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世纪的罗马教皇制
从大格里高利开始的四百年的时间里，教皇制经历了多次巨变。在那一时期，它时而从属于东罗马皇帝，时而从属于西方皇帝，时而又从属于罗马贵族。尽管变迁不断，但在公元八世纪至公元九世纪，还是有一些能干的教皇取得了建立教皇权力的成就。如果要了解中世纪的教会和它与世俗国家的关系，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的这段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伦巴底人的武力，教皇从东罗马皇帝那里获得了独立地位。不过，对于伦巴底人，教皇理所当然地不报以谢意。在很大程度上，东罗马教会始终从属于皇帝，皇帝不仅决定着信仰问题，甚至可以任免大主教。为了摆脱皇帝，教会也时而跟教皇站在同一立场上。不过，君士坦丁堡的这些主教从不认为他们从属于教皇，尽管为此他们得从属于皇帝。而皇帝呢，出于抵御蛮族的需要，也需要教皇的帮助，于是对教皇的态度甚至好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对教皇的态度。
伦巴底人打败拜占庭之后，教皇唯恐也被伦巴底人征服，因此便与已经征服了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法兰克人结盟，确保了自己的安全。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当这个帝国的加洛林王朝衰败以后，教皇获得了利益。于是，在九世纪末，教皇尼古拉一世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教皇的权力。不过，在这场衰败中获利的还有罗马贵族，他们在十世纪时控制了罗马教廷。
在七世纪时，皇帝依然用武力控制着罗马教廷，迫于压力，教皇们只好顺从于皇帝。公元726年，拜占庭国王利奥三世颁布圣像破除令，这使得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起来反对他的这个异端法令，教皇们也成功地反对了这一法令。公元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女皇伊琳娜终于宣布废弃这一法令。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罗马教廷终于摆脱了拜占庭的控制。公元751年，伦巴底人占领了拜占庭的首都，虽然教皇遭到了极大的威胁，但也成功摆脱了东罗马皇帝的控制。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喜欢东罗马人胜过伦巴底人。
公元739年，伦巴底人企图征服罗马，但教皇格里高利三世向法兰克人求救，成功抵御了伦巴底人。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实权掌握在精明能干的大宰相查理·马特手中。为了帮基督教世界拯救法兰西，公元732年查理·马特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摩尔人，但同时他又攫取了教会的一些财产，因此教会对他拯救法兰西的功劳评价很低。不过，他的后继者丕平的表现却让教会大感满意。公元754年，教皇斯德望三世曾拜访过丕平，双方签订了一份互为有利的协议。的确，教皇需要丕平的军事保护，而丕平也需要教皇承认他作为国王的合法性。丕平把拉文纳和原本属于拜占庭总督的意大利辖区赠给了教廷。
东方教会一直固守着“所有的主教都平等”的见解，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不仅没有优越感，而且从来都没有独立过。然而，在西方的教会中，教皇是唯一的大主教。由于在罗马殉道的彼得据说是第一任教皇，罗马还有帝国的传统，因此它的声誉凌驾于东方所有城市之上。东方皇帝与教皇在威望上或许相当，但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君主，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权力不大，而且只有经过教皇加冕，皇帝才能正式即位。因此，从教会独立于世俗国家和建立教皇政治以管理西方教会来看，教皇独立于拜占庭这件事意义重大。
尽管伦巴底人不买丕平和教皇的帐，但却在与法兰克人的战争中屡屡失败。公元774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彻底击败了伦巴底人，并占领了罗马，再次确认了丕平对教会的赠予。之后，查理曼征服了大部分德意志领土，在他的迫害下，撒克逊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为查理曼加冕。
最热衷于法权虚构的时代就是中世纪。根据这一特点，君士坦丁堡皇帝在法律上仍然拥有前罗马帝国的西部领地。查理曼作为“法权虚构大师”，曾经表示，统治东方的伊琳娜是个篡位者，而且是个女人，因此东方帝国的皇位是空缺的。在教皇那里他还找到了根据，从此，随着“不经教皇加冕的皇帝不合法”的确立，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间就有了一种依存关系。尽管双方都为此感到苦恼，但却都无法改变；尽管双方之间不断地摩擦和斗争，但始终势均力敌。这种关系一直维持了好几个世纪，直到现在还有教皇，但拿破仑时代开启后就没有皇帝了。不过，他们建立的中世纪理论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失效了，世俗领域被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摧毁，宗教领域被宗教改革运动摧毁。
尽管查理曼在政治上与教会结盟，但他终究是个不够虔诚的蛮族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读写的人，却掀起了一次文艺复兴。他和丕平一样，善于利用传教士的热诚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的罗马已经被蛮族占据，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教皇也情愿听从查理曼的指令。尽管查理曼似乎要重建一个秩序，但他死去后却只留下了一套理论，让教皇们遭了殃。公元779年，敌对者把教皇投进了监狱，还声称要刺瞎他的眼睛。
与西罗马帝国相比，教廷获得的利益稳固得多，主要表现在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改宗。英格兰的改宗是在教皇大格里高利的高度关注下完成的，而德意志的改宗则是由一个名叫圣波尼法爵的传教士完成的。圣波尼法爵是个效忠于教皇的英格兰人，原籍德文郡，后来在爱克塞特和温彻斯特接受教育。公元717年，他来到罗马，两年后接受教皇格里高利二世的指令前往德意志，劝化德意志人改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公元722年，他回到罗马，又被格里高利二世任命为主教，命令他不仅要劝化异教徒改教，还要镇压异教徒。10年之后，他被提升为大主教。公元741年，圣波尼法爵作为教皇圣匝加利亚的使节，改革法兰克的教会。在此期间，他创立了弗勒达修道院，并制定了一套在严厉程度上超过本尼狄克的制度。公元754年，圣波尼法爵在弗里西亚被异教徒杀害。
