊时，《申报》一度模仿《上海新报》，起名为《申江新报》，但没多久就化繁为简正式定名《申报》。
根据生意场上的经验，美查深知要使华文报纸得以生存和发展，在内容上就必须贴近华人的阅读要求，他对《申报》的定位是：以一般百姓为读者对象的大众化商业报纸。美查颇为信任华人编辑，并放手让他们去做。在价格和营销手段方面，《申报》除了用土纸单面印刷削减成本外，在上海还首创了雇用报童进行推广营销的方式。不仅如此，《申报》还在本埠广设代销点，并派专人负责送报上门，代销点早上拿报，晚上结账，卖不完还可以退还，一时间上海大街小巷的杂货店、书坊、酒店、烟铺等都有《申报》寄卖。
美查还把销售从本埠拓展到外埠，从城市深入到乡镇，在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扬州等地设立分销处。到1887年，《申报》在上海之外的分销处达到32处，其中包括北京、天津等地。
《申报》由于《申报》竭力推行本土化经营，加上极为有效的商业手段，报纸销量直线上升。开办4个月便使得销量由最初的600份上升到3000份。逼得《上海新报》不得不宣布停刊，由此《申报》成为了本埠当时唯一的汉语商业报纸。尽管《申报》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报纸，但是自其创办之初就十分注重新闻的真实性，且颇为顾及华人的利益。美查曾对报纸编辑说，“本馆唯执公道，亦所不惮也”，“办报虽要得利，但必要时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
在创刊前两年，《申报》遇到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该案影响之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最后还惊动了慈禧太后，而披露冤案真相并弄得妇孺皆知的正是《申报》，其贡献在于让公众对司法起到一些监督作用，使清政府无法像以往一样掩盖冤案；其二是1874年日本侵台，《申报》特别委派记者前往台湾，首次对战事进行特别报道，发表了《台湾军事实录》等战地通讯，一时报纸销量骤增。
《申报》遇到的另外一个时代机遇是，1871年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缆铺设完工，电报局随之在上海租界营业。电报的开通无疑是信息传递的革命，对近代报业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新闻史上“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就出自《申报》。
《申报》多次因新闻资讯发布之快速而受益。1884年8月5日，中法战争爆发。当时上海风传法国海军正集结于福州外港，准备向南洋水师进攻。8月6日下午6时，《申报》的前方记者从福州发来快电，内容为“驻榕法舰尚无动静”。由于当日《申报》已经交付应刷，为了将消息最快地公布于众，报馆决定将此消息单印，不列入正常的编号，于是这便成为中文报纸最早的正式“号外”。
除了办报，美查还在江苏经营了一家药厂和肥皂厂，公司业绩却都不理想，但报业的生意却蒸蒸日上。1876年3月30日，美查根据钱昕伯的建议出版了《民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通俗报纸，为此《民报》刊登启事：“此报非文人雅士而设，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字者也。”1884年5月8日，美查又在点石斋印书局的基础上，创办中国第一份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随着申报馆的业务规模越来越大，1889年美查遂将旗下资产组成了“美查（兄弟）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30万两。
或许是厌倦了异国的漂泊生涯，将《申报》改组后，美查以10万两白银出售了自己的股份，回英国老家去了。临行前，委托英籍董事埃波诺特总揽馆务，聘请青浦席氏望族的席裕祺当经理，《申报》由此进入后美查时代。
席裕祺和美查是老相识了，设立点石斋印局和出版《点石斋画报》等事情，具体经办人便是席裕祺。1897年，席裕祺突然中风病故，他在弥留之际推荐胞弟席裕福继任《申报》经理，获得了董事会的认可。此时，《申报》已经遇到了经营中的瓶颈，1893年由英国人和华人合资办的《新闻报》在上海滩创刊，面对新的竞争对手，后美查时代的《申报》有些故步自封，以致销量大跌。
报馆创始人不断获利出售股权，再加上经营状况不佳、时局混乱，美查公司有意转让《申报》。席裕福考虑再三，决定以全部家产和部分集资“吃”下《申报》。从1902—1906年，席裕福用四年时间，花了75万两白银拿下了申报所有股权，成为唯一的股东。正式转让合同于1909年签订，自此《申报》产权与管理权均由中国人进行掌控，消息传出，轰动上海滩，席裕福也名声大振。
1908年3月，“《申报》之父”美查在英国病逝。在逝世当天，《申报》头版头条刊发公告，并哀悼称美查为“报馆开幕伟人”。
虽然比《申报》晚了21年，但到《新闻报》剑走偏锋，通过快速递送到外埠市场发行，成为沪上报纸的后起之秀。但到《新闻报》最终能够和《申报》并驾齐驱，主要是在美国人约翰·福开森买下《新闻报》之后。
福开森出生于美国东部的马萨诸塞州一个牧师家庭，其家族是由加拿大安大略省迁移至美国定居。1886年，福开森受美国教会委派，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教，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福茂生”的中国名字。从1898—1906年，福开森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先后在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邮传部长身边担任顾问，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端方等关系密切，他因此获得了清政府特赏的“二品顶戴”；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福开森又历任段祺瑞、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等军阀的顾问，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
1899年11月，福开森廉价购进《新闻报》全部股权，开始涉足新闻界。入主《新闻报》后，十分注重经营的福开森对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然后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提高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报纸的经济新闻广受欢迎，被称为“柜台报”，并成为商家店铺必订报纸。为扩大发行面，该报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分销处500余所，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日销15万份，超过《申报》，成为中国第一家突破10万份以上的报纸。
从开埠后报业发端，到19世纪90年代，上海已完全取代香港、广州，成为全国的报业中心。尤其是一心想效仿日本维新的光绪，这个被“老佛爷”听政、训政的清朝名义领导人，在所谓的皇帝权力范围内，给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新闻最开放的一段时期。
按清朝旧制，四品以下京官、三品以下地方官，都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但光绪采纳康有为“许天下人上书”的建议，允许士民自由上书言事，由此将政府“公务员”们的行为置于民众言论监督之下，此政策被朝廷诸大臣视为“第一切肤之痛”。同时，光绪还准许报刊自由出版和报道。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明定国是诏》启动变法，诏书中就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内容，以此“监督政府，启迪民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