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西方切口】
上海，这座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中国极少数名称里带“海”的城市，因枕江滨海的水运之便，元、明时代就已是一个港口商镇。随着执政者的几次开海、禁海，上海的商贸和家庭纺织业等有所发展。
1757年，乾隆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可对外贸易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此后，又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事宜，这一闭关锁国的命令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一度繁荣起来的上海，再次沉寂、衰退。
两百多年来，乾隆这道隔绝中外的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在此后的近百年间，欧洲诸国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叩击锈迹累累的国门，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放松外贸政策，进行对外开放，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叩门”，英国人对“拒绝贸易带来好处”的中国人感到莫明其妙。以“天朝不宝远物”自乐的中国人不知道，一场历史性的生死搏斗即将来临。
就在乾隆下旨闭关的那一年，英国与印度在孟加拉地区爆发了普拉西战役，战斗的双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与印度的孟加拉王公军队，最后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占领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地——印度。
英国对中国也早已是垂涎三尺。1773年开始，配备有重炮的英国帆船商队，源源不断地从印度装运鸦片来华走私，不仅使中国每年外流白银600余万两，还严重摧残了国人身心。《海国图志》作者魏源对此愤怒地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在走私和禁烟的博弈中，一场浩劫不可避免地到来了。1840年，英国以“通商”为名发动了中英鸦片战争，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的门户被砸开了，广州不再是中国官吏与商人唯一的“发洋财”的地方。
上海的赫然出场，与《南京条约》体戚相关。一次失败的战争，一卷辱国的合约却成就了上海滩的崛起。但是所谓“晚清上海都市化建设的有序推进”，如果从主权意义上区别，这个都市化的建设都只是“租界的”，而不是“上海县城的”。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事实上，后来的历史也反复证实，每次遇到“麻烦”事情的时候，租界总是很容易地从上海分离出去，成为避祸的“世外桃源”。
由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后发”性，中国社会最初的近代物质文明不是内生于自身的社会体系，而是来自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植入，并与民族侵略历史缠绕、纠结着。与此同时，租界这个“胎盘”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起着发挥、扩散的作用。于是，整个上海都以租界为发展模仿对象，从一个小县城跃升为一座新型的国际都市。到1880年上海人口突破100万，成长为中国的经济重心、通商巨埠，并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
从视觉角度而言，城市的改变总是最先从道路和建筑物开始的。英、法、美等国在上海先后划了“圈圈”后，在管理时引入了西方城市建设的理念和规划，使租界城区形成了与中国城镇截然不同的面貌，上海被打上了浓厚的欧美城市的印记。所以，上海在地理上、行政上属于中国，但在气质上绝非如此。在中国，上海就是“西方”。
一位研究城市建筑的学者曾在其著作《一个中国建筑师心目中的双城记》中写道：上海与世界上的许多城市都有相似之处，世界上的许多角落，无论是纽约、巴黎、伦敦、马德里，在上海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可是最相似的却是巴黎。或许，正因为此，历史上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
1849年7月21日，第二任英国领事阿礼国将领事馆迁到了外滩，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等洋行，也在这片原本地势低洼、杂草丛生的荒地上，开拓了各自的掘金之路，外滩成了英国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活动的中心。
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有各式各样的洋行120多家，重要的几乎都集中在外滩。根据1855—1857年的外滩地图，从毗邻英国领事馆的怡和洋行起，由北至南滨临黄浦江的大洋行有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琼记洋行、宝顺洋行、华记洋行、旗昌洋行、裕丰洋行……这些叱咤商海的洋行，逐渐在外滩形成了“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景观。相对于浩大的西方文化冲击，万国建筑群和身后的海派文化一样，在上海完成了一场西式建筑启蒙。
还需要提到的是城市的血管——街道，它不仅是宽窄、新旧的物质显现，更是一种神秘而有生命的东西，租界内的每条道路背后，总是附着著名人的足迹、思想的浸润与历史的斑驳，由此形成一座城市的生命气息。
尤其是“法租界”的马路，为了彰显自己的特色，与公共租界以示区别，这些道路的名字大多是法式的，譬如敏体尼荫路、爱棠路、白赛仲路、金神父路、马思南路等，以驻华公使、驻沪领事、公董局董事、旅沪法侨、传教士等人名来为马路命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法国元帅霞飞名字命名的霞飞路。这条建于20世纪初、横贯法租界的商业大街，以其浪漫和时尚闻名远东，媲美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堪称上海城市的时尚之源。
当初马路命名时，霞飞还专程从法国赶来，参加剪彩。据称，在他还是一个小兵时就来过上海，也算和上海有那么一段不解之缘。其实，不仅在上海，为了纪念这位在“一战”马恩河会战中成功阻击德军的统帅，法国人在上海、汉口、厦门和广州等租借地，都有以霞飞之名命名的马路。
如今，昔日的霞飞路皆已改名，然而名称虽变风情未变，留给人们的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和遐想。原名为福开森路的武康路不到15公里长，却汇集了世界各地风格的洋房大宅，漫步其间，梧桐扶疏，“上海味道”倏地呈现，过去的故事随着光影浮现。
因为这座城市没有土著的贵族，没有可以求索的谱系，最大的奇迹都是外来的、不知背景的，因此那些精雅的楼房、园林、别墅背后，隐藏着无数令人着迷的神秘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似乎都凭空而至又忽然飘散，一段段历史最后都附着在了一条条马路、一幢幢楼房上，让后人遥不能望却又触手可及。
“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短一百年内迅速崛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可谓是一奇迹。
