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英年早逝，但在他革命战斗的生涯里，不管是湘赣根据地的红八军，长征途中的红二、六军团，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转战西北的解放军，都有许多热爱他、尊敬他、怀念他的同乡战友。即便在他逝世多年以后，这些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得到过他的悉心关怀的湘籍子弟兵谈到他时仍是饱含着深情。
萧克也是一位同任弼时并肩战斗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中提及萧克有3处。他是湖南省嘉禾县人，1907年7月14日生于嘉禾县泮头乡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古文训练，奠定了较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底，养成心正、身正、纸正、笔正的书写习惯。7岁入私塾。1920年入高小。1923年考入县甲种师范。受到共产党员教师的教育，加入中国国民党，投身国民革命。1926年2月到广州，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毕业后任总部宪兵团中士班长。参加北伐战争，在蒋先云任团长的补充第五团当兵器员。1927年2月到叶挺部七十一团当连政治指导员。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任连长。起义军南征失败后，他历经艰难，在临武县找到党组织，任游击队长。1928年春参加湘南起义。率独立营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上了井冈山。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纵队参谋长、司令员、师长等职。参加开辟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攻打长沙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1932年10月任湘赣苏区红八军军长，按照井冈山红军的样板进行红八军整军建设和“铁军化”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英勇作战，屡立战功，获得二等红星奖章，任红六军团军团长。1934年8月7日，他和任弼时、王震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征战80多天，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奉令组成红二、六军团，投入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行动。红军在湘西广大区域建立了省军区、省政府、省委等党政军机关，树起苏维埃革命令员。1944年赴延安治病、学习，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华北中央局常委、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指挥华北解放战争。1948年5月兼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创办了一所正规化的军校，为发展解放军干部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4月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参与领导向中南、华南进军。
1950年4月任军委军训部部长，负责组建了军训部机关，组织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同条令》，在全军试行，制订全军训练大纲，筹建军事院校，开展正规化院校教育，普遍开展学技术、学文化，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文化素质。1954年11月以后，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战斗训练部部长，负责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1957年底任部长、党委书记。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1959年10月任农垦部副部长，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批斗。他坚持党性原则，抵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1969年12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1972年1月恢复党组织生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教育训练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致力于拨乱反正，重建高等军事教育，培养高级指挥人才。1985年国防大学成立后，他从军事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1980年9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是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仍健在的人民军队高级将领，也是惟一健在的红军的军团长。在晚年致力于军事学、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和著述。主编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等书，发表了许多文章。1988年出版了历时半个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荣获1984-1988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他发起组织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任会长，主编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完成了一系列文化项目。《萧克回忆录》和《萧克诗稿》也已出版发行。他常告诫同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语），“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王安石诗句），并以“君不教君之过，将不教将之过，父不教父之过”为戒。
