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钟秀极具见识地指出那些岩居穴处以遁世离俗只顾一身之乐者皆是“孤僻”的隐者之流，其所乐者是浅薄狭隘的，唯有陶渊明既能“全一身之乐”，还能“不忘一世之忧”：
秀谓知有身而不知有世者，僻隐之流也，其乐也隘；知有我而不知有物者，孤隐之流也，其乐也浅。惟陶公则全一身之乐，未尝忘一世之忧，如《饮酒》第二十是也。晋人放达，非庄即老，独元亮抗志大圣，寄慨硕儒，于天命民彝之大，世道人心之变，未尝漠然于怀，其所以快饮者，亦不得已之极思耳。沈德潜云“弥缝”二字，道尽孔子一生心事，“为事诚殷勤”五字，道尽汉儒训诂。晋人诗旷达者引征庄、老，繁缛者引征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盖于异端猖狂之时，独以“六籍无一亲”为忧，而惓惓于道统之绝续，非真豪杰不能。有晋一代，知尊孔子者，元亮一人而已，此岂孤僻一流人所能望其项背者哉！ 后儒不知此意，反以困于酒讥之，真所谓痴人说梦者矣。（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
当然，这里钟秀认为“有晋一代，知尊孔子者，元亮一人而已”，将陶渊明的“全一身之乐，未尝忘一世之忧”的精神状态与生活追求认定为完全是儒家的做派则未为妥当也。清代潘德舆《说诗牙慧》也看到了陶渊明于人生之义能“并行不悖”的本领：
渊明诗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又云：“古人惜分阴，念此使人惧。”进道观化，两义并行而不相悖，此真知六籍之蕴者。若徒解作“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只一石隐之流耳。（潘德舆：《说诗牙慧》）
不落“石隐之流”的原因应是：陶渊明最谙“委运任化”之奥义，并能于人生行“顺化”之实。但方东树指出：“以任化为正，终是没把鼻，仍自以立善为正，但不必求人誉耳。” “任化”虽可做人生追求，然其终归不太好“实际操作”，所以陶渊明“仍自以立善为正”。这才是“孤僻一流人”所难“能望其项背者”处。于此亦可知，陶渊明的“全一身之乐，未尝忘一世之忧”、“忧国乐天，并行不悖”的精神状态与人生追求背后的思想资源并非单纯的儒家，亦有道家“任化”思想作用其间。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陶渊明是一个具有“复调” 思想色彩的诗人，简单地判定其思想的归属是轻率的，甚至在他的思想中某些看来是“定属某家无疑” 之处也都应谨慎对待。比如人皆以为陶渊明的“固穷节”、“安贫乐道”定属儒家，而我们经过细绎其诗文内容所表现的人生意趣后发现问题绝非如此简单， 高妙的陶渊明所践履的“安贫乐道” 竟然大有道家的思想资源蕴含其中。若仅仅是儒式的“安贫乐道”，陶渊明便不可能做到稳稳地且“美丽而风雅地”以“诗意地栖居”的方式固守住“穷节”，必须是“儒道互补”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陶渊明并非是在立足于“道德境界”而是超升到更具审美意味的“天地境界”中安贫乐道以“固穷节”的，这才是理解陶渊明为什么“高尚而又高妙”的关键。
在中国古代能如此“乐天与忧世并行不悖”而“达道”的诗人不多，陶渊明是其中最特出者，后来的苏东坡庶可近之，至于李白、杜甫等等皆未至此人生化境。柳宗元、白居易更难论已臻于“超世遗物”者，他们或溺于忧世，或自矜“乐天”而并未真乐天。因此宋代蔡启曾比较陶渊明与柳氏与白氏说：
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
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屣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校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惟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观三人之诗，以意逆志，人岂难见，以是论贤不肖之实，亦何可欺乎！ （蔡启：《蔡宽夫诗话》）
柳宗元、白居易与陶渊明的距离还是那“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此“真”是达于“天地境界”的“天民”之真！ “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渊明念念不忘《诗》、《书》，不忘善，与庄、列之学不同。高迈超旷却又能“念念不忘”于“善”事，此“真”谁可及耶！
“安贫乐道，绝无勉强，方能建此言。诗意安闲可爱。” 这是清人对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塗口》一诗的评价，事实上这种“安贫乐道，绝无勉强”、“诗意安闲可爱”是陶渊明大部分此类诗的主要特点。
