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杂志是台湾省出版的一份以道教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杂志，创刊于1977年9月。《道教文化》以卷期编号，就我已经读到的，已出版有六卷六期，共66册。担任这份杂志总编的，前后有马璧、俞梅隐和龚鹏程等。但是，其总经理一职一直由龚群先生担任。因此，龚老也是当之无愧的创办人。
龚群，生于1918年，江西吉安人。1999年9月在台湾因病逝世。1949年夏，抵达台湾，并与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同时寄身于台北一个庙观，即觉修宫内。由于同乡同道，龚老与天师交谊渐深。龚老在自己生活尚无着落时，就四方奔走，为张恩溥寻找稳定的生活来源，后来又为张恩溥筹建“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随同张恩溥在台湾各地行法弘教。按照龚老生前曾经说过的话，这一段时间里，就是：天师出行，龚老服侍；天师画符，龚老拉纸；天师有了生活纠葛，龚老来调解。所以，张恩溥在世时，龚老一直是台湾的“嗣汉天师府”的秘书长。1977年，龚老联络一些从大陆到台湾的热心道教事业的人士组织了道教居士会，创办了这份已经出版22年的《道教文化》杂志。
《道教文化》，第一卷共十二期，每月一期。从第二卷起，大概因为经费困难，变成了双月刊。第二卷十二期，出版费时二年。其后，由于马璧返归大陆故土，由马璧任主编的《道教文化》杂志也受到台湾有关部门的查询，因此，从1981年的下半年起，即从第三卷第七期开始，《道教文化》改由俞梅隐任主编。龚老出任副社长兼总经理。第三卷的出齐，费时近四年。第四卷的出齐，亦费时达四年之久。第五卷从1990年7月出版的第一期到终卷，历时又有五年多。从1992年3月起，《道教文化》杂志的社务委员会主任由龚老的堂弟龚鹏程署名，龚群先生则改署创办人兼总经理，编辑委员会兼总编辑则由林庆文担任。其后编辑委员会兼秘书则先后由李乐俅和龚上达等出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版22年、前后六十六册的《道教文化》杂志，是在既无政府财政补贴，又无道教宫观实体供给的条件下经营的。这在台湾省的现实条件下，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教文化》的创办、筹资、经营、印刷乃至于社务活动、收稿读稿、信函往来、刊物发行等一切事务，均依靠龚老全身心的投入。于此，龚老从不计较回报。
《道教文化》杂志的《发刊词》是黄公伟教授执笔的。《发刊词》称，《道教文化》杂志是一本“学术性的、知识性的、科学性的、社会性的宗教刊物”，其出版目的就是“为实践复兴中华文化之号召，爰集学术界志同道合之士多人，以中国道教为体，群策群力，创立本刊，凡儒佛道三教之义，天人知德体用之论，无不在探讨之列”。黄公伟等企图借这本刊物，“将以积善呈祥，为恶获罪之古义，牖世辅民，以敦时俗，以正俗念，国利民福之前途，胥有利赖”。在马璧出任总编辑期间，《道教文化》得到过不少教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有的出资，有的撰文，有的参加杂志社的活动，因此，其“社论”或“专论”有时多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其中，当然也有不少涉及海峡两岸关系的言论，遗老情绪，溢于言表。根据“道教文化杂志社撰述委员一览表”，当时列入的《道教文化》撰稿人，除了有几位海外学人如施舟人、包如廉以外，主要是一些沿用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的老学者，如萧天石、李玉阶（天帝教创始人）、邓文仪、高越天、张扬明、李叔还等等。受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的年轻学人虽也有列入，如赵玲玲等，但数量很少，并且，亦未见有撰文刊登在《道教文化》杂志上。
1981年末，俞梅隐出任总编辑。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实现改革开放政策，海峡两岸民众来往渐趋方便而频繁。从1988年起，台湾民众以谒访妈祖祖庙开始，掀起了持续多年的回大陆寻根的潮流。《道教文化》杂志社的创始人龚群先生也先后多次返回故乡，探亲访友，或率团赴大陆各地道教名山宫观参访，亲身感受到大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亲眼看到大陆道教正在复兴的事实。1988年和1989年，龚老在《道教文化》杂志的第四卷第8期至第10期上，先后发表多篇有关龙虎山天师府、武当山道教、茅山道教的署名文章，畅谈了他访问这些名山宫观的观感。在这以前，1985年3月，龚老也发表过一篇《道教发祥地江西龙虎山回忆》的文章。