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任弼时和彭德怀的革命履历，他们共事的时间并不多。任弼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五、六、七届中央委员，彭德怀则是六届五中全会补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七、八届中央委员。在中央军委方面，任弼时是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委员，彭德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军队指挥方面，任弼时曾指挥红六军团、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彭德怀则指挥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在八路军总部、解放军总部，他们曾并肩战斗过。从家乡而言，任弼时、彭德怀都是大湘潭的范围，是大同乡。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号石穿，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湘潭县乌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两年私塾。他下煤窑当过童工，讨过饭。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2年秋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后参加北伐战争，受共产党员段德昌影响，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黄公略、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红五军，开辟湘鄂赣边根据地，12月，他率红五军主力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在井冈山会师，并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屡建战功。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1936年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与朱德一起指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在党的七大上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司令，与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打败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1948年收复了延安，次年解放了西北五省，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率师抗美援朝，迫使美国自开国近200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了字。1952年4月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7年，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严重迫害。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任弼时与彭德怀都是湖南人，两人的家乡距省城都不到100公里。任弼时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交往不是最多的。但他们的合作却非常默契。西安事变爆发时，彭德怀、任弼时是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和政委，他们沉着冷静，整军、扩军，在军事上积极配合政治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任弼时是政治部主任，虽然任弼时1938年2月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抗日前线，但抗战前期，他们积极配合指挥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重大胜利，他们联名力主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共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重兵进攻陕北，彭德怀主动请缨肩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担任西北野战兵团总司令兼政委，任弼时则任中央纵队司令，他们一个在外围统兵驰骋战场，一个为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而操劳，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西安事变前后的密切合作
1936年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彭德怀、任弼时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和政委，统一指挥除西路军外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各部及其他兵团。
1936年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难忘而又意义重大的日子。这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包围临潼华清池，拘捕蒋介石；与此同时，古城西安枪声大作，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等十余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此时，红军集结于洪德城与盐池间的沙漠边缘，任弼时与彭德怀同住在一个土窑洞里。深夜，洞外狂风呼啸，飞沙弥漫。彭德怀正举着马灯查看地图，准备继续打击胡宗南。这时，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声报告：“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了！”。
听到这个消息，任弼时和彭德怀既感到震惊，也非常兴奋。但他们马上冷静下来，边查看地图，边分析形势。他们认为“西安剧变后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大的推动作用”。并估计到“何应钦可能组织蒋嫡系发动对张战争，我应把握主动”。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应该拥护的。并强调：应当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兰州、汉中等战略要点应即布置。
任弼时、彭德怀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态度的看法与毛泽东和党中央不谋而合。他们都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团结对外，一致御侮。但他们也深知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充分的军事准备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彭德怀和任弼时为核心的前敌总指挥部及时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调整行动部署，力促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战略格局的形成。
