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任弼时、贺龙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区，在领导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历时一年时间，建树卓著。塔卧仰高风，湘西留美名。湘鄂川黔边区各族人民热烈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千年沉睡的群山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翻身解放的呼啸。得到各族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纵横驰骋，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战斗，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大规模“围剿”，前后牵制了近30万敌军，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很好地达成了既定的战略目的。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对国民党反动派造成新的威胁。1935年1月，湘鄂两省敌人集中11个师又4个旅，共40多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编成6个纵队，在地方保安团的配合下，采取堡垒主义和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术，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将红军孤立、限制和围歼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
为了进行反“围剿”的准备，红二、六军团主力早在1934年12月下旬，就由常德、桃源等地回师大庸地区，进行休整训练。红军在回师途中，曾占领慈利县城，缴获敌人一个步枪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并教育争取40多名技术工人和40多名缝纫工人，参加红军。这是湘鄂川黔根据地军事工业的重要来源。
面对敌人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围剿”动员报告。他指出：各个战线都是在军委统一意志之下互相配合、呼应进行战斗，每一战线的胜利或失败都会影响整个战局。“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阵地，同时又是在进攻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新阵地，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牵制、分散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
为动员苏区军民参加和支援反“围剿”斗争，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保卫新的苏维埃宣言》，提出最大限度地集中红军，配合群众的一切力量，消灭敌人主力部队，粉碎敌人围攻，巩固和扩大新的苏区。
在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过程中，任弼时十分重视广泛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并领导干部、战士，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边区的广大农村，至今仍保存着许多当年的标语、宣传画和布告，说明当时的宣传教育工作确实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为了搞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任弼时带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根据实际制定了有关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土地改革的进行，大大激发了群众保卫苏区、保卫胜利、参加红军，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
根据省委的指示，各级党委、苏维埃政府和部队政治机关，展开了广泛宣传动员。在部队内部，红二军团通过1935年1月27日召开的大庸丁家溶会议，批判了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二军团党的工作期间，在连续肃反、解散党团组织以及苏维埃政府、政治机关等问题上的严重错误，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澄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在地方上，开展了肃清地主武装的斗争，巩固了后方，扩大红军12000人，还组织群众参加战勤工作，这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基础。
1935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进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向蒋介石叫嚷：“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萧贺。”很想独揽对湘鄂川黔红军作战的指挥权。蒋介石不得不任命何键为一路军总司令，命令湘、鄂两省国民党军“协剿”红军。任弼时电告贺龙、萧克、关向应并报中央军委，通报敌情。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经过慎重研究，并请示中央军委后，决定集中红军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地区，等待敌人前进，正面迎击由沅陵北进的陶广纵队3个师，尔后迅速转移兵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之“围剿”。1月中旬，红军在永顺的梁家坪，歼敌章亮基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
2月11日，中央军委电示红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并指示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由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红军从1935年2月开始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蒋介石50个团、20万大军的压迫下，任弼时、贺龙率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外线作战，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2月上旬，红军初战郭汝栋纵队失利，大庸被李觉纵队乘机侵占。红军回师再打李觉纵队，又未打好。3月，红军在鸡公垭歼敌3000多人。郭汝栋纵队于3月22日乘机占领桑植。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作战方针，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致一再受挫，根据地只剩下以塔卧、龙家寨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使红军处于被动地位。湘鄂川黔省委立即在3月22日向党中央发出请示电报，询问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并提出在情况不利时，红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向南漳、兴山、远安地区转移。4月5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然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只有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转移。省委认为，敌人自4月9日占领永顺城后，从四面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原地区已经不利于红军作战，于是决定向北转移。这时，遵义会议的决议也传到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省委及时向县团级以上干部传达了会议决议，坚定了红二、六军团转移的决心。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转移。