萧克也是从中央苏区调到湘赣苏区工作的。比任弼时还早一年。任弼时来湘赣苏区后，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萧克任省军区所辖红六军团十七师师长。《萧克回忆录》中写道：任弼时来后，省委连续开会，印象最深的是批斗省苏维埃主席张启龙，在永新列宁广场上斗他。弼时同志从中央来，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左”的政策的影响，但他比较稳重，当刘士杰提出要枪毙张启龙时，弼时制止了。长征时，经弼时同志同意，把张启龙放了出来。走到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我和王震建议派张启龙到六军团当供给部长，任弼时同意了。从萧克的回忆来看，张启龙幸免于难，得益于任弼时的最后决断，也得益于萧克、王震几位老战友的鼎力相助。在湘赣苏区工作的日子里，萧克对任弼时产生了很好的认识：“我觉得他不仅对政治问题有深入的见解，而且善于观察战略大势。”
萧克在红军先遣西征浴血甘溪战役中，与任弼时同生死共命运地战斗过。绝处逢生，劫后相见，红六军团指战员兴奋异常。萧克所率部队近万人，经此一战已不足一半。但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使他欣喜若狂。红二、六军团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萧克任副总指挥，任弼时和关向应分别任政委和副政委。多年以后萧克将军仍然记得那天晚上夹沟突围的情景，记得突出夹沟之后天已大亮，恰好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好大好亮的太阳啊！将军每忆及此，总要发出这样的慨叹。后来，萧克将军在1980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在1984年4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回忆文章《战略转移善运筹——回忆和任弼时同志相处的日子》，详尽地追述了在任弼时的领导下浴血奋战的史事。
王首道，湖南省浏阳人，1925年冬进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湖南省农运特派员、浏阳县特支书记、县委书记、湘鄂赣特区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湘赣省委书记，为创建湘鄂赣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33年春，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1934年春，担任江西瑞金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西北保卫局局长、红军保卫局局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党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1944年10月，奉命出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王震一道，率部从延安出发，向被日军侵占的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先后担任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湘鄂赣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队征战两万余里，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1949年，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具体参与组织了争取程潜、陈明仁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的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担任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4月起，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交通部部长，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协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9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王首道早在湖南长沙甲种农业专科学校读书，还是一名共青团员的时候，就听说过正担任团中央领导的任弼时的名字。1926年他到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又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许多由任弼时写的文章，如《十月革命与中国解放运动》、《联合战线问题》，任弼时的明快、严谨而又具体深入的文风在王首道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两位湖南同乡的第一次见面，却是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之下。
1931年7月，王首道受中央派遣到湘赣根据地担任省委书记。在他与其他同志共同努力下，湘赣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并将湘东独立师发展成红八军，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到各根据地后，加上受“富田事变”的影响，湘赣根据地肃反工作的打击面越来越宽，连王首道的秘书以及由王首道经过长期考察提拔起来的几位优秀县委书记也被作为“AB团”分子抓了起来。这就让王首道等人产生了怀疑，准备予以制止。湘赣省委为此派省工会负责人、第二届省委委员刘士杰到中央苏区中央局汇报。但是刘士杰到中央后却对王首道等省委主要领导进行诬陷。以博古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轻信了刘士杰的一面之词，于1933年2月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给王首道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撤掉王首道的省委书记的职务，决定准备改组省委，以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在刘士杰未到职前，暂由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因为刘士杰在湘赣的口碑并不好，对他的任命遭到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湘赣边籍干部的坚决反对，中央局不得已只好改任刘士杰为副书记，省委书记的人选则另行安排。
