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县哈达铺毛泽东一张报纸定方向
陕北永坪镇徐海东土窑迎娶周东屏
梁兴初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中校”，在岷县小镇哈达铺逛起了大街；“义和昌”药铺里一大堆报纸，给出了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谜底；一、三军团、中央纵队联合打出陕红军甘支队旗帜；毛泽东通渭城里吟《长征》；红十五军团成立之后，徐海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取了一位叫叫周少兰的“七仙女”。
走在今天的大地上
当我们从腊子口一路寻来，在施窝村一位叫马全明的回族老人才准确地给我们指明了鹿原里的方向。因为现在的鹿原里早在几十年前就改名叫绿叶村了，所以路上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施窝的另一位回族老人丁发祥说：“红军当年经过这里时，我刚好十岁。村里的阿訇，组织大家欢迎红军，给红军送水，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红军离开施窝时，一个红军的大官还给老阿訇一块怀表。当时他也不知道毛主席是谁呀，解放后有毛主席像了，他才知道送给他怀表的人就是毛主席。”然而，等我们赶到鹿原里时，问了好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带的红军1935年9月18日确实在鹿原里住过一夜，究竟在谁家住的，村里的人从那时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因为当时村子里的人都跑光了。至于《七律·长征》是不是在这里写的更是无人知晓了。
鹿原里，长征路上一个留下过问号的村子。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红四团攻克腊子口的当天，林彪就命令侦察连以最快的速度，侦察前进，赶出与大部队两天的距离，摸清沿途敌军布防情况，如有可能就占领哈达铺。梁兴初带领连队出发前，聂荣臻又叮嘱，毛主席要你们路上多给他找点“精神食粮”。开始梁兴初还没明白，聂荣臻就说：“就是报纸、书籍。”梁兴初说：“保证完成任务。”结果当天下午，梁兴初就变成了“国军中校”，骑着大马，带着几十人的“国军部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哈达铺的大街上。
哈达铺，是岷县（今属宕昌县）的一个大镇。自明代在此设铺（街市）以来，哈达铺成了甘南地区的“旱码头”。听说镇上来了一队国民党军，镇长和国民党镇党部书记、保安队长等一批镇上官员和有名士绅，立即出门欢迎，热情接待，生怕得罪这些骄横的中央军官兵。
正在梁兴初和他的“国军兄弟”在镇政府高谈阔论时，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少校副官，也路经哈达铺。
当晚，梁兴初就带着几个人，来到鲁大昌副官的下榻处“拜会国军少校”，在解除少校的武装之后，又从少校带的书籍、报纸中给毛泽东找了一大堆精神食粮。
这时，鲁大昌的少校副官才知道刚才还和他称兄道弟的中校原来是红军。
几乎没费一枪一弹，梁兴初的侦察队就拿下了哈达铺。
随后，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部队全部到达哈达铺。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纵队和彭德怀的三军团，是9月20日下午到达哈达铺的。哈达铺，历史上一直属岷州、岷县，新中国成立后，新建宕昌县，此建制归属宕昌。哈达铺原为哈塔川的转音。因“塔”与“达”在当地方言中发音十分相似，故又称哈达川。明代在此地设铺（集市）之后，慢慢地就以哈达铺相称了。哈达铺镇，地处今天的国道212线的交通要道上，南距宕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西距迭部腊子口70公里，是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都经过的地方。
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到达哈达铺后，当即在毛泽东的驻地“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研究了组织工作和俄界会议确定的整编问题。会上，毛泽东强调：“我们应当承认，过去对干部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同时确定将俄界会议决定的改编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为陕甘支队的领导人不变。彭德怀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原红一军团）司令员政委分别由林彪、聂荣臻担任；第二纵队（原红三军团）司令员政委分别由彭雪枫、李富春担任；第三纵队（原中央纵队）司令员政委分别由叶剑英、邓发担任。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派毛泽民、谢觉哉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但是，当晚，毛泽东等领导人从当地邮政代办所等处的报纸上，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最终做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哈达铺，就这样给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谜底。
从此哈达铺也走进了中国革命史册。在国务院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称“哈达铺是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走近哈达铺之前，让我们再次站在历史的天空下，回过头去看看红军长征中所经历的340天中的三次重大战略变化。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不得不放弃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突破重重包围，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是，长征之初，党中央只是想带着部队打到湘西去，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重整旗鼓建立根据地。所以，部队大搬家似的出发后，沿着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往西进军。国民党当局察觉红军的意图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了4道封锁线，部署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敌强我弱，红军打不过只能撤退。后来，毛泽东形容这一阶段是：“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到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之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国民党军队又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重新集结了重兵，再按原计划去湘西，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计划，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被博古、李德等人拒绝。然而，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这时都已意识到再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央政治局连续在贵州黎平和猴场开会，对今后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新的决定，提出了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是长征落脚处的第一次大改变。
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纠正了临时党中央“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并改组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猴场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长征落脚处的第二次大改变。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这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党中央发现，川西北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为丰富，汉族居民也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基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