亲日派何应钦在事变爆发后，即调兵遣将，向张学良、杨虎城兴师问罪，敌军主力从潼关进逼西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集中主力、兵出河南、进逼南京，从军事上配合张学良、杨虎城的战略设想。任弼时、彭德怀则主张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因为“红军以进攻姿态出河南巩固西安，可能延长内战，在北面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而从河南迂回到敌后援救西安，需时二十天，时间来不及”。他们建议集中主力，就地打胡宗南，巩固苏区，从战略上配合张学良、杨虎城。12月20日，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向南开赴到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区，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靠拢。张、杨深感有了依靠。张学良的态度也由此变得强硬起来，称西安事变为“万不得已”之举。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蓄意报复，调遣大军重占潼关，进逼西安。任弼时、彭德怀向军委建议：野战军第一步应集结在兴平、扶风地域，相机打击西安进犯之敌。如将来地形、敌情不利于我作战时，则向商州、洛南转移，进攻洛阳，深入河南，取得战略上的主动，直接从军事上支援张学良、杨虎城，不使他们陷于孤立。军委和毛泽东对这个“攻敌所必救，以主力深入敌重地，借以调动敌人，以争取战略主动”的意见很重视。作出不抽调英勇善战的徐海东第十五兵团首先出商洛地区阻击敌人，将红军主力全部开往陕南，跳出敌人凭借陇海铁路和黄河组成的战略包围圈的决策。1月4日，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南下直入关中支援张、杨。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各界进步人士备感兴奋和震动，蒋介石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2月中旬，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连连受挫，情况非常严重。为缓解危机，毛泽东准备派出三分之一的力量向西增援。出于慎重起见，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征询“意见”。彭德怀、任弼时认为，红军主力西出，于军事、政治上均不利，建议用积极的政治交涉办法，或以适当的军事力量威胁青海省会西宁，以求达到救出西路军的目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复权衡，采纳彭德怀、任弼时的正确建议，重新调整了援西军的兵力部署。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得力于军事上的密切配合。为了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变为红军指战员的具体行动，任弼时、彭德怀做了大量的工作。
早在1936年11月底，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任弼时就和总指挥彭德怀一道，按照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领导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了为期7天的整顿和教育。他们要求部队健全党的组织，加紧进行党员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还要求部队缩小机关，以充实战斗连队，巩固部队团结，整理军容，改善给养。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又根据逼蒋抗日斗争的需要，对部队进行统战纪律教育，加强红军的纪律整顿。他们多次向红军各级首长强调，要争取群众和影响友军，并以很好的态度和言行对待他们，与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经过整训，红军的军事、政治、纪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同时，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们把扩红工作提到战略地位来实施，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些积极、有效工作的开展，使全军指战员在西安事变这段非常时期里能够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从而在军事上保证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下旬先后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提出党的基本方针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继续督促、逼迫蒋介石实现抗日救国诺言，反对亲日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内部在战与和问题上的分歧愈演愈烈，一批少壮派军官坚决主战，他们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主和派不能公开讲话。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苦心斡旋，也是几经说服，几经变卦。
这时，彭德怀、任弼时已率红军主力开进到西安以北数十里的泾阳、三原地域。为了贯彻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们亲自前往西安城内做说服工作。他们或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或者宴请进步人士，解释党的正确主张。第十七军将领赵寿山对释放蒋介石一时想不通，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亲自前往赵寿山的警备司令部做说服工作，使他“明确认识放蒋是对的”。他们还以红军前线指挥员的身份同杨虎城、王以哲晤谈，并出席在金家巷张公馆召开的有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彭德怀和任弼时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英、美、日在华利益的矛盾的基础上，向大家申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的立场。
然而，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不放，并企图进一步分化张、杨所部。西安的主战派又占了上风，连杨虎城都提出准备开战。此时周恩来来到“前总”驻地，同彭德怀、任弼时等紧急会商。会后，任弼时等致电毛泽东、朱德，提出“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个前途的实现”，打仗“不是为着发展大规模战争，而是为着求得和平解决”。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应始终与他们一道，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形势的发展，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各级将领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正确意见，大规模的内战最终没有打起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任弼时、彭德怀在其中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后来，任弼时对这件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作了简要概括：“由于我们一年来统一战线的号召与努力，不但深入群众中，而且影响到各军队上层分子，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各派都公开谈抗日，加以我们的让步，更促成这一和平的实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10年的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开始再度合作。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毛泽东坐镇陕北，运筹帷幄；张闻天、周恩来等奔走于西安与云阳之间，苦心斡旋；而彭德怀和任弼时，则驰骋沙场，和友军结成三角联盟，调兵遣将，以军事行动保障政治谈判，以政治路线统率军事行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立下了不朽功勋。
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与八路军副总司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国共之间停止了长达10年的内战，开始进行第二次合作。但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直到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与国民党进行了三次谈判，都因蒋介石缺乏诚意而未达成实质性协议。
1937年7月7日7时，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和副政委杨尚昆联名通知第一、第十五军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的有关首长，于18日到云阳镇报到，出席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就在这天晚上，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但蒋介石迟迟不下决心抗战。