在这篇根据传闻写成的文章中，龚老以为，龙虎山只留下一个“回忆”，一切已经破坏殆尽。而在参访龙虎山以后写成的《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简志》中，龚老看到的却是“红砖绿瓦，油漆一新”，“天师府现由张氏家族及储备天师管理，确为道教向往中心”。在参访武当山和茅山以后写成的文章《道教胜地武当山简志》和《茅山——道教福地简志》中，龚老赞美武当山“风景优美，宫殿雄伟，确为道教圣地之所存，名不虚传”，记述茅山原有的八件珍宝，“前四宝在‘大陆文革’时期被查抄，现已归还茅山道院”，“真所谓道教神仙名山胜地”。从龚老发表的这些署名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尽管久居台湾，但是，作为一个天师的传人、道教界的大护法、一位有识的老前辈，龚群先生尊重所见所闻的事实，不以偏见歪曲真相，而且，在杂志上刊登照片，如实地向台湾道教界朋友介绍大陆道教界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堪称开明、公允和胸怀坦荡。
纵观《道教文化》杂志，人们还可以清楚地觉察到龚老同台湾“嗣汉天师府”关系的变化。龚老与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的关系，同甘共苦，非同一般。因此，张恩溥在台湾建立办事机构、筹建道教会、居士会，传道弘法，乃至生活和婚姻等，均曾得到龚老的帮衬和资助。张恩溥羽化的后事，乃至于选拔张恩溥在台湾的堂侄张源先出来主持办事处的事务等等，无不浸透龚群秘书长的心血。在《道教文化》第一卷中，发表过由龚老执笔的《中国道教嗣汉天师府组织规程》、《中国道教嗣汉天师府道教派别规则》，后来又连载了张源先编写的《历代张天师传》。据林庆全大法师写的《访问江西龙虎山道教圣地嗣汉天师府简记》一文的附注称，嗣汉天师府所用的“天坛玉格”均系由龚老所赐。张源先的拜表科仪、步罡踏斗亦系龚老和台湾著名道士张智雄所教。但是，张源先既无道学修养，又无德行教化，朝三暮四，自以为是，偏执己见，特别是重财轻德，因此，龚群先生等最终与没有张恩溥的台湾“嗣汉天师府”分道扬镳，并且自1988年以后多次率领台湾正一派道士访问龙虎山祖庭，为恢复龙虎山嗣汉天师府出力。1992年发表的林庆全的文章，更是对于龙虎山天师府的授箓仪式倍加赞赏，称“此一奏职法科，不但庄严隆重，各法师在正一道长演法科仪时，规例有序，整齐不乱，不愧为正一真宗典范”。文章还批评“台湾所谓天师府奏职法科事宜，草率行事，而且出售万法宗坛职牒，系营业性质，价格非常昂贵，又无真传法科可言。台湾所谓张天师奏售万法宗坛职位牒确实不能与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并相同论，实有天涯之别”。可以认为，林庆全的观点，大致上也反映了龚群先生对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道教的正确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道教文化》杂志，在两岸道教界和学术界中，也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随着原有的撰稿人年事已高，因此，从八十年代中期起，《道教文化》杂志开始发表海峡两岸道教学者的文章。其中有：淡江大学龚鹏程教授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香港大学黄兆汉教授的《全真教祖王重阳的词》、《张三丰与明帝》、《丘处机的“磻溪词”》等，成功大学丁煌教授的《道家思想与世界和平》、《唐代太清宫制度考》、《叶法善在道教史上地位之探讨》、《“上清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初研》等文章，以及北京、四川、吉林等地道教学者的文章。写这些文章的学者大多受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因此，他们的文章与《道教文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在风格上有显著的不同，视野开阔，立论新颖，具有丰富的信息量。这些文章的连续刊载，提高了《道教文化》杂志的质量，壮大了作者和读者的队伍，进一步扩大了它在海峡两岸和世界范围的道教界和学术界的影响。以一个没有足够而固定经济收入的“老兵”的力量，支撑着一个专事道教研究杂志的出版和发行，并在海内外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龚老推动海峡两岸道教研究之功，于当代与后世的道教事业都会产生影响，实在应该永留史册。