两个多月后，任弼时被派往湘赣接替陈洪时，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当任弼时风尘仆仆地赶到湘赣时，正值陈洪时、刘士杰一伙人对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王首道和张启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高潮期。陈、刘两人认为任弼时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首先在他面前捏造了王首道等人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但是任弼时并没有完全听信陈、刘的话，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议，召开对王首道的批斗会；另一方面对陈、刘的诬陷并不率先表态，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终，任弼时得出结论——王首道是一位好同志，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尽管工作中有一些缺点，但是在湘赣省委工作中还是有成绩的，对敌斗争也是英勇的。
此时，王首道已被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下去前，任弼时与他作了一次谈话，特别宽慰他：“首道啊，革命者的一生，什么样的困难、痛苦、危险、委屈都可能碰到，把它看成是对我们信念和意志的考验吧，别气馁，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呢！”
由于乡下的工作环境艰辛，生活很苦又没有人管，王首道的手脚都生了疮，并且患上了疟疾，病倒在床，无人过问。想到自己对革命赤胆忠心却遭到如此打击，王首道的思想上非常苦闷。
任弼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里十分不安。一天晚上，任弼时沉思良久，对陈琮英说：“琮英啊，首道同志现在处境很艰难呢，最近又听说他生了病，我很不放心，明天你带些钱和吃的东西代表我去看他。”
陈琮英来到袁州，在一间又破又暗的小屋里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
“首道同志，弼时听说你病得很厉害，他放心不下，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身处逆境的王首道几个月来已经习惯了别人管他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突然听到有人在他面前称他为“同志”，感到十分惊奇。当他仔细一看，发现是陈琮英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一股暖流从胸口涌起。
“琮英同志，如今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是个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帽子的人！弼时同志还让你来看我，真怕连累你们。”王首道说着说着又禁不住流下眼泪。
陈琮英也很难过，但仍安慰王首道：“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本就应该相互关心，更何况你现在病卧在床。眼下你最主要的是注意保重身体，安心养病，日后还要并肩战斗呢。”说完，把带来的两块光洋和一些吃的东西塞到他手里。
不久，王首道病愈，提出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弼时欣然应允。
在中央苏区，王首道担任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后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后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工作。三五九旅组建南下支队时，任支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王震一起率部进行了“第二次长征”。
1944年10月，在延安总结各根据地的历史问题时，任弼时在湘赣座谈会上作了长篇总结发言，并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向王首道致歉。任弼时这种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让王首道再次感动不已。
建国后，王首道担任过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交通部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高层领导职务。但是，无论岁月怎样流逝，职务怎样变动，王首道把任弼时对自己身处逆境时所给予的殷切关怀一直深深刻在心中，他一生都不能忘记任弼时的这番诚挚深情。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中提及王首道有8处。
在任弼时75周年诞辰之时，王首道特意赋诗《寄任弼时》，其中写道：
我在湘赣边，心疑“左”势凌。
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
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
对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
我既调基层，罹疾身削形。
君遣琮英来，探望复叮咛。
关怀与帮助，温暖常心萦。
延安重聚首，情深更固凝。
张启龙也是任弼时从“左”倾错误中解救出来的一位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中提及张启龙有5处。张启龙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党支部组织委员。1928年后任红五军纵队党代表、湘东特委书记等职。1931年初，湖南省委遭到破坏，他与脱险的其他4位同志组成了湖南省委办事处，统一领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设法同中央取得联系。恰在这个时候，他们从报上看到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龙冈一带活捉了“敌前总指挥”张辉瓒。于是，办事处决定派张启龙前往中央苏区汇报工作。这年的7月间，张启龙来到中央苏区，并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
张启龙过去只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读过任弼时的文章，对任弼时文章中的缜密、严谨的思维由衷地佩服。这次则是面对面地研究工作。在中央局会议上，任弼时听取了张启龙关于湖南省委办事处的工作情况汇报并作了指示。会后，任弼时又特意向张启龙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形势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张启龙回忆说：“他态度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央局在听了张启龙的汇报后，认为湘鄂赣边区形势比较好，干部比较多，决定派他到湘赣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湘赣省委军区，又任命张启龙为省军区总指挥。