1937年8月13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这一天，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危及四大家族及其后台英美帝国主义的切身利益。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也因此出现了转机——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赞成国共合作。
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师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
这时，在陕西洛川县的冯家村，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为常委，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为秘书长。
洛川会议结束后，朱德、任弼时返回云阳，彭德怀则和周恩来一起去太原同阎锡山交涉八路军入晋事宜。
9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大操场举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朱德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任弼时宣布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二天，任弼时和朱德、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出发北上，21日抵太原，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与先期到达太原的彭德怀会合。
这时，日寇沿平绥、平汉线大举进攻，华北战局日益恶化。日军9月13日占领大同后，即向平型关、雁门关逼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一二〇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阎锡山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
24日晚，第一一五师的三个团在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冒雨进入平型关至东河镇沿20华里的公路两侧伏击阵地，隐藏待命。25日清晨，雨停了。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4000多人，分乘100余辆汽车从灵丘方向驶来，后面跟着200多辆装满物资的大车，还有骡马大炮和骑兵。这里地处山西河北交界处，日军根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在这里设伏。7时整，八路军奇兵突出，把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切成几截，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日寇虽顽强抵抗，但经不住八路军战士的英勇拼杀，死伤过半，其余的狼狈向东逃窜。平型关首战告捷，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毛泽东来电“庆祝我军第一个胜利”。
平型关战斗一结束，任弼时同朱德、彭德怀立即签发《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断敌运输、增敌恐慌、分敌兵力来困扰向太原进攻之敌，“便于主力打击敌人”。
各地游击战展开之后，任弼时将精力集中于部队的政治建设和根据地建设。
红军改编时，为顾全大局，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任弼时发现政委制取消后，部队的战斗力明显削弱。经过调查研究，他起草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并同朱德、彭德怀联名上报中央，得到批准后，使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得以恢复。
对敌军的政治工作，任弼时也很重视。平型关战斗中，战败的日军拼死不肯缴枪。在打扫战场时，有的同志去背受重伤的日本士兵，结果耳朵被他咬伤了。任弼时认为，这一方面是他们中法西斯“武士道”的毒太深，另一方面是不了解我军的政策。目前，入晋的敌人屡遭打击，给养困难，军心动摇，这是我们瓦解敌人的良机。为此，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军政治工作的指示》，要各部广泛张贴和散发《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宣传我军优待俘虏，医治伤兵等政策。还要求各部队组织宣传队，学会用日语呼口号、喊话。此后，又发出《关于对伪满军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争取伪军、教育伪军的政策和方法。这些措施在敌后根据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被称为在另一个战场上的斗争。
与此同时，任弼时还集中精力制定政策，调配干部，开始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保定失陷后，任弼时与邓小平找王平、刘秀峰谈话，派他们到河北平山县与李葆华组成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25日，任弼时又和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成立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
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任弼时抽时间及时总结了山西前线抗日的经验，并于1938年初撰写了《山西抗战的回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强调指出：必须提高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必须动员全民族抗战和充分发动群众，必须坚持持久抗战和敌后战，必须注意群众利益和严明军队纪律。任弼时总结的这些经验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对指导全国的抗战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八路军在山西抗战中的英勇事迹，吸引着国内外的记者、作家、文艺工作者到战地访问，体验生活和慰问。美国的斯特朗和史沫特莱先后到八路军各部访问。湖南籍女作家丁玲率战地服务团一行50余人，从延安来到山西前线。任弼时和彭德怀热情地接待他们，向他们介绍情况，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丁玲后来回忆道：“那时，前方的指挥员我都不认识，我觉得弼时同志容易接近，所以一路便跟着他。一路上，他教我骑马，讲马的习性，帮助我，照顾我。到宿营地，他就坐下来看书，读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当时，他和彭总在一起，工作很紧张，一到宿营地，就挂起地图，看电报，忙极了。可是生活很艰苦，部队吃得很不好。他和彭总那里的伙食也办得不好，贺老总那里，比他们搞得好些。那时，津贴很少，一个月，他们每人五元钱，彭老总的钱由警卫员替他管。彭总有胃病，警卫员就给他弄点炒面糊，冬天有时买只鸡做给他吃，但彭总总要问他，是不是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违反群众纪律没有？我跟着弼时走一路，没见过他的警卫员给他买鸡吃，他自己不大花钱的。”
由于部队迅速扩大，经费有限，八路军的官兵，一律过着清苦的日子。彭德怀和任弼时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八路军也正是在这种艰苦奋斗精神的支撑下，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1938年2月中旬，为汇报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情况、讨论新的战时政治工作条例、解决一些干部等问题，任弼时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任弼时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八路军的发展情况及战区统一战线问题。为进一步发展敌后抗战力量，避免和阎锡山发生摩擦，任弼时建议八路军主力可向河北敌后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战略性建议。这时，日军正准备向西安和武汉进攻，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和任弼时于2月23日联名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反映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配合友军、真诚抗战的决心，为后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成为坚强的抗战堡垒，指明了方向。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工作。随后，他肩负着出使共产国际的重任，踏上了第三次旅莫的征程。