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一七四两旅进驻陈家河、万民岗、周家峪一线，与西北面的敌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合成一势，协力堵截红军北上之路。4月13日，红军进至陈家河附近，与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任弼时和贺龙指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击毙敌旅长李延龄于澧水河边，红军前线指挥员王震在战斗中负伤。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城和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国民党军骇于红军凌厉莫测的攻势，纷纷后撤，转入防御。红二、六军团因形势好转，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仍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力图恢复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攻占江垭，派一部分兵力前进至慈利城北，造成进攻津市、北渡长江之势，以调动敌人。从1935年5月开始，红军开始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这次，敌人兵力达到了约80个团。任弼时、贺龙根据湘鄂两省敌人存在的矛盾，重新考虑了作战行动的方向和作战对象，作出了对湘敌采取守势，对鄂敌采取攻势的方针。5月上旬，红军在塔卧、永顺之间歼敌一部。6月中旬，红军主力采取攻城打援的战略，在湖北咸丰忠堡地区歼敌第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堡战斗打得很激烈，红四师政委方理明和红六师十八团团长、政委相继负伤，部队进攻受挫。军团政委任弼时马上阵前调整干部，派廖汉生代理四师政委，贺炳炎接任十八团团长，立即奔上炮火纷飞的战场，组织所属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忠堡战斗大胜，红军军威大振。
红军继续开展了几次出击，因为过于分兵作战，没能取得大的战果。国民党军为加强来凤至宣恩的封锁线，把第八十五师从江西调到鄂西。该敌初到鄂西，人地生疏，缺少作战经验，当其由小关向李家河前进时，红军再入鄂西，设伏于板栗园地区。8月3日，突然对敌人发起猛攻，歼敌第八十五师师部和2个团另一个特务营，击毙师长谢彬。板栗园战斗后，红军即返回根据地。8月8日，又在芭蕉溪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纠集重兵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告失败。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开展攻势行动，向东出击，扩大战果，先后占领湘西北的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城，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扩大。
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历时半年时间，红军先后作战30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师、一个师部和一个旅，缴枪8000余支，缴轻重机枪100多挺、各种大炮20多门，新建立了慈桑、宣恩、龙山三个县的革命政权，牵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萧克对任弼时敬佩万分，他后来写道：“弼时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事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弼时和我党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中，一接触到军事，就能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来建设军队，指导战争。”
在反“围剿”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政权陆续建立和巩固，为苏区的土地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规定：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但地主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祠堂、庙宇、公堂、会社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一律没收。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收）。还规定，凡是雇农、贫农及农村工人、苦力一律平均分配土地；中农土地是否拿出来与雇农、贫农一律平分，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同时，还对市镇独立生产者、医生、教员、和尚、道士、尼姑、牧师及富农，或家庭是贫农本人嫁与地主为媳的，或本人是贫农而被地主招郎的这些人的土地分配，都作了具体规定。在分配方法上，规定以乡为单位（如雇农、中农大多数要以村为单位亦可），按人口多少，田地好坏均匀分配；对茶山、竹林、矿山、鱼塘、耕牛、农具等的分配也有详细的规定。条例还规定了土地分配及土地买卖、继承等原则。12月16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就分田的意义、办法和工作的领导方式，作了进一步规定和说明。1935年1月28日，省委又作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农村封建势力与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强调在土地斗争中，必须执行“以农村无产阶级为基础，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联盟，以消灭地主和削弱富农”的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参加运动。省委还利用旧历年关阶级矛盾激化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抗租抗债，直接配合土地革命。
根据省委颁布的政策，土地革命首先在苏区中心的大庸县城郊及永顺县塔卧、刘家寨、龙家寨等地区进行，到1934年12月底基本结束，取得了一些经验。此后，在苏区内普遍开展，到1935年春天，基本完成土地革命。据各县的不完全统计，大庸县分配土地15.19万余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的66%，得到田地的农民约9.5万余人；永保、郭亮两县分田1.7万多亩，得到田地的农民1万余人；桑植县据4个分田较好的区统计，共分田4.4万多亩；龙山县共分田2.5万多亩；慈利县的溪口区，分田4000多亩。土地革命的开展，激发了贫苦农民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支援了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吸取了以前各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因此搞得比较成功，并在一些具体政策上有所修正和创新。如只没收富农的土地，不没收其房屋、财产及兼营工商业的资产，特别注意不侵犯中农的利益；道士、和尚、尼姑、斋公、牧师、神甫等人，同样分配土地；对地主家属，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等。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下开展土地革命，难免有些地区存在着“左”倾政策，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方法，因而树敌过多，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各级地方政权机关，称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春，苏区先后建立永保、郭亮、桑植、大庸、龙山等9个县和51个区的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23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共青团、工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女工妇女代表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建立，在团结群众、支援苏区建设和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也有较大的发展。据永保、郭亮、大庸、桑植、龙山、保靖、慈利、石门、沅陵以及酉阳、宣恩等县的不完全统计，有游击大队（支队）36个，游击分队、中队200多个，游击队员上万人。另外，大庸县独立团、慈利独立团、永保县独立团、龙桑独立团、郭亮县独立营、龙山县独立营、永沅联县独立营等也相继成立。为加强对地方赤色武装的领导，省军区下建立了两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指挥大庸、慈利、石门等县革命武装，第二军分区指挥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革命武装，在发展游击战争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中，发挥了作用。
