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我和弼时同志等六人，在长沙乘一条小船到岳阳，然后登上一艘江轮，顺流而下，踏上了去上海的旅途。我们这些初别家乡的青年人，开始心里难免怀有依恋故土的缕缕情思，但是，对理想的热切追求压倒了一切。一路上江风习习，我们一边观赏着长江两岸的“大千世界”，一面兴奋地憧憬着未来。
到了上海，我们首先来到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六号，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赴俄学习的青年办的“外国语学社”，又叫“俄文专修馆”。我们在这里要先学习俄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为去俄国学习做准备。这是我们新生活的开端。
“十里洋场”的上海，更是一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缩影。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割成各自的租界。在租界中，我们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明明是自己的国土，却好似异国他乡。我们的身份是一些穷学生，学习俄文是为了谋生。对将来要去俄国的事，是要绝对守口如瓶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着的上海，谈俄国革命的事是要蹲班房的，搞不好还要杀头。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吃着最便宜的包饭，没有床，睡在地板上。但一想到将来去俄国学习革命本领，回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我们学习的劲头就非常足，特别是对学习俄文很刻苦。
在外国语学社负责的是杨明斋。那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在第三国际工作，是陪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国内搞革命的，我们这些人去俄国学习，都是通过他的关系联系的，杨明斋不具体教学，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说得也非常好，听说她也在俄国工作过。王小姐和杨明斋很熟，每天下了课，杨明斋总要将王小姐送出学社门。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列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那时陈望道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我们都很尊敬他，可有一件事让我们很好笑，就是陈望道每次来上课，身上总是喷着香水，熏得整个教室都香极了。我们第一次看到这“西洋景”，着实乐了一番。我们一起学习的大约有二三十人，除了我们一起来的六个人外，还有刘少奇、罗觉（即罗亦农）、卜士奇等同志，他们比我们到上海早一些。任作民同志也比我们早到，他是任弼时同志的叔伯兄弟，在上海的一个纺织厂做工，从工厂来外国语学社的。还有吴芳、谢文锦同志，都是江苏人。记得和我们先后到这来学习的还有彭述之、廖化平、许之桢、傅大庆、马念一、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
在外国语学社，我和弼时同志一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它的机关就在我们俄文班的楼上，刘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后，我们就不仅仅是学习，同时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边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那时做工并不多，只是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刊物做过抄写、校对工作。后来，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我们这个组织的人都先后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和少奇、弼时同志是俄文班中第一批转入青年团的。有一段时间关于入团的时间我只记得是冬天，究竟是1920年底还是1921年初，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我问过任弼时和刘少奇同志，他们都说是1920年。那时入团的手续很简单，填张表就行了。青年团的总负责人是俞秀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