彭德怀在八路军总部一直协助朱德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也大部分由他实行。到1939年春，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到将近20万人，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蒋介石对此不甘心，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八路军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来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日军则乘机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致使根据地物资供应紧张，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彭德怀集中八路军将领的智慧，精心酝酿、组织了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极大地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在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和1942年，是日本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两年。彭德怀和敌后军民面对的是新的更残酷的斗争。经历了苏区艰难创业、备尝长征中无根据地之苦的彭德怀，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百团大战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敌后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整顿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加速进行。与此同时，他和抗战军民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乡”、“蚕食”和“扫荡”。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已成定局，美军转入战略反攻。华北战场上，日军也深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华北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9月10日，彭德怀应中央之召赴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他协助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朱德继续指导华北敌后抗战，直到抗战胜利。
在延安枣园的时候，任弼时家的左边不远是彭德怀家。任弼时的儿子远远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爸爸常到他家里去，我在家中找不到爸爸就首先到他家去找。爸爸和彭伯伯在一起有时谈工作，有时下棋，有时也踏着月色搂抱在一起摔跤。那时候我只有三四岁，经常经过彭伯伯的窑洞到枣园的大门或小渠对岸的树林里去玩。彭伯伯每见到我总跟我谈上几句话，或是哼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词，用右手做成大刀的样子放在我的脖子上说“杀头”，这时我也要学着他的样子还他一句“杀你的头”。他还喜欢抱着我，用手在自己的嘴下做一个拔胡子的动作，然后再把胡子栽到我的下巴上，并且问我“胡子栽上了没有？”叫我摸摸。以后很长时间，“杀头”、“栽胡子”便成了我和彭伯伯之间的一种特别亲热的表示。
从彭德怀与任弼时家人的亲密相处，看得出他与任弼时之间的深厚战斗友谊和革命同志感情。
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春，国民党蒋介石单方面关死国共和谈之门，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的机关全部工作人员撤回延安。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又一次全国内战迫在眉睫。
此时的陕北高原乍寒还暖，延安上空则风云突变。3月，蒋介石鉴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屡屡惨败，遂改变战略，集结24万兵力，由胡宗南指挥，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其首要目标就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敌我对比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11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留延安指挥保卫战；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转往子长县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继续中央机构的正常工作。
在大敌压境、兵临城下的严重形势下，如何保证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全，保卫并巩固陕甘宁边区，安定全国各解放区的军心、民心，成为大将军彭德怀反复思考的头等大事。3月上旬西华池战斗后，胡宗南主力正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准备向延安进攻。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为迎击来犯之敌，他首先向部队讲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赶到防卫延安的主阵地南泥湾，检查教导旅的设防情形，并指示该旅旅长罗元发：要“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余裕时间”。延安大敌当前。延安危急！陕北危急！党中央、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将如何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由谁来挂帅领兵？延安军民的心头萦绕着种种疑虑。一贯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彭德怀，决心主动请缨，承担起保卫陕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这时，彭德怀已深感边区部队加强统一指挥刻不容缓。3月12日，彭德怀回到延安，在向毛泽东汇报了视察部队的情况后，即主动请命：贺龙同志在晋绥，“在贺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彭德怀的请求。3月16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从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3月20日，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重新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计2.6万余人。从此，彭德怀离开了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等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岗位，担负起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这不仅表现了彭德怀作为一个军事家的魄力和胆略，而且更表现了他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和对党、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当时，毛泽东高兴地握着彭德怀的手说：“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嘛！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把你这员大将放在西北对付胡宗南的24万大军，我是放心的。”
此后，任弼时和彭德怀，一个带领中央纵队紧跟毛泽东，保证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一个率领西北野战兵团，驰骋在广阔的西北战场上，为打败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开始了解放战争中陕北千里转战的壮举。