尽管教皇在查理曼死后受到了一些恐吓，但教廷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一世在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法兰西的秃头查理，还有几乎所有的主教的争执中，都取得了胜利。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洛泰尔二世离婚事件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非法罢免事件。
中世纪的教会有干涉皇室婚姻问题的传统，因为只有教会有权缔结神圣的婚姻。所以，虽然洛泰尔二世的离婚要求获得了本国主教们的同意，但尼古拉一世依然大为震怒，并拒绝了洛泰尔二世的离婚请求。刚愎自用的皇帝们自然不满意，他们认为，“婚姻不可解除”的教规不应该约束皇室。于是，洛泰尔二世的兄弟路易二世便进军罗马，打算以武力逼迫尼古拉一世就范，不过，他的军队终究因为对教廷的敬畏而退却了。就这样，尼古拉一世获得了胜利。
再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非法罢免事件。这位大主教名叫伊格纳蒂奥斯，被摄政王巴尔达斯免去了教职。之后，巴尔达斯请求尼古拉一世准许俗界人士福细阿斯担任大主教。于是，尼古拉一世派了两位使者去调查此事。这两位使者迫于压力，就默认了巴尔达斯的请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尼古拉一世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为此召开了宗教会议，不仅严惩了那两位使者，还罢免了福细阿斯的教职，同时又恢复了伊格纳蒂奥斯的教职。
恼怒的米海尔三世皇帝给尼古拉一世写信表示不满，还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教皇尼古拉一世和罗马教会为异端。之后不久，米海尔三世被暗杀，他的继承者公开承认教皇的权力，并彻底恢复了伊格纳蒂奥斯的教职。然而，伊格纳蒂奥斯死后，福细阿斯又当了大主教，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裂痕扩大了。
主教起初是由忠实的信徒口头选举产生的，后来由附近教区的宗教会议选举产生，有时也由教皇或皇帝任命。其实，由于主教自认为是伟大人物，并不把教皇放在眼里，因此，相比于世俗国家的皇帝，尼古拉一世把权威施加给主教的难度更大。然而，尼古拉一世却认为，主教是基于教皇而存在的。
十世纪时，罗马贵族完全控制了教廷。这时，由谁担任教皇时而取决于百姓的拥护，时而又取决于皇帝的意愿，时而又取决于罗马的掌权者。也就在这时，全体基督教国家在西欧的混乱和衰败影响下，已经几乎要被毁灭了，在名义上仍属于罗马皇帝和法兰西国王领导的诸侯制造的无政府状态，让皇帝和国王们也无可奈何。
经过近一百年岁月的变迁，教皇一职竟成了赏赐给罗马贵族阶级或塔斯苛拉姆诸侯的礼物。狄奥斐拉克特和他的女儿玛柔霞是十世纪初最有权力的罗马人，因此这个家族也就世袭了教皇一职。玛柔霞让她的一个情夫做了教皇，称为色尔爵三世（904—911年），他们的儿子则是教皇若望十一世（931—936年），孙子是教皇若望十二世（955—964年）。不过，这些教皇们已经丧失了在东方的一切权势，而各地的宗教会议也发表了独立声明。宣布独立后的主教们逐渐被封建领主同化。
当时的人认为公元1000年是世界末日，但这是错误的。保罗之后的基督徒一直都相信世界末日正在临近，但他们却依然正常地生活着。我们可以把公元1000年视为西欧文明衰退到达极限的时间，那么从此后一直到1914年就是恢复上升期。
公元1000年成为一个转折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时期，入侵西欧的各个蛮族相继改信了基督教，并建立了许多蛮族王国。之后，由于国王丧失了统治权，因此又出现了一种“普遍无政府状态”。
也许我们太注重欧洲了，因为我们用“黑暗世纪”形容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这一时期。其实，这时的中国正是唐朝统治时期，唐朝繁荣和鼎盛，其他方面也非常出色。此外，伊斯兰教的光辉文明正盛行在印度和西班牙。总而言之，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着整个世界文明的衰落，而是恰恰相反。同样，西欧日后在武力与文化方面跃居支配世界的地位的事实，在当时也没人能想到。所谓“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的见解肯定是狭隘的。
我们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优越性，部分是由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部分是由于在中世纪建立了政治制度。然而这些优越性已经没有持续下去的理由了。中国、俄国和日本结合了西方的技术和东方的意识形态，如果印度也赢得解放，也会提供给他们另一种东方元素。假如文明还能延续下去，那么，在未来几百年，文艺复兴以来闻所未闻的多样性文明势必现身，可能会出现比政治帝国主义更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
欧洲文化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宗教改革为止，都还保留着罗马帝国主义的色彩，而现在的文化已经具有了西欧帝国主义的气味。这场大战结束之后，如果文明还想更舒服的生活，那么，从我们的思想深处就要承认两种平等，一是在政治方面承认亚洲与我们是平等的，二是在文化方面也要承认这种平等。尽管现在无法判断这会带来何种变化，但它一定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约翰·司各特
在整个九世纪，约翰·司各特是最令人惊异的人物，他是一个爱尔兰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主张泛神论，倾向于斐拉鸠斯教派。他对教士的权威不以为意，认为理性应在信仰之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离正统教义很远的人，却躲过了宗教迫害。
留意圣帕特里克主教之后的爱尔兰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约翰·司各特。爱尔兰出现基督徒的时间要早于圣帕特里克主教到爱尔兰的时间，而且据说爱尔兰的文化并不是因为圣帕特里克主教的贡献而发起的。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六世纪到八世纪时，爱尔兰人仍然残存有希腊语知识，而且他们还对拉丁文著作有一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