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兰报了一个考研政治辅导班，每周三次去人民大学上课。花了她一大笔钱的听课证上画满了小格子，每去一次，小格子就被划掉一个。第一次去上课是周二的晚上，吴兰自以为去得很早，但是比较有利的位置都已经被占据了。大教室的座位像电影院里那样连在一起，当然比电影院的座位小得多，当然是为了装尽可能多的人。第二排的最左边还空着两个座位，从听课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位置太偏了，有可能看不见右半边的黑板。但是这儿靠窗户，窗外横斜着柳树的枯枝。吴兰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稍微靠里的位置，这样她左边还空着一个离树更近的座位。右边坐的是什么人，她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现在要讲的是她和左边这个人的故事。
老师已经站在了讲台上，教室里安静下来，一个高个子男生推门进来，他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下，低下头，快步从讲台前面绕到了吴兰的身边，她已经看清了他是一个高大可爱的男生，眼神生动，穿一件黑色的棉夹克，沙漠色的牛仔裤，肩上挎着一个灰色尼龙的双肩包。教室里本来暖融融的，他坐下来的时候，散发出外面清新冷冽的气息，吴兰周围的空气一下子清新起来。她始终看着老师和书本，眼睛的余光却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并且忽然发现了自己的衣服，洗旧了的宝蓝色棒针毛衣，洗得发白的紧身牛仔裤，她把寒伧的鞋子藏在了椅子底下。整个晚上他们没说一句话，她也没看他一眼。
第二次去上课是星期六的晚上，吴兰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心里不知道在盼望些什么。快要上课的时候，那个男生匆匆地来了，他说这儿有人吗？吴兰说没有。仍然是这样，她能感觉到他们在相互注意，对方细微的举动都尽收眼底，可是谁也不和对方说话，这是一种微妙的氛围。老师讲了些什么，他不时发出低低的笑声，吴兰觉得他笑起来很好听。她的心里开始回荡一支草原牧歌的旋律，像有缓缓的流水冲刷着温柔缠绵的水草。
星期日是一整天的课，吴兰迎着早晨的寒风骑车去人大，在上班的人流中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一路在心里进行各种假设和想像。本来她已经对复习感到疲惫和厌倦，尤其厌倦复习政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研。但是现在，一颗鲜嫩的绿芽露出了枯草覆盖的地面，生活中仿佛出现了新的生机。这次他比她来得早，还坐在那儿，心照不宣？吴兰在心里绽开了微笑。
他们认真地听着上面讲的那些陈词滥调，吴兰随时都在准备他和自己说话。课间的时候，她不出去，他也不出去，为什么不说话呢？她听见前面后面都有人在交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这样子，恰恰说明很不正常。她想知道他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要考什么专业，是哪儿的人，她焦急万分，但她有惊人的忍耐力，不可能主动开口。那时候的吴兰像一条紧紧裹在壳里的蚕蛹，只能等待着别人来打开。中午他出去了，可能是吃饭去了，而吴兰没有心思吃饭，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下午肚子忽然叫起来，她羞愧万分，赶紧深呼吸，还好，没叫第二次，她觉得太丢人了。
晚上回来，吴兰疲倦得像耕了一天地的农民，很想在宿舍里歇一会儿，可大家是不会安静的，打牌，嗑瓜子，笑语喧哗，并且放着吴兰最讨厌听的粤语歌，她只好又背起书包走了。那个冬天，吴兰的随身听里永远装着一盒崔健的磁带，《解决》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镜子里，她觉得自己的脸庞充满对爱情的渴望。
宿舍楼十一点熄灯，十二点吴兰才回来。第二天早晨她和老三一起去吃早饭，老三说昨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大家对你百般猜疑。那时的集体生活没有任何隐秘可言，她们想方设法要知道一切秘密，吴兰就知道她们会这样，而且肯定讲得很难听，让她们猜去吧，她暗暗地想，如果他成了我的男朋友，她们肯定嫉妒死了。在她们面前，听崔健也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那也许意味着你的心是狂野的，或者是装模作样，附庸风雅的。而她从小就惟恐被当成一个另类。