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的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常青的松柏。在这些名山、宝塔的映衬下，延安城显得格外庄严、美丽。延安是革命人民心中的圣地。当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时，好多人的思想不通。任弼时从战略的高度耐心地做说服工作：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为了更便于同敌人周旋，我们必须放弃延安。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是主动放弃，不是败退。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为了使中央机关安全撤离，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与敌人激战6天，以极小的代价，毙伤敌人5000，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使中央和地区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3月25日，彭德怀又率西北野战兵团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全歼胡宗南整编第三十一旅2900余人于青化砭地区。当日晚，毛泽东来到王家坪。自延安分手后，中央五大书记第一次相聚。他们研究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继续留在陕北；5000多人的中央机关必须转移到安全地带，继续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
10年来，延安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转移，埋藏物资，抢运档案，安排老幼妇孺，编组行军，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任弼时受命起草给晋察冀、晋绥和太行等军区的《关于掩护中央机关安全问题的指示》，领导完成了这一极其紧迫而又细致的组织工作。
3月底，中央作出重要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工作，与朱德去山西同董必武、叶剑英等会合，经五台转太行；电告周恩来从晋绥回来，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
作出这一重大决策后，任弼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将陕北的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中央纵队，下辖四个大队。任弼时任纵队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为了保密，中央纵队的代号叫“三支队”，毛泽东的代号为“李德胜”，周恩来的代号为“胡必成”，任弼时的代号取司令的谐音，为“史林”，陆定一的代号为“郑位”，谐音政委。毛泽东诙谐地对任弼时等人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的“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
临分别时，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刘少奇和朱德一再叮嘱任弼时说：“你的任务很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作为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纵队司令的任弼时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
4月10日，任弼时和毛泽东与从晋西北返回的周恩来会合。从此，三人一起沐雨栉风，转战于陕北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之间。12日，他们转移到安塞县的王家湾，和陆定一一起挤住在村民腾出的两孔窑洞里。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也说，毛泽东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任弼时这段时间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他不仅要到各大队去检查干部、战士的生活和群众纪律，还要帮助老百姓安排春耕生产，不仅要管笔、墨、纸张等具体的后勤供应工作，还要操心革命后代——孩子们的安全。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安全。当时纵队与后方委员会隔着一条黄河，人员往来很复杂。任弼时电告叶剑英、杨尚昆，河东人员不得随便介绍人来河西，若确实需要，须有中央后方委员会的介绍信和路条。
此时的彭德怀则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之下，深入领会中央的作战意图和作战方针，准确掌握敌情，一再诱使敌人犯错误，并充分利用陕北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以“蘑菇”战术牵大吃小，或集中兵力巧设伏兵于运动战中，或以攻坚手段歼灭孤立据点之敌，屡战屡胜，在取得青化砭大捷的基础上，又接连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歼敌1万余人。
1947年5月14日黄昏，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真武洞举行5万余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周恩来从百里外翻山越岭赶来祝贺，并在会上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自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
蒋介石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的消息，气得火冒三丈。他命令胡宗南使用美国新发明的电台测向仪，找出中国共产党首脑的活动方位。胡宗南使用这个“洋玩意”，测出王家湾一带电台比较活跃，遂命令刘戡带4个旅轻装偷袭王家湾。
情况万分危急！中央决定撤离王家湾。任弼时为了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建议中央纵队向北走，再折向东，万不得已时可以过黄河暂避一下。毛泽东不同意过黄河，主张向西走，并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队伍按毛泽东的意见向西撤。
那天晚上，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中央纵队派出警戒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离开王家湾。队伍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任弼时下令，不许出声，更不许打手电。雨下个不停，队伍原打算在小河村休息一下再走，但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窜到王家湾，离小河村只有10来里路了。任弼时只好命令队伍继续冒雨摸黑前进。天亮时，部队到达天赐湾。天赐湾的条件非常艰苦，部队刚住下来准备休息，侦察员又飞报：敌人已向小河村摸过来。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一个有惊无险的方案：在村东布置了一个排准备阻击敌人，另派一个排向西南方面活动，佯装和敌遭遇，把敌人引开。中央纵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终于化险为夷。
任弼时特别注重通讯工作，转战中每到一个驻地，他安排好毛泽东的住处后，立即指挥负责情报的军委二局前梯队和通讯电台队架设电台，安装电话。畅通的信息渠道成为领袖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离开王家湾两次遇险后，中央纵队在天赐湾住了一周，任弼时立即命令架起电台同彭德怀和中央后方委员会联系。同时，叶剑英转来电报说，小河村周围五六十里有空隙。中央纵队又重返小河村。
蟠龙战役后，胡宗南部集结于蟠龙、青化砭地区整补，主力缩作一团，野战兵团一时难以觅得各个击破的战机。5月底，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自安塞地区西进。至7月初，先后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收复了环县、安定、安边、靖边等地。这时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成熟了。