洋人在中国曾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群体，但他们毕竟是漂洋过海而来的异乡人，始终处于华人的包围中，异乡感和孤立感是无往而不在的。他们不仅直接感受到中外政治、经济上冲突，而且切身体会到中西文化的对立。尽管他们非常自豪，在半个世纪里造就了一个繁荣壮观的亚洲头号商埠，但身处对立和冲突之中，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哪怕军事上的优势也没能化解他们内心的紧张和恐惧。
“无须广泛而亲密的交往，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这是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的一段话。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里，史密斯偕妻子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和其他洋人一样，他在中国屡受中国人的轻视。1894年，他将自己在中国多年生活的体会记录下来，以《中国人的气质》之名在纽约出版，引起较大轰动，日后被称为是罗斯福总统最喜欢的枕边书、美国国务院人手一册的必读经典，并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广泛传播。
这部100多年前，由旅华美国人所撰写的书，写出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族性格：保守、自大，遵从等级而鄙视个人，颂扬顺从而忽略权利，缺乏热情漠视他人……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种种毛病，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教训后，不但没有得到根治，有些甚至愈加严重了。
在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平等邦交的概念，19世纪中叶，因落后而挨打的中国，有许多的知识亟待补课，然而从皇帝到士绅都急于在军事技术方面师夷长技，但实际最为迫切的莫过于“睁眼看世界”，为确定有远见的内外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可悲的是，戴着红顶子的统治阶层并不正视自身弱点，“但以垢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愚蠢地排外，设置交流障碍，错过了制度维新的大好时机。
中国打开国门所付出代价之巨，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实证明，旧事物的灭亡需要新事物的冲击，同时更需要自己内心的反省和觉醒，二者的结合，才是促成新事物的最佳动力。
尽管与广州相比，上海“吹西风”的时间要晚些，但经历了眩晕与激荡的西方文明冲击后，上海成为习得西方制度精神与文化气质最到位的城市，成为不同制度、文化、宗教、教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汇聚地，变得极其复杂，也极为丰富。
近代上海由于一市三治，其社会治安、司法制度与中国其他城市极不一样，“上海人”在华界与租界的缝隙之间，学会了自保，加上市场经济的熏陶，养成了快速应变的能力；商业主义的张扬，使得他们更积极地追求物质上的虚荣；西方人的独立自由与契约精神，又让他们对法治与制度主义更加有了清醒认识。
紧跟西方的上海，渐渐显出与传统城市截然不同的模样，她不再以中国“小脚女人”的步伐挪动，而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难民的窝棚和西式的大厦相邻而居。这中间，又涌动着大量的毒贩、妓女、流氓……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一种新兴的文化出现了，人们称之为“海派”。“海派”得名，已有一个多世纪。
什么是“海派”？“海派”一词肇始于中国画，可以说上海的画家群体是“海派”之名的开山鼻祖。嘉庆、道光年间，主流画风衰弱无力，尤其在人物描绘方面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到同治、光绪年代，大批画家为谋生或躲避战乱，纷纷携艺来闯上海滩。在欧美风气的影响下，他们跳出旧的窠臼，在传统中国画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的写实成分，同时还吸纳了西洋画中的素描、色彩的技法，由此形成了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与以北京为中心的正统宫廷画派形成鲜明的对比，被称之为“海派”。
海派绘画的典型题材是花鸟，其次才是人物和山水，画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自浙江、江苏和上海，具有较鲜明地域性。这些海派画家大都平民出身，以卖画为业，是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画家群体。
自从“海派”大旗被竖起，由于他们卖画为生的身份，“海派”成为一个贬抑之词。时人认为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
事实上，“海派”与“京派”的论争一直是个颇为有趣的话题。最先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等人，对海派的定义是“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的结合。这场文坛争论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突破了文学领域而扩展到讨论文人习气与文化作风上来，并且吸引了南北许多文人学者参与争论。
曾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生活过多年的鲁迅，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写道：“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近海者近商，近官使官得名，近商者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应该说，鲁迅的分析是比较公允的，他揭示了京沪两地的社会差异，以及各自对两地文人劣习的深刻影响。其实，海派是一种风格，一种有上海特点的风格，是民族文化融地域性文化并有选择地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统一，单一维度的价值取向，从来不是海派文化的本性。1867年，京剧传播至上海，迅速在市民中盛行。此时正是第一批上海中文商业报创刊之时。报纸对戏园、演员、剧目等方面的新闻报道，对京剧的风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使上海成为京剧活动在南方的中心。据统计，晚清上海正式营业的戏园先后有120家之多。
然而，在同治皇帝去世时，国丧期全国禁止演戏，京剧活动一度进入寒冰期。与此同时，西方的赛马、魔术等也传进上海，分流了一部分观众，上海的戏园陷入生存困境。为了渡过危机，一些受西方戏剧观念影响的戏班，不仅采取了与其他剧种合演的方式吸引观众，而且突出改善了舞台布景，使用机关布景，还在演出中加强表演，形成了唱念做打的崭新形式。这一为生存不得已的选择却改变了京剧在上海的命运，成为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南派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