清代人方体有一段华词丽藻极誉陶渊明，指出不能仅以“诗人”看待陶渊明，而应标举其不可及的“高风峻节”：“呜呼！ 自古高隐之士，或愤世绝俗，或委蜕遗荣，其中心之皭然不滓者，皆有贯日星而流金石之气，是以精曜同乎天地，令名传于无穷，盖其志节有不可磨灭者矣。先生当晋、宋易代之际，名位未显，功业未光，而介石之操，如海月皎空，晴云映岳，有嵇叔夜之愤，而不及于祸，有阮嗣宗之达，而不至于放，其高风峻节有不可及者。后之人不深究其始终，而仅以诗人共相标举，不已失乎！ ” 方体认为陶渊明“当晋、宋易代之际，名位未显，功业未光”，这还是一种世俗的“功业”“名位”观。实际上方体所说陶渊明的“介石之操，如海月皎空，晴云映岳，有嵇叔夜之愤，而不及于祸，有阮嗣宗之达，而不至于放，其高风峻节有不可及者”正是陶渊明一生的“功业”卓著处。当一个人温润有度却又不失原则地坚持了自己的雅操峻怀，为后世之人成功地率先活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此非最大的功业？岂是“小事一桩”哉！在精神状态愈益粗糙、粗率的今天，我们更应大力肯定、标榜陶渊明这样的精神境界。
陶渊明人格最“风雅”难以企及处在于：既非一味平和而为“乡愿”混俗者流，亦非唯尚“清峻”绝俗而为狂驰之辈。其任而不放，达而不狂之“中和温润”的气节实为常人难步其后。且和且傲，且傲且和，陶渊明就是这样“中庸”着！
鲁迅认为陶渊明被那些“眼光如豆”的“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因为“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并且特别举陶渊明诗文为例，说明“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不能在这两者间随意取舍、抑扬，否则将看不到一个“全人”和作品的“真实”：
又如被选家録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题未定草》六）
鲁迅的忠告是一定要自己“放出眼光”去看，才能不被别人的眼光所左右：
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 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鲁迅：《题未定草》七）
只看到陶渊明“浑身静穆”，是对陶渊明理解的一种偏执、偏狭，因而就是一种“缩小”、“凌迟”。在中庸的视角下观照陶渊明，他所展示给我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便显示出既单纯又复杂、既平凡又淳厚的“复调”色彩，这才是陶渊明真实的“全人”风貌。
二、品格高迈超旷与性情平易慈祥共举不二
陶渊明的中庸如前所述：并非专事肥遁之“悠然见南山”，亦有“猛志逸四海”之类康济之念；并非一味“情怀激荡忧愤”，而能令“吐属温雅蕴藉”。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陶渊明人格中“常与奇”的统一：
“品格高迈超旷”与“性情平易慈祥”共举不二也是他行中道人生的“不可企及”处。清代陶澍明确指出陶渊明“道合中庸”是因为他虽有超旷的志节，但是外在的表现是道家十分智慧的人生境界——“和光同尘”：“此先生志节皭然， 即寓于和光同尘之内， 所以为道合中庸也。” 此亦可见陶渊明的品性气象为虽沈毅刚勇，却不忤俗亦不随俗，非一味为高致。
陶渊明自己虽是品格高迈超旷，但与人相处则更多地表现为“岂弟慈祥”、平易近人。钟秀说：“靖节先生品格高迈，而性情则平易近人，盖无往不与人以可亲，人亦无不乐亲之者。” 陶渊明这“无往不与人以可亲，人亦无不乐亲之者”的性情真令人嗟叹不已。这是胸怀真正高旷者的“道中庸”，待人才能一往而具真情善意：
黄涪翁云：“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书陶渊明责子诗后》）澧案陶公《杂诗》云：“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此但邻里聚饮耳，而即加以勉励，其切于教人如此。信乎，岂弟慈祥也！ （陈澧：《东塾杂俎》）
“道中庸”以深沉厚道、至性深情为底色，非绝俗绝情乃至孤僻狂介者可为之也。自由虽是个体的行为，但自由的前提是对他人自由的承认与尊重。从陶渊明的一些诗中， 我们看到他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如《与殷晋安别并序》一诗中的殷景仁热衷于仕途，陶渊明与他本是殊途两路。但殷景仁敏有思致， 故与陶渊明成了互通款曲的朋友。我们在这首诗中看到陶渊明虽明白表示两人人生的取舍志趣相异，但却并不因此苛责殷景仁，而继续保持友情。这也是一种“中庸的通达”罢！ 再如：“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四言答庞参军》）这里陶渊明所抒情的对象乃其一为官朋友，此诗出语优雅蕴藉，除去其中平和而更显自信不说，那种真挚绵长的情谊亦令人思之不已。明代吕坤说“深沉厚道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这再次证明着陶渊明为人的一流品质。
