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王明“左”倾军事路线执行者的领导下，屡战失利，最后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遂命令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开道。7月23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训令说：“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捍卫苏区。”训令决定“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中央指示红六军团由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联络。中央的意图实际上是要红六军团起长征先遣队的战略作用。
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省委、湘赣军区接到中央训令后，在7月28日以前，召开了红十七、十八师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统一思想。号召全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完成突围转移的战略任务。会后，对红六军团进行了兵员补充和整顿，加紧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和行军准备，并对红六军团离开后湘赣苏区的工作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作了安排。经过积极、紧张而比较充分的准备，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指挥员的率领下，红六军团全军9000余人，于1934年8月7日下午3时誓师西征，踏上了告别湘赣、远道征战之途。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是红六军团机要局长，为了西征，她不得不把才半岁的孩子湘赣寄养在苏区老乡家中，由于战乱而失踪，从此渺无音讯。
红六军团西征初期，连续征战，突破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冲出敌人的包围，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同时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和转移的任务，并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动员。会后，红六军团继续向湘南进军。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使国民党反动派一夕数惊。蒋介石估计红六军团可能在湘、粤、桂边区活动，即不停地发出电令，命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分别在湘粤、湘桂边境堵截；令湖南军阀何键急派刘建绪出任第四路军前敌总指挥，驻衡阳指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追击，在各地保安部队的配合下尽力拦阻红军。同时，命令各地大搞坚壁清野，强迫群众迁移集中，严密控制粮食、船只，封锁桥梁，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桂东、汝城之间。任弼时等指挥员当机立断，率领红六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趁敌围堵部署和湘江布防未完成之机，于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经沙田、汝城的濠头、暖水、田庄和资兴的滁口等地，穿过敌人的防堵线，再经东江，进入郴县，越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日占领新田县城。当晚，军团部决定摆脱敌人，强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23日，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佯攻零陵县城，准备抢渡湘江。湘军刘建绪发现红军抢渡湘江意图，忙调重兵堵防湘江和尾击红军。同时，桂敌第七军廖磊部分成两路向道县、零陵前进，堵红军西进。湘江两岸为国民党军重兵控制，红军渡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遂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折向东南方向的阳明山区前进，拟酌情建立游击根据地。但进到阳明山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区域狭小，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同时，敌3个师又2个旅已分南北两路向阳明山围攻，于是，又放弃这个计划，东出祁阳的白果市，摆脱了国民党军包围，绕过敌十五师侧翼，急转南下，到达嘉禾县城附近。任弼时向来自红七军的干部袁任远了解湘江渡口情况，选择红六军团渡江方向。接着，率红六军团折而向西，经蓝山、宁远，疾进江华、道县之间，渡过湘江上游潇水，破坏了湘桂军阀3个师的尾击堵截计划，进抵湘桂边境。
红六军团西征入湘，转战湘南期间，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有力支援。人民群众主动给红军送信、带路、烧茶水、架浮桥、送弹药，接收伤病员。地下党组织派游击队配合行动，焚毁敌人碉堡，破路毁桥，割断电线，打击敌人。红军沿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开展打土豪、开仓济贫等斗争，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当地的革命斗争。
9月2日，红六军团在蒋家岭附近之螺壳山、金山独岭击溃拦阻红军的桂敌一部，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4日，任弼时等率部抓住时机，一举击溃湘桂敌军8个团后，在广西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占领西延（今资源）县城。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的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火急训令，指示放弃在新化、溆浦之间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命令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开展活动，最少要于9月20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个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至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然后，两军协同作战，在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中革军委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方面，以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突围长征的行动。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六军团于9月9日从车田向西疾进，不料在小水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敌军已集结6倍于红六军团的兵力，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堵红六军团北上。于是红六军团改变计划，夺路南下，于17日袭占通道县城（今县溪）。湘敌李觉第十九师与桂敌廖磊分别南北对进，向通道县城扑来。红六军团迅速撤离通道县城。湘桂两军相遇，误认对方为红军，发生混战，互有死伤。红六军团乘机进到靖县新厂地区。湘敌何平部远离主力尾追上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红六军团领导人决定在新厂设伏歼敌，毙伤敌2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子弹数万发。新厂战斗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以较小的代价，击溃敌一个纵队的重大战斗之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红六军团在湘桂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忽东忽西，大踏步地迂回，使敌人难以琢磨。湖南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哀叹：红军行踪飘忽，“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从未遇其主力”，“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并大骂地方部属“毫无准确之报告”，“殊堪痛恨”。红六军团转战湘桂边，实现了牵制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新厂战斗胜利后，红六军团于9月19日，分兵两路，进入黔东南地区。在黎平县境，击溃敌周芳仁部的阻拦，进入剑河县境，拟从三穗北上寻找红三军。但经大广时，遭到湘、桂敌军袭击，迅速撤出战斗，急行军至三穗，跳出了湘、桂、黔敌军包围。随后掉头西进，击退跟追的黔军两个团，进入黄平县境。10月2日，乘胜攻占黄平县城。从这里的法国教堂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的法文贵州地图，经牧师译成中文，才对贵州山川城乡有了稍微详细的了解，方便了部队行动。次日，红六军团到达瓮安县属猴场和余庆县属的龙溪一带，进抵乌江南岸。
黔东南一带，多系苗族、侗族聚居地区。红军部队进入这些地区后，严格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苗、侗等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援。
这时，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已重新制定“会剿”方案，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再一次包围合击红军于乌江南岸的狭窄地区。中革军委不明实情，命令红六军团“迅向江口前进”，“不得再向西移”。敌军发现红军改向东北前进，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石阡地区。10月7日，红六军团前卫第十七师3个团，抵达甘溪时，桂敌两个团赶到。红军前卫部队仓促应战，三面受敌，且与主力的联系被敌人截断，难报讯息。待红六军团主力进至甘溪附近时，全军陷于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战斗异常激烈。红六军团指挥员决定立即撤出战斗，由五十团掩护全军冲出重围。后卫五十二团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官兵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损失惨重。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于长沙。甘溪战斗，红六军团遭遇失利，部队损失三分之二，军团长萧克数十年后忆及此役，仍怅叹不已。
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截成三段：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冲出包围的四十九、五十一团各一部，根据国民党报纸上披露贺龙红军在沿河一带活动的消息，向沿河急进，于10月15日在沿河的水田坝与红三军一部会合。由郭鹏率领的五十团，冲出重围后，在梵净山麓木板坡与红三军南下接应部队会合。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与敌周旋十余天，最后得到当地一老猎人引导，从石阡小鸡公附近的一条人迹罕至的夹沟脱离险境，通过石阡、江口大道，兼程向黔东印江方向进军，终与红三军会合，于10月26日在酉阳县南腰界召开了两军会师大会，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其中途经湖南18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围攻，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传播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完成了兵团性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