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的云南，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我们只穿一件单军衣行军，还走得大汗淋漓。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了一枪，立即转向西北，直奔金沙江畔。在这期间，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刘伯坚同志被敌人杀害了。这消息是张闻天同志从收音机里听到，告诉过去同他在上海共过事、现在随上干队一起长征的冯雪峰的。中央红军离开瑞金时，伯坚等同志被王明路线领导人乘机甩掉，留在苏区。3月上旬的一天，他在于都附近随赣南省党政军机关突围时，不幸负伤被俘。在敌人面前，他坚强不屈。4月21日，敌人将他杀害在大余县城郊的金莲山。上干队有不少同志在伯坚领导下工作过，对他的为人十分敬佩。前面已经提到，我同他在苏联同过学，到苏区后又共过事，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听到他遇害的消息，大家都悲痛万分。在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对王明路线也满怀义愤。据苏进后来说，到延安后，有一次他去拜见毛主席提起刘伯坚时，主席感慨地说：“离开苏区时，像瞿秋白、刘伯坚，我的爱弟毛泽覃，都该带出来的。闹宗派嘛！送给敌人杀掉，太可惜了！”
4月29日下午，干部团接到抢占金沙江渡口的任务。这时，我们距离皎平渡还有二百八十余里。陈赓团长决定，以三营为前卫营，九连为前卫连，立即出发，我们上干队和其他各营随后跟进。
在这以前，我已经有了一匹马。但我始终没有骑过，而是用它来给大家驮行李。我虽然疲劳一点，同志们却减轻了一些负担。
部队一天走一百多里，赶往金沙江边。金沙江是长江的主要水源，在宜宾和岷江会合后，以下才称长江。这条江是从云南进入四川境内必须越过的一道天然屏障。
这天，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离金沙江只有40里的陡坡上。远远望去，江水泛着银光，在高山峻岭间蜿蜒穿行。我们一路下坡，虽是夜间，大家走得还是特别快。走着走着，前面传来了“三营已经完全控制渡口”的胜利消息。接着江水奔流的声音也听得见了。大家抖擞精神，一口气跑到了江边。
原来前卫连来到渡口时，正巧敌人有两条木船过江来侦察。这个连巧妙地俘获了这两条船和船夫。接着就渡过江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敌人厘金局的三四十名保安队员和当天刚到达江边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控制了渡口。
我们上干队过江后，同干部团其他营一起，就在河边沙滩上露营。睡不多久，全团又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出发，赶到通安镇，去消灭昼夜兼程赶来增援的川军刘元堂部约一个团的敌人。我们在晨曦中走不多远，前面就传来了枪声。一问，才知是先头部队抢占通往通安镇的山顶隘口，正在同敌人进行激战。我们赶到时，隘口已经被拿下了。
中午时分，部队继续往通安镇方向前进。陈赓团长在山坡上指挥这场战斗。担任主攻的仍然是几个步兵营和重机枪连。在距离通安镇几里的地方，我拿起望远镜一看，我军已经占领了有利阵地，疲惫不堪的敌人正在溃逃。我们一口气猛追了十多里路，终于把敌人彻底打垮了，俘敌二百多人。上干队的学员也抓了几十个俘虏，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这一胜利，有效地巩固了绞车渡渡口，保证了中央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的大队人马，都从这里渡过金沙江，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敌人甩掉了。军委通报嘉奖了干部团。
我们在通安镇休息了两天，这是南渡乌江以来仅有的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第三天，便向会理前进。会理城里驻扎着川军刘元堂一个师的兵力。军委命令干部团配合三军团攻城。我们上干队的学员也参加了围城。城墙很高，敌人使用了很毒的一手：白天把全城的男女老少驱赶到城墙上，排在第一线，这样，红军就不好开枪；晚上，他们把老百姓的棉被、衣服，浇上油，在城墙上烧得火光冲天，以阻止红军夜间攻城。为了防止红军靠近城墙，敌人还把城墙周围的建筑烧得精光。红军左攻右攻都攻不进去。于是在城墙根下挖掘地道，用棺材装上炸药进行爆破。又因炸药威力不大，没有奏效。为了不耽误行军和减少伤亡，军委下令停止攻城。部队在城外前后住了六天，便继续北上，向大渡河进发。
过了冕宁，便进入彝族区。由于先头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彝族人民的信任，我们在过彝族区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了表示友好，学员们大都准备了一条毛巾或是几块饼干，作为礼物，送给跑到路边来欢迎的彝族兄弟。礼物虽薄，彝族人民拿到后，都兴高采烈，雀跃而去。
上干队的学员一边行军，一边还抓紧时间坚持学习。学习的方式倒也简单。大家围在一起，教员讲个什么问题，就算是上课。讲课的内容一般都是联系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讨论的方式就更灵活。有时几个人凑在一起，每人说上三言两语，有时一边走路，一边围绕个什么问题，大家发表意见。大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既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又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疲劳。过金沙江以后，由于敌情不像前一段那么紧张、频繁，这样的学习、讨论也就多起来了。
还在过金沙江以前，有个同志在路上偶然得到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上面有一篇评论红军长征的文章，说什么“红军的道路就是石达开的道路”。连续几天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上，也叫嚷“毛泽东要成为石达开了”。
