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稍稍理性地了解一下， 陶渊明属于一个讲究“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而华兹华斯属于一个注重“堕落与拯救”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就不会简单地在他们两者之间进行“类比”了。他们当然有相似点，比如那种自然从容、真率优雅，看似不曾用心的作品却在字里行间全然是非凡卓越。王佐良先生《英国文学史》中评价华兹华斯时说：“叙述尽管平淡，下面却有真正的激情。凡此都需要一种恰当的诗歌语言才能表达出来：任何花哨、夸张的写法都只会造成不真实的印象。”尽管我们认为华兹华斯“似是而非”陶渊明，但将王佐良先生的这段话移来描述陶渊明却极恰切。“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是一种超越于普通丽辞华藻的“超文采”。
所以一流的作品其内在的思想情感与外在的艺术风貌一定是“中庸”的！ 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辛弃疾有词赞誉陶渊明说：“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 没有渣滓、没有混杂着杂质，所以没有一个字不是最清纯真朴的。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古今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性秉“中庸”的陶渊明将中庸精神融贯到其诗其文中，正令他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清真自然。朱光潜先生在论及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指出：“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底。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淳，那么炼。屈原低徊往复，想安顿而终没有得到安顿，他的情绪，想象与风格都带着浪漫艺术的崎岖突兀的气象；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的句子；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的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后来诗人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格与风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炼，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 “秋潭月影，澈底澄莹”而“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 就是中庸的人格气象与艺术追求的境界！ 朱先生概括得很是形象。
五、酒中之中庸君子陶渊明
“极高明而道中庸”使得陶渊明成为一个“酒中君子”。
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此处萧统十分清楚地看到陶渊明只是“寄酒为迹”，借酒以助其人生思考而已。因此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说：“汪洪度曰：《饮酒》第一首为全篇总目，却从达观说起，可见非胸次豁达，不得轻言饮酒也。” 没有豁达的胸怀，也就没有资格妄谈“饮酒”，这就是“寄酒为迹”。朱光潜先生认为：“世间许多醉酒的人们终止于刘伶的放诞，渊明由冲突达到调和，并不由于饮酒。弥补这世间缺陷的有他的极丰富的精神生活， 尤其是他的极深广的同情。我们一般人的通病是囿在一个极狭小的世界里活着，狭小到时间上只有现在，在空间上只有切身利害相关系的人与物；如果现在这些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与物对付不顺意，我们就活活地被他们扼住颈项，动弹不得，除掉怨天尤人以外，别无解脱的路径。渊明像一切其他大诗人一样，有任何力量不能剥夺的自由，在这‘樊笼’以外，发现一个‘天空任鸟飞’的宇宙。第一是他打破了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发现许多可‘尚友’的古人。《咏贫士》诗中有两句诗透漏此中消息：‘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这就是说，他的清风亮节在当时虽无同调，过去有同调的人们正复不少，使他自慰‘吾道不孤’。” 从朱光潜先生的分析中我们还看到陶渊明没有烂醉于酒中， 没有由苦闷而落到颓唐放诞的原因，就在于他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中“天空任鸟飞”的宇宙，其人格的高妙就在于他对人生有着“深广的同情”。除了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达到了物我的混化与情趣的流注，人我物在一体同仁中各徜徉自得。这既是庄子“鱼相与忘于江湖”的境界，也是儒家“鸢飞鱼跃”的情境。谈论陶渊明与酒的关系，如果不放在这个大背景下，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别陶渊明与一般的饮酒者到底有什么不同。当然更无法说清陶渊明为什么是一个“酒中的中庸君子”。
陶渊明是一个活得很自觉、很有逻辑的人，其诗虽“篇篇有酒”，但并非无节制、无反省地滥溺于其中。宋咸熙看得清楚：“古之酒人，当以渊明为最，太白次之，若阮籍、刘伶，直是沉湎酣身矣。陶公《饮酒》诗，昭明太子所云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太白犹有胸中郁勃之气，其不如陶公者在此。渊明中行，太白狂者，身分有高下，出言亦如之，言为心声，信哉！ 东坡拟陶，尚有驰骤之语，亦犹狂者之于中行也。” 故当其自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时，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虽好酒，但却温雅有节制的“酒中君子”。所以若徒以纵酒见夸，恐怕竹林七贤，尚与五柳先生同床异梦。