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已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湘赣省也不例外，最初在组织上也曾积极执行来自中央局的指示。然而，湘赣省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发现中央局的那一套“左”的做法行不通，于是在某些问题上对当时中央局的不切合实际的方针、措施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抵触情绪。由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开展工作，到1933年春，湘赣省委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发展了苏区，壮大了红军，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苏区中央局却认为湘赣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
张启龙一行到湘赣时，曾从中央局带来不少有关“AB团”的材料，加上根据地也出现了一些叛逃事件，这让湘赣省委感到形势逼人，一开始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给湘赣省的党和群众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湘赣省委的主要领导王首道、张启龙等人因此对肃反工作逐渐地产生了怀疑，这就导致他们与“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央局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
刘士杰向中央局所作的歪曲事实的汇报，更让中央局坚定地认为湘赣省委已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于是在1933年春派陈洪时来湘赣代理省委书记，撤销王首道、陈启龙等人的职务。
因为张启龙曾向陈洪时说过“中央局对湘赣的情况不了解”，便被陈指责为“反对中央”。加上此前身为省苏维埃党团书记的张启龙未执行国家保卫局逮捕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的命令，并且在担任军区总指挥时，按照党的政策，有条件地释放了俘虏的国民党的一个团长，更主要的是在批斗时张启龙的态度倔强，恼羞成怒的陈洪时便对他加重处理，实施了残酷斗争，并准备进一步无情打击。
幸运的是，1933年5月，任弼时到湘赣任省委书记，从而让张启龙的命运有了根本性的转机。任弼时尽管无力扭转整个“左”的局面，但对张启龙等受过处分的同志并没有另眼相看，相反还备加关怀。任弼时起先分配张启龙去做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等工作。后来在青黄不接、军粮供应特别困难的情况下，任弼时又接受王震的提议，让他代理后方委员会主任。
但是刘士杰却不肯罢休。他在《红色湘赣》发表一篇文章，把张启龙和王首道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紧接着又把张启龙从前方调回，并宣布开除党籍，还召开“同志审判会”来审判张启龙，并把他拘留在省裁判部，派专人看守。刘士杰乘任弼时在前方之机，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召开公审张启龙大会，以反革命罪将其送到省保卫局。
由于张启龙坚决反对公审大会的判决，加之他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威望，刘士杰等人毕竟感到理亏，就没敢立即逮捕张启龙。
富有正义感的甘泗淇在会后立刻骑马赶到前方部队，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即表示不赞同这种做法，随即赶了回来，纠正了这一错误判决。并亲自找到张启龙谈话，明确地说：“把你判到保卫局是错误的。”当时，被当做“反革命”关进保卫局的人一般都会被判处死刑，所以张启龙在解放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弼时同志纠正这一错误，我哪里还能为党和人民奋斗几十年！”
由于省裁判部已经召开过公审大会，刘士杰又深得中央的信任，工人出身的成分也一时蒙蔽了任弼时，而任弼时当时也受“左”倾路线的排斥，处境艰难，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无力、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局面。因而，张启龙还是被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关进了“劳动感化院”。
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整个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在张启龙被关不到两个月，敌人就打进了离“劳动感化院”只有两里远的地方。在这紧急时刻，任弼时没有忘记张启龙，及时查问：“张启龙关在什么地方？”并果断下令释放，调回省机关。
张启龙回来后，任弼时又分派他到省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当主任。过了不久，任弼时又劝张启龙到保卫局帮助工作，并强调了其必要性。事后张启龙回忆说：“在那紧张的战斗中，弼时同志如此果断地命令释放我，而且分配我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他尽可能地进行抵制，表现了他对同志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8月，战斗在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首先突围，开始了西征。任弼时在王震的支持下，亲自决定让张启龙随军行动，这也是对他的有意保护。因为如果张启龙留下来，很有可能遭受到迫害。长征途中，任弼时仍时常关注着张启龙，每次看到张启龙，都要问他身体如何，鼓励和安慰一番。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他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的总务处长，并两次担任红六军团的供给部长。1936年秋，部队到达甘南的成县一带时，任弼时主持召开红二方面军党委会，恢复了张启龙的党籍，并决定他担任红六军团的统战部长。有一次，任弼时在路上碰到身穿破旧军服的张启龙，叮嘱道：“现在你做统战工作，衣服要穿得整齐一点嘛。好好工作，你是能做出成绩来的。”寥寥数语，令张启龙备感亲切。
长征结束后，任弼时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后又调任八路军总部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他又奉命出使莫斯科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接连几年，张启龙都没有机会与任弼时见上一面。
1940年春，任弼时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与当时正在马列学院工作的张启龙见面的时候就多起来。两人经常在一起谈学习，谈工作。有一次，为讨论湘赣根据地时期的经验教训，任弼时甚至找到张启龙专门谈了整整三个半天。