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在懋功北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批准。这是长征落脚处的第三次大改变。但当红军北上打开腊子口进抵哈达铺时，却意外获得陕北红军的消息，最后确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处。
哈达铺是藏汉民族杂居的农业区，红军在这里进行休整。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给养，摆脱了饥饿的阴影。而就在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等人都从部队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国军”进攻陕北红军“获得大胜”。“股匪徐海东在陇东被击后，窜向陕宁地区，伪政委吴焕（先）已被击毙。”“全陕北共匪甚为猖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者十余县。”等等，这说明陕北不但有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还有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而且还有不小的根据地。当叶剑英、彭德怀等人，拿着报纸就去找毛泽东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也从报上得到了类似的消息。
第二天，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前的空地上，召开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追堵我们，对红军的北上抗日，不能说不是严重的威胁。但是，我们要感谢国民党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大块的根据地。这对我们真是好消息啊！从哈达铺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的路程了，那里就是我们长征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红军的家。
红军在经历了340天长征之后，终于找到了家。
站在历史的天空下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路上我来得最多的一个地方。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前前后后来过九次，尽管每一次听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但是每次都有不同的认识和感悟。综述九次的亲历，今天的哈达铺就串起一条故事。
当然，这故事中有史实，也有传说。
据说，哈达铺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革命文物陈列最多、原貌保存最完整的故址，素有“长征第一街”的美称。在现有的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中，就有毛泽东、张闻天住过的“义和昌”药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及周恩来住过的小院“同善社”，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址“关帝庙”，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贺龙、任弼时住过的“张家大院”和原哈达铺“邮政代办所”五处旧址组成，总占地面积48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多平方米。另还有“哈达铺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哈达铺游击队司令部”两处遗址，占地面积420平方米，房屋18间，216平方米。另有由382家店铺组成的约1200多米长的“长征第一街”。
1935年9月的哈达铺，注定要成为让许多红军将士终身难忘的地方。因为他们终于穿过了陌生的藏区，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尽管这里汉民和回民杂居，但红军战士觉得，到了哈达铺就像到了自己的家，这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红军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他们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战士们每天都能吃到两荤三素，比过年还吃得好。红二师的参谋周山在日记中说：“这几天简直是进了天堂。我们自从翻过夹金山后，在川西北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一些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减员。”
时任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罗荣桓，随部队到达哈达铺后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这是岷县南面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有不少卖吃食的商贩。国民党部队从这里溃逃，留下了几百担大米和白面。从雪山、草地来到这里，真是另一个天地。我们一到哈达铺只要见到认识的指挥员便嘱咐道：‘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为了恢复指战员极度衰弱的体力，准备继续北上，供给部门给每人都发了一块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
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和一军团的宣传部长邓小平、组织部长谭政，还有政治部的几位干事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吃辣子鸡。吃着吃着。大家感到屁股下面越来越热，有的同志以为是着了火。我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虽然曾经到高密农村住过，但那是夏天，没有烧炕，我一时间也说不准是怎么回事。经过老乡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对这一北方人民的创造——今后要伴随他们度过十几个严冬的火炕，一时不免感到新奇。”
更值得罗荣桓、邓小平高兴的是，民运干事肖望东搞来了一些烟叶，分给他们一人一把。在长征路上，这两位烟瘾很大的人没有烟抽，感到十分难熬。有时烟瘾实在发得不行了，罗荣桓便睡觉，可邓小平却睡不着，他常常跑出去搜罗烟叶，但十次倒有九次是空手而归。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跑回来，喊道：“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罗荣桓起来一看，原来是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立即将这些树叶装在烟袋锅里过瘾。这时，他们看到这金灿灿、黄澄澄、货真价实的烟叶，都喜出望外，立即揪下一块搓碎，装进烟袋仔细品尝起来。
当时，罗荣桓、邓小平都只分工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从俄界出来便进岷山，走栈道，直到哈达铺，一路上见不到什么人烟，无土豪可打，也缺少宣传的群众对象。而他们两位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已有了十来年的斗争历史，正处在精力充沛而又经验丰富的黄金时代，处理起一个部门的工作来，自然是游刃有余。因此，他们除行军、工作外，都有不少空余时间来回顾往事，瞻望将来。
9月22日，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到克服过雪山草地的困难时，未指名地提到了罗荣桓。他说：“有一位同志过草地，没有东西吃，战士们请他吃野菜，他都不舍得。他硬是咬紧牙关，坚持着把部队带出了草地。”
没想到，散会以后，部队会餐，还吃了红烧肉。席间，毛泽东看到罗荣桓，问道：“罗荣桓同志，你走出草地，有什么妙计啊？”罗荣桓腼腆地笑了一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罗瑞卿开了腔：“他的妙计就是坚持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依靠群众又带领群众前进。”听了罗瑞卿的话，大家不禁暗暗点头，都感到罗瑞卿这一回答概括得既准确又深刻。
现在，红军已经结束了雪山草地“炊断粮”的苦难日子，得到了充分补给。当地的老人说，1935年红军到达哈达铺的时间，正是深秋收获的季节。战士们都饿坏了，给他们生土豆，他们在身上擦一下，就直接吃，有的战士把谷穗上的谷子揉一揉，直接往嘴里喂。红军的衣服破烂不堪，有的在腰间仅仅缠块破羊皮。他们的胡须、头发很长，骨瘦如柴。
可以说，走到哈达铺，才算是走出了藏区，来到甘肃南部的红军，终于结束了雪山草地“高原寒，炊断粮”的苦难日子。红军得到了给养，补充了体力，提高了战斗力。这对于红军来说，同样也是一个转折。据各种史料记载，红军在这一地区的给养，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筹措：一种是打土豪，没收地主豪强的粮食财物；另一种是发动当地人民慷慨捐献；还有一种就是在战争中缴获的鲁大昌军队的军用物资。仅大草滩一战，红军就又缴获国民党军队粮食10万斤，食盐2000斤：另外，红军还通过购买、借贷、赊欠筹集了一些粮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