为组织和发展全国的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会议进行研究。7月16日，彭德怀和习仲勋出发前往靖边小河村参加会议。小河村是个绿树掩映，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会场设在用柳枝、草席搭成的凉棚下。会议研究和讨论了土地问题和战争问题。会后，西北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部署进攻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任弼时则根据会议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到支持长期战争的土地改革和财经问题等方面。
自任弼时回国，特别是分管边区工作以来，他一直很重视经济工作，尤其是土地问题。他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累了许多经验。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下达后不久，他就注意到了土改中一些“左”的苗头。他在为中央起草复刘少奇的电文中就提出：“在实际土地改革运动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加以讨论。”
一个多月的小河生活并没有使任弼时得到平静的休养，他将大量心血耗费在研究土地改革、经济问题上。而且他的研究和思考一直没有停下来。
1947年10月，中央纵队辗转来到陕西米脂杨家沟。由于过度操劳，任弼时到杨家沟不久就病倒了。中央决定让他到距杨家沟10里的钱家河休养。但任弼时哪有心思安心休养，他带病把精力投入到土地改革问题的调查研究上。他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为了获得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还发动警卫员等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调查研究。20多天后，他到杨家沟出席了中央扩大会议。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考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又综合与会同志的正确意见，对纠正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提出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非常重视任弼时的这一发言，他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扩大会后，任弼时对土改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1948年1月12日，杨家沟扶风寨的一个家族宗祠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正在举行。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他从理论与实践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土改的新的策略方针。他的演讲具有指导意义和实际操作意义，被公认为纠正土改“左”倾错误的力作。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批示由新华社转播各地，指导土改工作。
经过全党的努力，特别是任弼时的辛勤工作，到1948年春，土改中“左”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
当任弼时在小河村研究经济和土改问题的时候，陕北战局到了关键时刻。蒋介石亲临延安督战。陕北局势又陡然紧张起来。
小河村是刘戡军队进攻绥德的必经之地。8月1日，中央纵队迅速从小河转移，向西北野战军驻地靠拢。这时，中央纵队的番号改为“九支队”，由周恩来任司令兼政委。
中央纵队行军的这一带周围都是国民党军，战斗一打响，到处是战场，用随行的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的话说，这是中央转战陕北途中，继小河村后“最危急时”。
一贯镇定的彭德怀在和参谋长张文舟等人研究如何保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时，也不禁满头大汗，他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不停地查看地图，来回踱着步子。他对张文舟说：“必须切实保障党中央的安全，要给中央以安全感。”他急电中央纵队涉葭芦河北进，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拢，并命许光达率第三纵队连夜赶到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与此同时，他调整部署，调兵遣将，组织了沙家店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
8月23日，彭德怀在前东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亲临会场，祝贺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此后，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乘胜追击南撤敌军主力；攻打清涧，活捉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新式整军；发动宜川、瓦子街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2.9万多人，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宜川战役后，不论在全国，还是在西北，形势都起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1948年3月21日，为了直接指挥全国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将陕甘的军事全权委托彭德怀等“独立担任”后，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佳县刘家坪，准备东渡黄河。他们离开杨家沟，经绥德县吉镇、佳县刘家坪，在吴堡县川口村南的黄河渡口园则塔东渡黄河。这天中午，聚集在渡口的除中共中央机关的数百名工作人员外，陕北乡亲们也拥向渡口送行。河滩里、山坡上都站满了欢送的群众。十几条木船停靠在岸边，数十名船工做好了开航的准备。开船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和中央机关人员一起在野外用餐，当地区镇干部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没有照顾好首长。”毛泽东笑着说：“我们这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吃顿饭，也得使你们忙几天呀！我们打游击在野外吃饭惯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离开陕北了，陕北的乡亲们待我们很好，现在离开陕北，还真有些舍不得呢！等全国都解放了，我们还会来看望大家的，请你们转告陕北的乡亲们，谢谢他们。”
吃完饭，毛泽东等同区镇干部一一握手告别，并向送行的乡亲们招手致意，尔后登上木船。渡过黄河便进入晋绥解放区。他们沿崎岖的山路，循湫水河上行，到达临县三交镇（中央后方委员会的所在地）的双塔村。
3月25日下午，周恩来和任弼时在中央机关撤离陕北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周恩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次离开陕北去河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会合，是向胜利进军。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只能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大家要克服困难，遵守行军纪律，要有敌情观念，为顺利到达目的地、夺取全国胜利做贡献。任弼时说：大家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10多天路程不算什么。我们是跟毛主席走向胜利，沿途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
至此，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公里的陕北转战宣告结束。
进入消灭蒋家王朝、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以后，任弼时与彭德怀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了，但是他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与日俱增。任弼时逝世以后，彭德怀在挽词中写道：“弼时同志！你是中国人民伟大战士和卓越的政治家，你对人民事业的贡献是异常重大的，你的死是党和人民巨大的损失。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对你致以无限哀悼和崇高的敬意，并将学习你的伟大革命精神，在毛泽东旗帜下，努力发展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