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很深厚的,但是国外的听众只把这些东西当成博物馆的展品,没有生命活力。展品的讲解人也仿佛是从古墓里走出来的,也丧失了生命活力。冯友兰的文化自尊心又一次受了伤害,他忍受不了,毅然决定回国。在夏威夷登船以前过海关的时候,查护照的人看见他的印有“永久居留”字样的签证,告诉他保存好证件,随时可以再来美国。冯友兰只简单地说了声“不用了”,便把签证交给了查护照的人。
国内风云变幻,转眼间,南京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了。冯友兰没有追随梅贻琦再次南渡,他相信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结论——“尚贤”,相信自己在共产党的天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他选择了留下,又做起了清华校务会议主席,迎来了一个新的社会,一种新的生活。
在磨难中寻找新生
北京解放之后,冯友兰等待着被接管。进驻清华的解放军、文管会的负责人张宗麟鼓励校务会议成员好生维持清华,并对冯友兰说:“我们对于你的行动曾经做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不久,校务会议被改成校务委员会,仍以冯友兰为主任委员。解放军入城之后,吴晗被文管会派为军代表,实际主持清华校务。南京解放后,清华校务委员会改组,冯友兰不再担任主任委员,依旧还是委员、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因曾两次加入国民党而辞去一切兼职。
虽然冯友兰以“无官一身轻”自解,但巨大的失落感还是压抑不住的。他给毛泽东写信,积极下乡参加土改,想让自己思想意识向无产阶级靠近,向自己证明马克思主义千真万确。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冯友兰多次书面检讨1949年前后的思想言行。第一次,他狠批1949年前的名位思想,想当大学校长,乐观地认为1949年后有进步。这样不疼不痒、对自己没有杀伤力的批评当然没有通过。第二次,他还是狠批名位思想,又挖出了反共拥蒋的黑暗念头,迟疑地承认1949年后进步不大。第三次,反共拥蒋的黑暗念头成了头号敌人,冯友兰断然认定自己没有进步,名利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所幸反共拥蒋之心已死。这样折腾了很久,虽检查逐步升级,但冯友兰始终过不了这道检查关。有一次金岳霖去看望他,两位老友悲从中来,不禁抱头痛哭。
这种毁人尊严的自我批判甚至延伸到了国外。1951年在德里大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授予冯友兰名誉博士学位,在介绍冯友兰的学术贡献时,他提到了《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获悉后,当即致电访印代表团,说这个介绍有问题,要冯友兰在适当时机给予更正。于是冯友兰在加尔各答讲演时承认:“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冯友兰的学术创作基本停止了。他忙于写自我批判的文章,同时献身给理论家们做“学术批判”的靶子。他戏称自己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的任务就是“树立一个对立面”,以供批判打击之用。不过风雨经历多了,冯友兰的“政治觉悟”真是“提高”了。1957年反右,北大有关领导有意送他“右派”帽子,多次“启发”他“鸣放”。冯友兰“谦逊”地不吭声,被逼得没法子了,就提了两条小意见,一条说1952年调整到北大后,清华的书没有随调,用书不便;二条说北大住房太小,没地方放书。领导们慎重地分析这些意见,觉得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就没有给他戴帽子。“文化大革命”前期,冯友兰已经视批斗如等闲了。知道要挨批斗了,他就吃饱饭,多穿点衣服,先休息休息,养精蓄锐;斗完回家,拿饺子犒劳自己。翦伯赞自杀后,北大领导去探视冯友兰。冯友兰心知其意,从容拿出已经准备好的“思想汇报”,保证“绝不自杀”,敬请领导放心云云。
但是冯友兰毕竟老了,已经心力交瘁,经不住太多折腾了。1972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冯友兰感到自己又成了人家案板上的鱼肉了。批孔当然要批尊孔,批尊孔少不得树冯友兰这块靶子。这位老人非常无助,突然之间他想通了:为什么总要站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呢?就不能主动站到“人民阵营”中去吗?冯友兰就写了两篇骂孔子的文章,不料被毛泽东看中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冯友兰一夜之间由“新儒家”变成了“新法家”,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拉进江青的“大批判组”当了“顾问”,其实只是被当成古书的活辞典使用。这一段“顾问”经历,在冯友兰算不得“附逆”,也谈不上政治污点。他没有政治图谋,他的“野心”,仅仅是想获得原本无需个人代价的人身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忏悔自己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所说的话不是自己真诚信仰的,有哗众取宠之心。但即使这种过错,也不应由他个人全盘负责。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冯友兰要想不被后人诟病,只有“死节”一条路了。1934年的牢狱之灾,已经让他体验过“从容就义”的滋味,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死没什么可怕的,但他还有他的历史使命,必须活下去。知我罪我,留与后人评说。