1945年6月，张启龙任三五九旅留守部队组成的南下第二支队政委兼党委书记，第二批挥师南下与日军作战。因为日本投降，中途奉命率先遣队转而向东北挺进。解放战争期间，任吉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合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务，为全东北的解放、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支援。
任弼时的逝世，让张启龙深感悲痛。几十年后，他深沉地写道：“我始终对弼时同志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主义者对同志、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高尚品格和风貌。”
开国大将黄克诚与任弼时在一块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两个人在品格、性格和政治责任感方面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都胸襟宽阔，心底无私，敢于坚持真理，批评错误，实事求是讲真话；他们又都是学生出身，戴着一副眼镜，性格外柔内刚，平易近人。正因为如此，未曾谋面之前，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处理问题和制定政策时就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在八路军总部短短一年的共事经历，让黄克诚对任弼时有了更多发自内心的敬佩。
黄克诚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考入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在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27年10月，黄克诚按照湖南省委的安排，秘密潜回家乡永兴，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及对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慨，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群众的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城市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永兴县委的幸存的同志也被“左”倾盲动主义的情绪所左右，提出要立即举行暴动夺取永兴县城。而黄克诚认为当前党的领导力量过于单薄，缺乏群众基础，主张先做群众工作，集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持立即暴动观点的同志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但黄克诚的建议仍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1928年1月，在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协助下，黄克诚发动永兴农民暴动，胜利攻占永兴县城。参加暴动的农军被改编为永兴红色警卫团，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不久，湘南特委为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围剿，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实行“焦土战略”，准备烧光耒、郴、宜公路两侧30里以内的房屋，以实行坚壁清野，让敌人进入湘南后，无法立足而自溃。黄克诚对湘南特委通过的乱烧乱杀的决定提出批评，并设法保住了永兴县城免遭火焚，他把“不许烧农民的房子”作为他所带领部队的一条纪律，严令不准违反。为此他再次受到湘南特委批判。但真正让他心痛的是，极“左”路线的乱杀乱烧最终导致郴州事变，湘南起义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1930年，由于中共中央错误估计形势，使“左”倾思想又一次在党内抬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标志着“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也按中央的部署，积极准备攻打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正在红三军团任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心急如焚，他亲眼目睹了城市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所受到的摧残，深感眼下凭着红军力量去盲目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现实的，只会重蹈失败覆辙。他一方面说服周围的同志，另一方面直接找到军团司令彭德怀，陈述不能盲目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我刚离开武汉不久，知道我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多数也遭到破坏。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根本不具备条件。要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的红军力量，亦不足以夺取武汉。如果盲目实行夺取城市的计划，只能无谓地牺牲。”彭德怀听了，认为有几分道理，遂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转而沿粤汉铁路北段游击，向湖南推进。7月，红三军团攻克了岳阳。随后在平江召开了红三军团与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联席会议，黄克诚还是一再坚持反对多数人所主张的按中央部署，实行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部分同志于是批判他右倾，并取消了本来拟提任他为纵队政委职务的命令，继续留任支队政委。对个人职务上的升降，黄克诚心里很坦然，惟一让他担心的是红军的安危。果然，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受挫，而攻打赣州的行动也无功而返。