翻出以前的日记，吴兰才发现原来她们之间有过这样互相厌倦的时候，她一点都不记得了，在她的印象中，她们亲如姐妹，毕业后天各一方，难得见上一面，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亲热。
虽然他又坐到了身边，但吴兰忽然感到他是不会属于自己的，一切都是她自作多情而已，她看见他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又慢慢把纸条撕成了碎片，她幻想着这是写给她的纸条，但马上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下了课，她匆忙去推自行车的时候，他分明看见了她，却径直骑上车走了。他那么可爱，肯定是有女朋友的，没有才怪呢。这样想着，她感到无限悲伤。
新的一天，吴兰早早来到自习室，教室里只有她自己，从窗外望出去，一片苍茫，淡淡的阳光，古老的楼顶，一棵有褐色枯叶的树。突然想像一个孩子那样高声哭泣。世界丰富而辽阔，但世界在她这儿是静止的。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仍然盼望着去人大上课的时刻，她慌张地赶到那儿，把书包放到那个固定不变的位置上，去了厕所，回来，他已经来了。下课后，她在他后面出了校园，看见他穿过双榆树的十字路口径直向南去了，她想他可能是理工大学的，或者是中央民院的，又或者是交大或者中财的——明天是最后一次课了。
最后一天，但她知道中午他就该走了，因为下午的课是针对文科生的。下课的时间逼近了，她的心在一点点下沉，她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他收拾起书包，原以为他也许会对她说一声再见什么的，可是他什么也没说，挎上书包就走了，她的心里好像也很平静，看着他的背影出了门，消失了。好了，再也见不到他了。
中午她骑车跑回了学校，怕自己呆在那儿不能忍受。她只穿着一件牛仔衣，但一点都不觉得冷，寒风像刀子一样吹到脸上，她飞车狂奔。再坐在原来的地方，心里像被抓了一把那么难受，再也听不见老师在讲什么了。她一直看着窗外青灰的天空和那棵枯萎的柳树。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不过是一起坐了二十一个小时而已，算了吧，忘了吧。她在他的桌洞里发现了一只银灰色的拉链头，可能是书包上的，这是他留下的惟一的东西，她捡起它，握在掌心里，后来把它装在自己书包上的小口袋里。
还有一次课，她知道他不会来了，但进了人大的校园，仍然在黄昏的人流中极力寻找，阴暗寒冷的傍晚，她的心凄凉无助。教室里冷清了许多，每听见门响，她都会抬起头，仿佛他就要推门而入，这是不可能的，但她仍然注视着那扇淡黄色的门。晚上骑车走在北三环西路上，汽车不断呼啸着经过身旁，她的十指麻木疼痛，双脚冰凉。
在这样的心情中继续枯燥无聊乏味的复习，这是她惟一能干的事，生活没有别的内容。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考上研究生，她考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能离开北京。尽管这座城市和她毫无关系，但她已经远远地感到了它的神秘和魅惑，这城市的内部有她所不能穷尽的秘密，她无法抵挡这种吸引。那时她不知道这是危险的想法。
准考证寄来了，吴兰心里一阵恐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日子，一个个漫长枯燥的夜晚，永远也背不完的单词、政治试题，已经使她濒临疯狂的边缘。她咒骂着这该死的习题，该死的考试，心想只有疯子和偏执狂才能考上研究生。但是如果不进行这荒唐的复习她干什么呢？没什么可干的，她怀着一种受虐的心情继续看书，同时也胡思乱想。晚上，在自习室里看着坐在前面两个搂抱在一起的头颈，忽然模模糊糊地感到了身体隐秘的冲动。她把头埋在书里，感到自己此刻愿意被任何一个人抱在怀里。但其实也不是这样，有一天她去找一个老三介绍的老乡借书，那是一个灰头土脸、头发稀少的研究生，住在十层楼上，聊了一会儿，他就抓住她沾满墨水的手，她本能地要把手挣出来，他却要来抱她，她一阵恶心，推开他就跑了。后来他还骑车来追，遭到严词拒绝后长叹一声说，还是这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她头也没回地走了，但是这句话让她心酸。都是一样吧，她想，她对他，就像那个高大可爱的男生对她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