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军事干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推行和实现正义的话，那么逻辑的结果应该是，军事干涉应该出现在世界上所有违背正义的场合。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实践中的军事干涉具有选择性的特点，事实上的军事行动只出现在若干地区，而不是所有需要其出现的地区。冷战结束以后，在科索沃和卢旺达同样存在人道主义危机、同样需要正义的力量介入以制止危机的情况下，外来的武装力量并没有及时出现在卢旺达。米洛舍维奇的暴行在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下得到了制止，而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种族仇杀却一直任由其发展。或者说，在联合国同样呼吁需要维护在科索沃和卢旺达的和平的情况下，作为提供武力支持的国家和组织却通常只是选择去有限的地方维护和平。由军事干涉并非出现在所有需要弘扬和维护正义的场合这一点，我们可以推定，正义并非行动的唯一依据，除此之外，军事干涉者还需要权衡其他的利弊得失，而对于利益的判断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因此，笔者在探讨正义问题的基础上还把利益问题作为评估军事干涉法律和伦理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关于利益的理论探讨
许多国际政治学者对国家利益及其重要性作过论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提出“以强权为利益”的概念，并认为利益观念是政治的基本观念，是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他还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小约瑟夫·奈认为，虽然现实主义者根据均势来界定国家利益，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国内社会的性质，但不管政府类型如何，国家都根据国家利益行事。肯尼思·华尔兹在分析政治结构时认为，国际政治系统，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是由同类的、重复彼此行为并关注自我的单元构成的，系统中的每个单元都信奉自助的原则，它们通常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军事和政治目的，或是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来取得经济利益。体系理论学者莫顿·卡普兰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并有系统层次之分，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在满足国家行为系统的需要时所具有的利益，在国际政治系统中，不同的国家行为体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些不同的国家利益既与他们的国际需要不矛盾，又与他们的价值和系统的内部需要相适应。美国学者唐纳德·纽霍特兰以美国为例提出国家利益存在变与不变两大因素，变的部分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反应，可以分为生存利益、紧要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四大部分；冷战结束以后，他又把美国的国家利益重新定义为保护美国及同盟体系、扩大美国的经济福利、创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市场体系等四个层次。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的观点是，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表现为国家一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国家的根本需求除了生存、独立和财富之外还应该包括集体自尊。倪世雄教授按照重要性把国家利益划分为国家生存、国家安全、国家威望与地位、政体与信仰、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等五个层次。阎学通教授把国家利益分成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认为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在所有这些学者的论述中，基本的假设是：国家是有利益的，而且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本的需求，这些需求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实现。只是不同学派的观点之间有所分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认为国家利益体现在对权力、财富、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客观需求上，但现实主义从国内政治出发谈国家利益，认为只有国家利益的概念才能解释国家及其政府的行为，国家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标，但须在国家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而自由主义则从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出发来界定这些利益，认为国家对利益的追求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现状；体系理论学者认为国家的需要一部分来自系统之内，另一部分来自外部环境，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建构主义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国家利益是在国际公认的规范和价值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各国都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身份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随着国家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从政治决策者的角度看，国家利益通常表现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具体的物质形态，并且被分化成具有时效性的永久利益、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以及具有等级性的生存利益、关键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和边际利益等。对于国家利益的具体分析是一个国家制定其内外政策、采取各种行动的基本依据。美国政府下设专门的国家利益委员会，其任务就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国家利益进行界定，北约下设的防务计划委员会，就是由各国国防部长协调各国利益、统一军事计划和决策的机构。
众多的学者们和决策者们为我们认识国家利益提供了多种视角，然而他们没有作出明确解释的是，国家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和需要？哪些利益是国家确切需要的？这些需要的重要性排列如何？利益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国家利益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国家利益所呈现的物质形态的客观性是不是意味着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和认定也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呢？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怎样的生存和发展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国家的这些需要和利益与军事干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通过军事干涉一个国家要追求的是怎样的国家利益？或者说当国家利益作为军事干涉的依据时，它究竟是客观存在的还是由主观认定的呢？在军事干涉实践中，干涉者对于利益的定义从何而来、由谁决定？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对利益本身的性质和特点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人类社会中，利益最早是与个体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利益的产生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一是个体自身各个层次的需要，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三是个体从已有的认识和经验出发所形成的利益观。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个体先要满足生命体基本生存的需要，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与他人和社会群体的交往，不断获得安全感、爱与归属感、尊重与被尊重以及自我发展和实现，所有这些需要都可以看作是个体利益的体现。
国家是在人的集合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是人类社会的理性组织形式，国家的利益是在一定的体制与制度下对个体利益的高度综合与抽象，因而影响个体利益形成的因素与国家利益的产生过程也是相关的。具体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利益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相联的，它通常能从国家的行动目标中得到体现，并在国家的丰体活动与内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得到实现。虽然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是由于在促使和影响国家利益形成的因素中既存在客观性的成分也存在主观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国家利益在具体的实践中既呈现出客观性的一面也呈现出主观性的一面，任何单方面的认识都是一种偏见。