红军果真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么？如果不会，理由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上干队的教员，因势利导，先给大家讲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故事，随后便组织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边行军边讨论。
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1856年和洪秀全分裂以后，率队从南京出走，转战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1863年3月被清军逼到这一带，在安顺场被清军联合彝民消灭，石达开也被捕遇害。民间还传说，当年石达开来到安顺场，本来已经渡过一万多人，后因王妃生王子，要大大庆祝，又把已渡河的兵力渡回来。突然河水陡涨，对岸又被清军抢占，进退维谷，终于全军覆没。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共同的结论是：红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的悲剧绝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大家列举的理由，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一、红军有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同石达开实行个人领导的农民军根本不同；二、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这同石达开的不联系群众、不依靠群众的农民军也不同；三、红军有严明的群众纪律和正确的民族政策，石达开在这方面也根本不能和红军相比，这在我们顺利通过彝民区时已得到了证明；四、红军指战员有着异乎寻常的勇猛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石达开的农民军却相差很远；五、红军的指挥员是一些具有大公无私精神，又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的军事家，石达开的思想和才干，根本无法相比。
道理上是弄通了，信心也增强了，但是，红军的环境毕竟还很险恶：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左右堵截。大渡河的所有渡口都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红军果真能顺利渡过大渡河么？
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终于打响了。这项重任首先落到了一军团一师一团的肩上。他们挑选十七名勇士，乘着唯一的一条木船，在我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冒着弹雨，冲向对岸，占领滩头阵地以后，又缴获到两条船。渡口虽然到手了，但要依靠这三条船，把几万红军渡过河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军渡过金沙江时，依靠六条较大的船还用了九天九夜才过完，而且九军团还是后来从另一个渡口过的江呢！再说，这时一股敌人又已渡过金沙江尾追上来。幸好这时，毛泽东同志及时来到了大渡河边。当他得知这一困难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即决定除我们干部团随一师继续在安顺场过河以外，其余部队，以一军团二师四团为前锋，均溯河而上，从泸定桥过河。
干部团渡河时，我们上干队被安排在全团的最末尾。在我们前面渡河的，是团供给处的一艘载着供给物品和牲口的船。河水汹涌澎湃，河面又宽，这艘船驶到河中间时，不知是撞上了礁石，还是遇上大旋涡，船身剧烈地摇动起来，牲口受惊，乱蹦乱跳，船翻了，船上人员和物资、牲口，全部坠入水中，除两个水性好的船夫没有丧命以外，其余都被激流冲走，其中有我们上干队政治科派去押船的同志。轮到我们渡河时，政治科党支部书记卢仁灿带领的那条船，在快要靠岸时，也遇到了一次险情，被激流冲下几十米。有的学员正准备跳水，幸亏船夫眼疾手快，抓住岸边的一块大石头，这才把船稳住，化险为夷。
渡河后，我们在安靖坝住了两天，即随一军团的一师，成为右路，与作为左路的其他所有部队互相呼应，夹河而上。几天后，左路部队全部越过了泸定桥。大渡河终于被征服，蒋介石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也终于彻底破灭。这样，学员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得出的“红军不是石达开”的结论，就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了。
随上干队一起长征的李一氓同志写过一篇《大渡河怀古》的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上干队全体同志在过大渡河前后的万千思绪。写到石达开的悲剧时，他有这样的诗句：“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写到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时，他兴奋地写道：“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
左右两路军的会合点是在泸定桥南边的龙八埠。我们到达时，大部分队伍已经继续往前走了，只有三军团的一部还驻扎在街上。从龙八埠继续走是化林坪。这以后，才算完全脱离大渡河，再也见不到这条河了。一路上，我们观察了大渡河的水势，到处都是“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真个没有一处可以架设浮桥。假如没有泸定这座铁索桥，数万红军还真不知道怎样才能顺利越过这条近代史上有名的大河呢！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泸定桥在清康熙时即已建成，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为何想不到从泸定桥过河呢？从这个问题谈起，许多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红军夹河而上、抢夺泸定桥的英明决策，更加打心眼里表示钦佩。这一事实更加充分表明：红军的确不是石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