“海阔天空我自飞”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冯友兰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幸而压迫性不如以前那么强了。他被当成垮台的“四人帮”的“帮凶”,反复受到审查。这位对权力泥潭不明究竟的学者,还在庆幸自己总算成了“人民”的一员时,眨间发觉,不知怎么自己又转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他的行动受到一些限制。1978年11月,卜德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北大,要求同冯友兰见面,校方推说冯友兰身体不好不能会客。卜德不死心,往冯家打电话,但接通北大后,却被告知没有他要的分机号码。这两位异国老友,自1949年分别后,已将近三十年不曾会面了,而今卜德跨过了大洋,却跨不过一道无形的屏障,真有“隔花人远天涯近”的悲叹。卜德托人转交冯友兰一封信,说他再也不来中国了。冯友兰将来信和自己的回信译成中文,上交哲学系党总支。
外界的荣辱得失,冯友兰已经不复动心了,久处樊笼,如今他挣脱出来了。否定了万物,只留下自由不羁的心体,屹立于天地间,要去完成它未尽的使命。1977年,夫人任载坤去世,冯友兰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下联真实地写出了冯友兰晚年的精神境界。他曾论证过哲学可以替代宗教,这种为他提供宗教式精神憩息地的哲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儒学、道学。二十多年来,他身体虽在中国,精神却仿佛被驱逐到了异邦,如今这漂泊的游子回来了,生命和学问,在他身上渐渐融为一体。
冯友兰受过很多误解和苛评,左翼人士批评他认同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右翼人士又指责他依附于马克思主义。两种批评合在一处,正好表明他念念不忘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事业。冯友兰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不断产生新见解,他计划倾尽余生全力,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苦心孤诣地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文化上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从1982年到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六册。在这期间,他耳近失聪,目近失明,还经常住院。有一次在医院,他对女儿宗璞说:“等写完了《新编》,这病就不用治了。”这时期冯友兰生活得很有规律:上午著述,通常他口述,助手记录;下午闭目养神,也构思下一步的写作。有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怕书稿未成人已先逝,就建议他只管勾勒出全书骨架,血肉部分由别人填充。冯友兰不同意,说他的新思想都是在写作中涌现出来的,不亲自写就创不出新意。
冯友兰写前三册的时候,还保留了较多的正统色彩,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在那种氛围下熏陶了二十多年。况且写书的过程又是个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冯友兰不断改造自己。到第四册的时候,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渐臻化境。他虽然是用早期的“四种境界”学说把握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但因他本人对人生理想的“天地境界”有了更深的切身体认,那种把握当然独见功力。
《新编》第七册讲现代中国哲学,其中既包括熊十力、金岳霖、毛泽东和冯友兰本人的哲学,也包括他对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认识,有许多是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冯友兰多次对朋友谈到,他将不避利害,独抒己见,纵然因与当局的正统观念相左而不能出版,亦在所不惜,他宁愿藏之名山,以待来者。冯友兰提出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其实只在正统的思想背景下才显得“可怪”,对开放的心灵来说是“非常可喜”的。
1990年,《新编》第七册终于脱稿,交人民出版社审查,等候出版。随即冯友兰又住进了医院,但宏愿已了,使命已尽,他坦然极了。同年11月26日,这位世纪老人溘然长逝。原定在95岁生日那天(12月4日),为他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果改成了纪念大会。《新编》第七册当时并没能在大陆出版,1991、1992年分别出版发行于台湾和香港。直到1999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更名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在国内出版发行。
冯友兰逝世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为什么冯友兰一直坚定地为他留在共产党中国加以辩护,以及为何至少在公众场合始终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他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不解之谜。”傅伟勋先生在悼念文章中说:冯友兰“到文革初期为止,既是很爱国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认忠实的马列毛信徒,这是他的内在真实。只是他仍看不出,讲求独立自主而具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与马列毛的忠实信徒之间,是有本质上的矛盾而解消不了的”。冯友兰“本来是个为人单纯的哲学家,他一心一意所要做的,也不过是开发动用内外资源,打开一条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个性格单纯的学者,只因极端爱国,终于不知不觉卷入政治漩涡,变成现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苦难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