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教育、改造部队的工作并不是—帆风顺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旧军队的习气和制度在部队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部分军官中，对这种根本改造部队的做法很不习惯。如官兵平等、不准打骂、不许扣兵饷等等，有些军官想不通。另一方面，部队在改造过程中也受到一些“左”倾思想的影响。有的部队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将一些可以通过教育留用的军官处理走，个别部队还有发动士兵控诉军官的事情。加上国民党通过各种渠道的反宣传，对起义不久尚未稳定的部队也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在1932年1月中旬，部队开始发生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1月下旬，十四军工兵连的80多人反水。有些军官提出辞职，要求离开部队，有些干脆不辞而别。还有极少数的人喊一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口号。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一支刚刚起义的部队来说，是不奇怪的。我们除了对确属反动的少数人进行严肃处理外，对大多数人主要还是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晓以大义。但是在我们党内，当时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对起义部队发生的这些问题看得较重，甚至还有武力缴械的主张。这些“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更加剧了这支部队的思想混乱。当时我们政治工作干部分头在三个军中做工作。三个军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十五军，刘伯坚日夜在那里做思想工作。军委也专门把季振同、黄中岳找去谈话，个别给他们做工作。这时，十五军中谣言四起。如说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批准红四军来缴十五军的枪，等等，一些连队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非常紧张。
伯坚发电报来，反映了十五军的问题，我与季振同赶回九堡，那正是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一些军官到军团部坚决要求离开部队。为了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我与季振同研究决定，召集了九堡会议。那时我们军团部和十五军军部都在九堡。参加会议的除了我和季振同以外，还有黄中岳、左权、高自立、苏进等同志。当时我们在里屋开会，外屋里那些要求走的军官打着背包坐在地上等着。季振同对此束手无策。会上，我反复说明党对起义官兵的政策，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要相信党。这时，有的人便提出“要兵不要官”、“武力解决”、“彻底清洗”等几种说法如何解释，季振同也向我提出质问。会上同时提出这么多问题如何解决，对要求走的军官怎么办？我看会议实在无法开下去，便宣布休会。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我马上到中央去请示。走出屋来，即备马上鞍，从九堡到瑞金30里路，我心急如焚，一口气赶到。先找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见了中央局及军委领导。我向他们报告了红五军团出现的情况和九堡会议遇到的难题。当时，有些领导同志提出，马上派部队去武力解决。我是很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便说，先不要采取这个办法，待做些工作看看再说……
从军委出来，我又去找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座两层的小楼上，下边是放东西的仓库。有个两只脚的梯子，从梯子爬上去便是毛主席简单的办公室兼卧室。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子，摆些书刊、文件，一两个凳子，还有一张床。毛主席见我来了，起身迎接，招呼我坐下。我即向毛主席汇报了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和有的领导主张武力解决的意见，问毛主席怎样办？毛主席听后沉思了片刻，反问我说：“你的意见呢？”我说：“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毛主席说，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即将真正反动的剥掉），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即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割）。毛主席对我说，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我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心里豁然开朗，当天就快马加鞭赶回九堡，重新召集会议。我把毛主席的意见在会上一说，季振同非常兴奋，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好！拥护！赞成！我们坚决要革命到底。部队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大家分头去做工作。季振同这样一说，其他同志的情绪也都转变了，很快统一了思想。季振同走到门口，对等在外边的那些军官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你们要革命的就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他还拿出了自己的一些光洋和白区的票子，分给了那些要求走的人做路费。就这样，一场风浪总算平息了。我们这些在毛主席教育下走过几十年革命道路的同志，对这点体会特别深刻。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决策和指导，如果按教条主义的办法去做，红五军团在整编和改造中可能遇到更大的困难甚至挫折。其实，你越是相信他们，工作越好做。大部分起义官兵都表示愿意留下革命，一些起义官兵离开部队后，找不到出路，有些人又自动回来了，我们仍旧一视同仁。我们反复教育党内的同志，思想工作要循序渐进，要允许思想上有反复。
在宁都起义和教育改造部队期间，赵博生、董振堂起了非常好的表率和推动作用。赵、董都是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们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大志。在旧军队的十几年，他们陷于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恼之中。大革命时期，他们曾亲身接触过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有深刻的印象；到苏区以后又耳闻目睹，深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党。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毅然改弦更张——领导起义，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博生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他原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起义后，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他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博生同志有学识、有胆略，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对部下，总是循循善诱，晓之以理，从不以势压人。生活上朴素廉洁，没有旧军人那种恶习。具有这样品质的高级将领，在旧军队中是少见的。起义后，他一再向我表示自己没有受到党的组织训练，希望党多多给予帮助、指导。每每与他商谈工作，他都非常谦虚。一旦组织上决定了的事，他总是坚决地执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很强的组织纪律性。董振堂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在旧军队，他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式的军人，为人刚正，不苟言笑。对旧军队的练兵方法，他有很深的造诣。他带兵既严格又爱护，赏罚严明，又能以身作则，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擒拿格斗，善于近战、肉搏战，有相当的战斗力。起义后不久，他入了党，曾向我表示，从此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有一些储蓄，也执意要拿出来献给党。他做什么事情都一丝不苟，特别认真学习红军的战略战术，经常与我一起商讨军事问题，非常虚心。这两位同志在红五军团中是很有影响的。在教育改造部队中，他们与我们这些派去的干部合作得很好。就个人来说，我深受感动，我也是以他们为师的。在部队发生动乱的时候，他们以老上级对部属的身份，配合政治委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例如，在整编过程中，需要打破建制实行混编，这对于讲究帮派义气的旧军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的军官以相随多年为由不愿离开他们左右。博生、振堂同志努力说服这些部下，顾全大局，克服私人感情，服从组织的决定。所以，在他们兼任军长的十三、十四军中，虽然有些波动，但由于军政首长拧成一股绳，问题解决得都比较顺利。在后来的赣州、水口战役中，他们都能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指挥若定。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博生同志英勇牺牲于第四次反“围剿”的黄狮渡战役；振堂同志则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最后西路军渡黄河以后，在高台战役中英勇牺牲。这两位同志从一个有着爱国正义感的旧军人，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很值得颂扬的。对于他们，我至今仍很怀念。
经过这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部队稳定下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除政治课外，还有军事课，着重训练部队山地运动战、游击战。因为这支部队过去活动在大都是平原地区的北方，主要打法是阵地防御战，讲究擒拿格斗，最有名的是大刀砍杀。而苏区处处是高山峻岭，必须学会红军的打法。我们还组织军人俱乐部，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体活动。按照红军的生活制度要求部队，使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在此基础上，为了打破旧军队的小团体主义，根据军委2月2日训令，从2月中旬开始，红五军团打破建制在全军团进行混编。由于思想工作做得较细，部队官兵情绪很好，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混编任务，愉快地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少数愿意离队的官兵，就发足路费送行。还有一部分军官调红军学校去学习、任教。我们从基层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思想进步、表现好的同志，并发展他们入了党，逐步改变部队上层领导的成分。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整编、改造和教育，红五军团初步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党对这支起义部队制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恩来、稼祥等领导同志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当时党处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下，在改造部队的具体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在以后对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处理问题上，都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在工作中也不能不受到一些“左”的影响。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是坚决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特别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正确的指示去做了，对大规模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红五军团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以后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的英勇事迹，就是很好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