几乎在同一时期，任弼时也在抵制大革命失败初期的盲动主义和稍后的“立三路线”。1927年9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计划严重受挫，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准备撤往湘南，并写信要求湖南省委停止长沙城内的暴动。然而这一决定遭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谴责湖南省委“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特派任弼时前往湖南，“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的暴动计划，不许有丝毫游移”，并查明取消长沙暴动的原因。任弼时抵达长沙后，并没有简单硬性地执行中央的指令，而是在查清情况基础上，总结教训，拿出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军事力量，非常之小”，“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他建议停止长沙暴动计划，避免毫无意义的流血牺牲，以保存宝贵的革命力量，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为以后的暴动做准备。任弼时这种勇于从实际出发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客观上拥护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撤往农村的正确道路。1928年1月，任弼时通过冷静的观察思考与分析，在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上发表了《关于暴动问题的意见》，在批评盲目暴动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暴动行动，探讨失败原因，总结策略方法。“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任弼时对中共中央所制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有着不同意见。他从白色恐怖的严重事实中看到了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面对武汉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遭到大批屠杀的惨重损失，他痛心疾首地向中央报告：“这真是对武汉工作的绝大打击！”以期引起中央的重视和思考。但是，几乎与黄克诚所受到的批判一样，任弼时的意见非但没有被中共中央接受，反而被认为思想“右倾”，工作不力。
当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中大规模地掀起打“AB团”高潮时，黄克诚和任弼时在工作中逐渐认识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坚决反对肃反委员会的乱捕滥杀。当时黄克诚任红三军三师的政委，接到肃反委员会在本师抓人的名单时，他都不顾个人得失，设法抵制，拒不执行。为了防止肃反委员会的自行抓捕，黄克诚让名单上的干部战士上山藏起来，每天派人送饭，打仗时再叫他们回来参加战斗。他甚至当面怒斥肃反委员会滥杀无辜的行径，是干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因此，黄克诚也被肃反委员会说成是“AB团”分子，撤销他的师政委职务，并抓起来准备处死。幸好有军团长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他才得以死里逃生。任弼时被派往湘赣省委担任省委书记时，正逢湘赣苏区掀起的抓“AB团”的高潮，保卫局里关满了“反革命犯”。任弼时凭着自己扎实的革命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凭着他审慎的政治家的敏锐，对陈洪时、刘士杰等人在肃反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不赞同。他指出，要消灭群众中对肃反的恐怖观念，健全各级保卫局组织。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更是慎之又慎，规定杀人必须经过省委批准。他在自己所拥有的权限范围内，力所能及地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的同志。“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十分不满，在给湘赣省委的指示信中，指责以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有着“保守观念”、“两面派”和“调和主义”。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任弼时到湘赣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如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在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黄克诚回忆这段工作经历时说：“一年中几乎天天不断地向他请示工作，他对每一请示的工作都给予详尽而明确的指示，他的坚持原则的精神，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实事求是、精密细致处理问题的方法，严肃的原则性与和蔼可亲相结合的对待干部的态度，抓主要问题具体工作放手交给下级干部做的方法，给我影响和教育是非常深刻的。”建议中共中央必须恢复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制度是黄克诚与任弼时在实际工作中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任弼时把握原则，放手让下级独立工作的领导方法的结果。
通过黄克诚与任弼时等共同努力恢复抗日军队中政治工作制度这件事，任弼时与中央军委其他领导认为黄克诚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决定放手让他负责一支部队。1938年10月22日，黄克诚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从此率部队征战在大江南北。黄克诚临行前，任弼时亲自为他送行，慰勉有加。但没想到，这一别就是12年。
黄克诚离开八路军总部后，任弼时仍然时常过问他的工作情况。让任弼时欣慰的是，黄克诚能够在复杂的局势面前不为表面现象所左右，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依然保持了清醒头脑。
皖南事变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他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同时担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1943年夏，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黄克诚带领苏北根据地的军民与日寇和顽军为反“扫荡”反“摩擦”浴血奋战。一场由康生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波及华中根据地。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专门开会布置了任务。黄克诚从华中局开完会回来后，心里很矛盾。他想，眼下大敌当前，根据地军民与日寇敌顽正进行顽强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搞“抢救运动”，弄不好会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害。假如铺开摊子，像反“AB团”那种搞法，一旦扩大化，局面就会无法收拾；但中央的指示，作为下级又不能不服从。