陶渊明“超世不绝俗”，事实上是超于“事”外，非遁“世”离俗，于人生实际他依然保持了近情近理的状态，非岩居穴处只顾“独善”一身。因此标格宽和、慈颜温清的陶渊明才可以在遣一力工帮助儿子时，告知儿子“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才能如释迦、耶稣出语“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那么当他深情睠怀于自己的几个并不“出息”的儿子时，“拳拳训诲”之情就极显慈祥宽厚。清代张縯云：“先生高蹈独善，宅志超旷，视世事无一可芥其中者，独于诸子，拳拳训诲，有《命子》诗，有《责子》诗，有《告俨等疏》。” 张縯所言“先生高蹈独善，宅志超旷，视世事无一可芥其中者”虽并不准确，因为陶渊明于世事并未彻底忘怀，还有“忧世之志”、“康济之念”。但张縯所言陶渊明“独于诸子，拳拳训诲”正看到了陶渊明深于情的一面。陶渊明写过几篇极显慈祥宽厚甚至戏谑的诗文，表达了对儿子们的深情挂怀。
陶渊明《命子》诗说：“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特别是其《责子》一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告俨等疏》则曰：“鮑叔、管仲，同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而况同父之人哉！ ”于此可看出，陶渊明之子，虽然实在有孚为父之望， 但高迈旷达的陶渊明虽寄厚望， 但如果终于“尔之不才”，那也只好“亦已焉哉”，“且进杯中物”了。陶渊明对儿子尽自己为父的责任——“拳拳训诲”，但如果结果不理想时，陶渊明并非如许多常人那样对儿子“拳脚相加”。他也只好告诉自己“面对现实”：算了！
还是喝酒吧！ 杜甫曾写诗专门嘲谑陶渊明的“责子”曰：“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于此貌似通达然实未近情理，反不如陶渊明高妙。
陶渊明写《责子》的目的就像他写《饮酒》诗是“寄酒为迹”，只是“寄迹”而已。陶渊明的许多诗都是在前面叙写自己困窘的生活之后，来一个“大力拨转”，表现自己的高迈超旷的胸怀。
再回头看，杜子美虽嘲谑陶渊明“责子”，但他自己也是于诸子亦未全然忘情者。如其《遣兴》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又《忆幼子》诗云：“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 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得家书》云：“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乎战。”观此数诗，于诸子钟情尤甚于渊明矣。
至此，令人油然想起《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夭夭申申”之安详舒适与颜色和悦是中国君子的温雅闲美、从容平和精神状态的外在标志。
三、“情怀激荡忧愤”与“吐属温雅蕴藉”融然为一
陶渊明的这种“风雅”的温厚平和不仅仅是其人格特点，也同时是其诗文主要美学风貌。这种“风雅”影响所及，令其诗文即使所写为“不平”、为“忧愤”等情怀之激荡，亦能出语平和蕴藉，气象温雅。日本学者近藤元粹与清代学者方东树皆指出：
（《饮酒》其十一）满腹不平，叙来有温厚平和之致。（日本近藤元粹评订：《陶渊明集》卷三）
（《饮酒》其十三）此忽然慨世庸愚之人可怜而不悟，而吐属温雅蕴藉，气象渊懿。（方东树：《昭昧詹言》）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遇火》）“灌园”之语，就表现了陶渊明特点“吐属温雅蕴藉”，因而是语婉而志坚。即使是对儒家先师某些遗训的批评否定，也同样出语“婉”而志意“坚”：“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显然这种美学境界与意趣是“难以企及”的，后世之人即使有意学之仿之，终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陈模说：“渊明则皮毛落尽，唯有真实，虽是枯槁，而实至腴，非用工之深，鲜能真知其好。故常谓韦、苏得陶之运度，而未得其雅澹浑然之处，王右丞得陶之闲适，而未得其浑涵自然之工，柳子厚工处或伤于巧，又未免有意于求其好；此陶之所以难及也。” 各位诗人虽能各得其一，然于渊明诗之气象未能尽似也。形易似而神难肖也，故沈德潜对唐代仿习陶诗者（“唐人祖述者”）的评语是：“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