陶渊明是带着“极高明”的圣贤情怀面对饮酒之事的，当他端着酒杯的时候，他胸中涌动的是对人生的千忧百感，是他对人生最根本问题的深度而系统全面的思索。所以“（《神释》）‘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足知其志不在酒矣。” 其志何在？
在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孟子“君子修身以俟命”等等，岂是只知有酒不知有它之“纯”酒徒耳。陈仁子辑《文选补遗》说：“生必有死，惟立善可以有遗爱，人胡为不自竭于为善乎？ 谓酒能消忧，比之此更为劣尔。观渊明此语，便是孔子朝闻道夕死，孟子修身俟命之意；与无见于道、留连光景以酒消遣者异矣。”陶渊明虽写了《饮酒》诗二十首，还有题为《述酒》却“绝不言酒”，但其诗中大多是谈人生问题而非说饮酒， 甚至有的整首诗只字未提饮酒。对此古人有两点认识，一是认为整个陶诗皆可用“饮酒”作题目：“（《饮酒》二十）钟伯敬曰：观其寄兴托旨，觉一部陶诗皆可用饮酒作题，其妙在此。若以泛与切两字求之，不读陶诗可也。” 另一看法是借酒抒怀寄托感慨，不必作饮酒观：“（《饮酒》二十）至其胸怀真旷，何尝专寄沉湎，不过藉饮酒为名，以反覆自道其生平之概。……故读是诗者，不必作饮酒观，而渊明之意量远矣。” “题名《述酒》而绝不言酒，盖古人借以寄慨，不欲明言，故诗句与题义两不相蒙者往往有之。陈祚明谓作《离骚》、《天问》读，不必着解，得之矣。” 这种写法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虚实结合的笔法，自有佳妙笔趣在其中。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八）就是虚实结合，写得甚是卓然奇异：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枝，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诗二十首》其八）
此诗显然是借孤松为己写照也。前六句皆咏孤松，却以“连林”衬写“独树”，“提壶”近挂寒枝又复远望，与松树亲爱有加。觉悟人生似梦如幻，自可不受尘事羁绊，与松为友为伴，以松自勉自励，此生何所惧也！ 温汝能《陶诗汇评》说：“此篇语有奇气，先生以青松自比，语语自负，语语自怜，盖抱奇姿而终于隐遁，时为之也，非饮酒谁能遣此哉！ ” 的确，别人以松树自况，总令人觉得其有间隔也。唯陶渊明以松自比，其襟期实足当之，绝无假态。所以此诗虽然写一个老生常谈的、早已不甚新鲜的“松”风高节，“不过岁寒后彫之恉，而说来为新闻。” 此诗奇绝处还在于名为《饮酒》，然实际上全诗我们几乎看不见酒的“实物”，只有“提壶”似是与酒有关，还是清代孙人龙目光犀利，认为此诗与《饮酒》第四首、第五首都写的是陶渊明的“下酒”菜：
前第四首言松，第五首言菊，皆不及饮酒，此与上篇乃申言之，菊浥露，松傲霜，自是下酒佳品。（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
将“浥露”之菊与“傲霜”之松拿来当“下酒菜”者是何方圣贤耶？
此正回应了前述汪洪度所言“非胸次豁达，不得轻言饮酒也”。
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里“真正”写到“饮酒”的是其中第十四首：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这首诗有着很强的“画面感”，直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古代“山水逸兴图”。此“酒中深味”是指饮酒之趣乃在可以悠然忘我。叶嘉莹先生分析此诗的主旨时说：“陶渊明这二十首饮酒诗一路写下来， 讲的是一种内心的境界。他所说的‘酒中有深味’的那个滋味，是他内心对人生反省之后的一种感受。不过在这二十首诗里边比较而言，这首诗还是真正写到了饮酒。而且陶渊明认为，饮酒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一种‘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状态，那是把人世间一切得失利害都能够放下来的一种境界。”袁行霈先生对此诗的看法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此固写酒后之状，但物我两忘乃渊明所追求之人生境地，则又不仅是写酒醉矣。”从两位学者的观点中我们的结论是：
此诗是一首“亦酒非酒”之作，还是“寄酒为迹”。醉语中有着极清醒的且“出语有度”的“人生感慨”，这在陶渊明的许多诗中都是随处可见的。
作为“酒中中庸君子”，陶渊明其饮酒时所体现的反省节制姿态、饮酒时所寄托的感慨等等都表现出“极高明”的境界：“（《饮酒》其二十）西山真氏谓渊明之学自经术中来，今观此诗所述，盖亦可见。况能刚制于酒，虽快饮至醉，犹自警饬，而出语有度如此，其贤于人远矣哉。” 同时中庸使陶渊明的淡泊超然并未流于偏枯，而能出以幽默恢谐，更显其人生意趣之高妙。如《止酒》诗就极恢谐幽默之能事，再如“（《饮酒》二十）公抱道统绝续之忧，而终以酒自解如此，可抵韩子《答孟尚书书》，而带滑稽之趣”。能对生活抱有一种幽默恢谐的态度， 实则表现了一个人基于高度的自信与达观而来的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如此他才能将生命中种种物事，甚至儿子的愚拙、困苦的生活都能成为自己的“下酒物”：“陶公终日为儿子虑，虑及僮仆、衣食、诗书，何其真也；将儿子贫苦、愚拙种种烦恼都作下酒物，何其达也。
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人生通达至此，其“达”不可达也！
中庸的结果是，陶渊明乃最有忧国忧民之情怀者，也是最具“个性的人”！ 最自然的人！ 后世君子，可不于此深思“中庸”之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