考虑再三，黄克诚为稳妥起见，决定首先在第七旅小范围内进行“抢救运动”的试点，他亲自考察，掌握动向。结果他发现被“抢救”的几个人在逼供的情况下显得很不正常，一审讯，有的就乱供一气，简直不着边际。黄克诚一看，下令七旅马上停止“抢救”运动，释放被“抢救”的人，做好善后工作。从七旅回到机关后，他立即以苏北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名义，分别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现了可疑情况，可以按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门处理，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只搞正面教育，提倡主动反省，不准逼供、诱供。这与毛泽东稍后提出的审干原则“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何等的相似！因为这样，黄克诚被扣上“右”的帽子。后来的事实说明，“抢救运动”的确过火了，伤害了一批同志，以至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向受了委屈的同志脱帽道歉。
任弼时在延安也密切注视着审干工作的发展，经常找秘书了解情况。他获悉有逼供信的情况发生后，向负责审干的工作人员说：我看这样搞是有问题的，是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的。有的坏人揪出来，这是很好，但有些从白区来的青年，社会关系复杂一些，就怎么能说人家是特务呢？看到“抢救运动”渐渐发展到混乱的地步，弄出了不少冤假错案，任弼时的心情很沉重，他找到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说：“‘七大’的代表中搞出那么多‘特务’，这会还开不开？难道我们要同‘特务’一块开会不成？”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接受了他的意见。在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当着康生的面批评说：“抢救运动中某些地方‘左’了点，不是特务也承认是特务。”通过任弼时的努力，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抢救运动”，对被“抢救”的人进行甄别。在任弼时的指导下，甄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一些人后来还成为地方和军队的领导人。
黄克诚再次见到任弼时已是1949年3月。时任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委书记的黄克诚因事来到北京汇报工作，被安排住进玉泉山疗养院。恰好任弼时因工作操劳过度病情恶化，不得不遵从中央的安排在此疗养。并且两个人的房子也是挨在一起，只有一墙之隔。任弼时听说黄克诚也在这里，十分高兴，抱病与他进行了3次长谈。任弼时亲切地询问黄克诚的身体状况，以及分别后的工作情况，他对黄克诚在“抢救运动”中的正确做法表示赞赏。天津是个刚解放的大城市，任弼时对接管大城市后如何建立建设人民政权的工作很关心，向黄克诚详尽了解天津的当前形势和各方面情况。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任弼时向黄克诚指出，“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现阶段必须“以城市为重心”。对如何管理城市的各方面工作，任弼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让第一次担任一个大城市主要领导的黄克诚觉得获益匪浅。
1950年6月，奉命回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的黄克诚因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又来到北京。听说任弼时刚从疗养院回来，黄克诚利用开会前空余时间去看望他。因为保健医生说任弼时需要多休息，黄克诚怕谈话时间过长影响任弼时的身体，简单汇报了他回湖南后的工作情况后，谢绝了任弼时的挽留起身告辞。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黄克诚被递补为中央委员。任弼时强撑病体参加这次全会的部分会议，但是没有发言。黄克诚看到任弼时憔悴的样子，心里很是焦急。然而黄克诚没有料到，6月的这次会面却成为永诀。
从北京返回湖南后，黄克诚经常惦记着任弼时的病情。一次，省委的某位同志从北京回来，黄克诚立即向他打听任弼时的身体健康状况。当得知任弼时的体重减轻，血压降低，已能参加开会三四个钟头时，黄克诚说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欢喜”。
当任弼时逝世的噩耗传到湖南时，黄克诚感到非常意外，“悲痛的心情实非语言所能形容”。
11月5日，他在长沙亲自主持湖南省各界代表追悼任弼时的大会，深情地怀念任弼时革命的一生。他还亲自撰写悼念文章发表在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上，满怀敬意地回忆起他与任弼时一起工作的经历及任弼时对他的关怀。
在任弼时逝世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的战友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他们在许多回忆录和著述中，都对敬爱的战友、首长和同志任弼时表达了无限的怀念和无尽的追思。
1950年任弼时逝世时，毛泽东、刘少奇等湘籍中央领导人为他题词。刘少奇在追悼大会讲话中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职业革命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任弼时同志所作的成绩是伟大的，特别是在青年工作、部队政治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等方面，更有特殊的贡献。
林伯渠、贺龙、黄克诚、谭震林、李富春、王首道、王震、刘晓、萧劲光、甘泗淇、张子意、李卓然、袁任远、谭余保、曾涤、帅孟奇等湘籍同志撰文纪念他。
1984年任弼时80周年诞辰时，胡耀邦、王首道、王震、邓力群、萧克、宋时轮、廖汉生等党、国家、军队的湘籍领导人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纪念座谈会，深情缅怀他的生平业绩和思想作风。王首道、王震、萧克等老战友发言。萧克、张启龙等湘籍老同志发表了纪念文章。胡耀邦曾说：现在我们党里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我还没有听到一个。称赞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口碑最好的领导人。
1994年任弼时90周年诞辰时，朱基、宋任穷、王首道、李昌等党和国家湘籍领导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座谈会，王首道、李昌等湘籍老同志回忆了在任弼时领导下的战斗经历。
任弼时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湖南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