就其客观方面而言，国家利益是有层次地体现的。一般而言，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层面是国家的自然生命部分，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包括实现和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的各种需要，当然，这种实现和满足应该符合一些公认或普适的原则；第二个层面是国家的社会生命部分，即与国家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因素和条件，这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有关，其实现应该建立在遵循国际惯例（或符合基本的国际法律和道德原则）的基础之上。就其主观方面而言，国家利益是在上述两者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观念，以及国家的政治决策行为对国家利益的体现和追求，国家利益是国家认为重要的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
基于以上分析，国家利益就其内容而言具有客观性是毋庸质疑的，不管它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国情还是内外环境和条件的相关因素，国家利益都具有客观存在的特点，而且很多时候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中可见的物质形态。在政治上巩固一种政权的统治、使公民和各种社会团体良好的政治愿望获得良好的实现途径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核心内涵；不断积累财富和资源、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社会人口的增长之间保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获得在国际社会中平等的经济主权，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促进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团结、保卫领土的完整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则关系到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维护一种语言文字的尊严、促进社会成员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维持在历史的进程中积淀下来的本国的价值观，是保护和增进国家文化利益的体现，如此等等。
问题是，在国家利益以一定的客观内容表现出来之前，认识活动中所包含的主观因素也是明显的。事实上也已经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确定是各种不同的主观观念及偏好之间相互斗争所产生的政治结果。有的学者还认为，政治家、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们对待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相当随意，它在现实政治中被过分意识形态化了，甚至被当作自己宣言和纲领的标签，当作为自己所实行的方针辩护的一种基本手段。也就是说，当我们考察军事干涉与国家利益的选取和实现之间的关系时，干涉国在确定国家利益时表现出来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军事干涉的主观性，而这种主观性的表现与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合理性之间是存在较大距离的。
二、与利益相关的实例分析
下面我们就以地缘政治利益为例对此进行分析。地缘政治强调的是政治中的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和制定国家安全构想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与国家所拥有的地理资源是直接相关的，地理因素是国家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一个具有相对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因素，因此，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是影响任何国家内外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利益因素。
一个国家的地理资源是指：1．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疆界，它是内陆国、沿海国、还是岛国，是大国还是小国，其国土的形状是狭长的还是宽阔的，结构是松散的还是紧凑的。2．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自然环境，它的地形、气候以及各种资源的分布状况，自然环境资源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3．与地理环境相关的地缘关系，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与哪些国家为邻，决定了国民的种族、民族构成和分布状况，这些因素构成了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重大利益。
地理资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利益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周边地区乃至全局的关系。一个国家总是会对其邻国的强大感到不安，并希望自身能与之同等强大（比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相互毗邻的两个国家之间总是比互不接壤的国家更容易产生领土的纷争甚至直接导致冲突（比如两次大战的发源地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容易产生直接冲突，而对抗了大半个世纪的美苏之间却没有产生直接冲突）；当行政的疆界人为地把一个或几个民族、种族分割为若干个国家之后，这些国家之间往往更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比如前南斯拉夫地区迄今为止的混乱局面）；当有限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时，资源丰富的国家就由此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控制这些国家并进而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就会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比如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国家以及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某一种思想和文化传统的形成和传播与地理因素有着直接的关联，从而也决定了某些国家之间在本质上有着切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比如从欧洲国家之间的联合到欧洲联盟的正常运行），而有些国家之间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又总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如此等等，从中可见地缘因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学者们对于地缘因素的分析还影响着决策者们对于国家地缘政治利益的判断，麦金德的“中心地带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局”观对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分析，都凸显了欧亚大陆的重要性，并导致出现了“在欧亚这一棋盘上，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从未停止过”的局面。亨利·基辛格把尼克松的“三角外交”称之为“地缘政治的对外政策”，并认为尼克松独到的地缘政治直觉是其在外交政策方面能永远鲜明地以美国利益为重的重要保障。兰德公司的分析研究员穆罗汉认为，美国东西两面被大洋围绕，不论美国要到哪里去进行军事干预，都要越过这两个大洋，地理状况决定了美国的武装力量应当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应大力发展空军和海军，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因此它的防御概念也是全球性的。
由此可见，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学理的层面来看，地缘政治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有其客观存在的一面，但是，也正是人们对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认识和论述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战略目标与对外政策。比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就体现了其对地缘政治利益的认识。在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中东、北非、西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发展趋势，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未来。该地区的局势将决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一地区是否会加入反恐和打击贩毒的斗争、是否会同意停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中亚和高加索的油气田是否能变成美国可靠的能源供应地，以及这一地区能否建立起自由和民主的制度，都事关美国的利益”。在2001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提出把“从中东到东北亚的广阔的弧形地带”作为其战略重心，而要这样做，美国必须“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并“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能力的作用”。这就是美国所确认的国家利益及其维护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