龚群先生在道教事业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于天师符法的传承和道教符法的研究。龙虎山正一天师道的符法是世代相传的。龚群先生与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共处多年，朝夕相处，执纸挥墨，尽得天师符法真传。这些年来，龚群所绘的天师符已在海峡两岸道教名山宫观流传，无不受到正一道派前辈的称赞。1989年12月，龚老在《道教文化》上发表了《符箓探源》一文，称“符咒具有役鬼驱神之三种妙用，为中国古代哲学之一种。考其原始，实出于三代之上”。黄帝受之于西王母，“至汉顺帝时，有张大真人名道陵者出，得异书于石室，入蜀之鹤鸣山，隐居修炼，以符箓为治病”。外人不识符书，有人言其是地图，有人则言其为图画文字，龚老则认为“符法秘典符咒者，实聚无数秘文，凑合而成，其书法亦正如吾人执笔作篆籒钟鼎，一笔不可勾且，不多笔画，亦不可少点笔画”。龚老将符区分为“张贴之符”、“食用、佩带、焚化之符”，“退鬼驱妖之符”等三类，还详细地叙述了书符的七戒、五忌以及笔次、用品等等。在《道教文化》上，龚老先后发表过五种天师符法，即：《师传王帅豁落符秘》、《朱帅肘后符秘》、《元坛赵帅三火符秘》、《龙虎山梅仙驱邪符秘》、《地祇温帅符秘》等五种。《地祇温帅符秘》一文前有记曰：“本文系据嗣汉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大真人秘传，原拟只传张家亲系，现在台湾张氏继起无人，公开爱好符箓，同道共同研究。”由此可见，龚老之所以公开符法的原因。
龚群先生在多次返回大陆参访道教名山宫观以后，对大陆学术界近年来的道教研究留有深刻印象。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学术界能够开阔视野，既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又珍重民族文化传统，因此对于道教的态度较为公正。所以，在《道教文化》杂志上，龚老也发表了许多大陆学者的研究文章，并且，在1994年倾全力发起、筹划和出资支持召开了“海峡两岸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在1994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台湾省嘉义县的中正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柳存仁先生以及丁煌、龚鹏程等台湾学者。大陆方面参加会议的则有来自四川、北京、吉林和江西的学者卿希泰、牟钟鉴、马西沙、王卡、韩秉芳、黄海德、李远国等。这次学术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是四十余年来，第一次海峡两岸的道教学者在台湾这个祖国宝岛上的会晤。这次会议我由于出访日本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作长期研究工作，因此未能及时得到进入台湾的文书，未能出席。但是，在1995年5月，龚群先生又专门安排时间，在台湾接待我，并全程陪同我访问了台北、高雄、台南、台中等地，还将我在高雄道德院的公开演讲《“藏外道书”和明清道教》收入后来出版的《海峡两岸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据龚老事后告诉我，这次会议的经办手续，前后共费时二年有余，奔走于台湾全岛几十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道教宫观之间。龚老说他是“以坚忍不拔之心及秉持老子之道，完成两岸道教学术交流的历史性愿望”的。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此语决不过分。都知道，这次历史性会晤的经费筹集、手续操办、日程安排、接待照拂等一应杂事，出力最多的是年过七十的龚群先生。1999年3月，第二届海峡两岸道教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嘉义召开，我又因应聘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长期研究工作而未能出席。事后，我知道，龚老也到会上去看望参加会议的学者，并且陪同大家游览，直至送大家登上回家的飞机，带着对于未来的道教研究的无限期望。
龚群先生并不是一个专业学者，然而，深厚的中国文化的修养，对中国道教和龙虎山天师府的真情以及对于道教文化研究的重视，使他在二十余年中，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中国道教史上写出了浓重的一笔。
今天和今后的道教学人，将会永远记住这位执著、坚定、为道教事业奉献了毕生一切的龚群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道教文化》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