在任弼时和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的领导下，广大军民保卫苏区、建设苏区，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地还进行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推动了湘鄂川黔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至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其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约200万。湖南的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保靖、慈利、沅陵、桃源、常德、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均属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范围。在不断战斗、捷报频传的过程中，红二、六军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其中红六军团发展到1.1万人，红二军团发展到9000多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湘鄂川黔根据地成为长江南岸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湖南西部的广大地区燃烧起红色苏维埃的火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老区，大批的湘西儿女参加红军，走上了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征途。
红二、六军团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保卫湘鄂川黔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全局上具有重大意义。任弼时曾总结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起来。”
在湘西征战的日子里，任弼时还关心着红军指战员的生活。他和陈琮英为军区组织部长李贞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做了一次红娘。早在红六军团奉命转移时，在永新县城东南牛田村的山路上，4个身穿灰色军装的人匆匆地朝南走着，一前一后的是两个警卫员，中间那个身材魁梧的是红军学校副校长谭家述，另一个蓄着短发的就是李贞，她是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他们是刚参加湘赣省委紧急会议后往回赶。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宣布了中央军委要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进行西征的决定。并决定将李贞留下来照顾三妹李新兰，因为作为王震夫人的她快要临产了。“不行，我要去找任弼时主席去！听后，李贞着急地说，她首先想到的是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一进门，李贞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同意留下来，我要跟随红军西征去。弼时同志，你说说，当前是打仗重要，还是照顾妹妹生孩子重要？！一见面，李贞就放了一串连珠炮，”我是来参加革命的，革命还没成功，我怎么能留下来呢？妹妹生孩子，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任主席，我要跟红军一起走！任弼时把烟斗放在桌子上，他了解李贞的脾气，于是态度和蔼地说：“好，李贞同志，既然你不肯留下来，我再与几个领导商量一下。可是，长征路上可不留情啊！8月7日，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领导同志的率领下，她随红军学校从江西出发，踏上艰难的漫漫西征之路。”
在红六军团桂东突围誓师大会上，中央代表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浏阳女将李贞被任命为军团组织部长。部队突围后，全军团13个女同志都集中到军团政治部，李贞觉得自己是组织部长，做起女同志的工作来方便些，便主动地了解她们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帮助解决。每次到几个单位了解情况后，她又回到政治部的行列，和其他的姐妹们走到一起，笑哈哈地问她们：姐妹们，怎么样呀！一个女同志走得歪歪扭扭，抬着脚笑着说：就它不争气，净是血泡，紫葡萄一样，快熟透了。晚上住下来用热水烫一烫，再用针挑开，就好了！李贞边走边说。这时，坐在右侧的一位年龄稍大的女同志接过话头说：苦没有什么，可就是见不上老公，不知他怎么样了，真让人担心得不行咯！这句话，引来一阵笑声。李贞望着姐妹们，感慨颇多。是的，女人比男人多一层心事，也多一份痛苦。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转战到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先在大庸县成立湘鄂川黔省委，后将省委、省军区机关迁至永顺县的塔卧。李贞从红六军团组织部长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因此，她随省军区机关搬到了塔卧。在这里，李贞主要从事的是任弼时领导的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现在，她从农村回来，走在塔卧街上。刚一回到住处，感到有些累的李贞准备先歇一歇。可刚坐下不一会，陈琮英就走了进来。李贞和陈琮英是老相识，早就知道陈琮英小时候就到了任弼时家里，以后和任弼时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进过国民党的监牢。因为爱说爱笑，被人们称为小麻雀。陈琮英说：听说你到下边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家一会。李贞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建立政权，发展武装，连妇女们也积极参加进来了。“弼时讲，我什么时候也下去一次，做一些实际工作。他还说要多向你学习啊！”你是干机要工作的，工作性质不一样，你哪能离开呀！再说，弼时同志的身体不太好，也需要你在身边照顾。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又不能总一个人呀！陈琮英算得上李贞的大姐姐，她关心地说：“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谁？！李贞抬起头，紧紧盯着陈琮英。”甘主任，你熟悉的！“是他？是甘泗淇？！”
对甘泗淇，李贞不仅熟悉，而且熟悉得比陈琮英还早。他原名叫姜凤威，又名姜炳坤，1903年11月21日，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王首道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决定成立湘赣省委，指定王首道任书记，并派刚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甘泗淇到省委任宣传部长，王首道和甘泗淇回到湘赣时，李贞和张启龙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从此就认识了。此时的甘泗淇先后当过独立一师党代表，军区政治委员，在“肃反中，他与王首道、张启龙一样，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李贞对甘泗淇的印象一直很好，认为他是一位心胸开阔，平易近人，有智有谋的战将，但要和他谈婚论嫁，却从来想都没想过。眼前，陈琮英突然提起这事，让她一时太为难了。怎么样？陈琮英追问道。李贞冷静地说：“人家是到苏联留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的人，没有文化。那怕什么，我也是童养媳嘛。你说他的文化高，你的文化低，这不正好让他帮助你学嘛！陈琮英认真地说。”那也不行！李贞说，“反正我觉得不合适。”这样吧，陈琮英说，“你再考虑考虑，同意不同意，都由你决定。我和弼时只是看着你们都是单身，才想着牵个线。过几天，我再听你的回话。”
1935年元旦，在永顺县塔卧村，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在婚礼上，贺龙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贺龙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从此之后，李贞和甘泗淇开始了并肩战斗的风雨人生。
湖南省永顺县塔卧镇，曾经是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是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委、湘鄂川黔省军区、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政府的所在地，形成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文物旧址群。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湘鄂川黔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不久，湘鄂川黔省委机关从大庸迁至永顺塔卧，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联县扩军会议上带头唱民歌，指挥合唱《送郎当红军》，用唱革命民歌推动扩红工作，结果出现了“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的参军热潮。任弼时作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在永顺县塔卧镇也留下了不朽的功勋和感人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