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一个建设性功能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指出我们新的可能性。乌托邦是人类持久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有待实现的梦。乌托邦的死亡就是社会的死亡。一个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一个死去的社会。因为它不会再有目标，不会再有变化的动力，不会再有前景和希望。”我们不能功利化地世故地打量这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应充分尊重这种“抗俗”方式的价值，“理想就是理想”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于是我们就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精英文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什么？ 无非想在文化方面拓宽读者的审美视野并健全其思维、情感方式。这是一种‘无用之用’。注意，这两个‘用’字内涵不同。假如说，前者是指直接介入现实的功利性效应；那么，后者是指对熏陶新型人格可能会发生的某种心理性影响。……精英文学对现实的这一审美文化超越，发源于天才作家的乌托邦倾向。什么叫乌托邦？ 乌托邦是一种永远不满现状、永远指向未来的文化渴望。布洛赫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点乌托邦气质。因为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变成他所理想的那种模样；希望就是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理想”之所以主要表现在审美活动中，就因为它是“理想”的，所以它是对不完善、不完美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因而它往往就像“梦”一样的完美，它指向的是人生可能的新境界：
在当代社会，审美活动只能表现为一种神圣的拒绝、一种对于神圣的拒绝。过去我们强调审美对于现实的依赖性、反映性，但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审美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超越性。它固执地对现实宣称：不！ 我们固然无法去拯救这个世界，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个时代的荒谬揭露出来，把这个世界所散布的种种甜蜜的谎言揭露出来（要知道，这些谎言也是一种暴力，它把我们与真实的世界隔离开来）。不论过去审美活动曾经怎样为现实服务过， 也不论今天审美活动怎样被现实践踏，审美活动都将走向这一前景，都将始终在失衡的困惑中寻找新的支撑点，在与传统审美活动相对抗的逆向维度中拓展现代审美活动。它不再着眼于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而是着眼于人的全面的感觉能力的唤醒，不再像黑格尔那样接受现实，而是解构现实，不再着眼于“一瞬”，而是着眼于通过解构“一瞬”对于“一生”的遮蔽来成功地展示“一生”。结果，审美活动就成为当代社会中的人性的不屈呻吟。
因此可以这样说“乌托邦”及“理想”的存在永远是一个人类尚有生命活力与自由超越能力的最重要标志， 也是人类生活没有偏离正确轨道的确证：
或问：在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时代，坚持理想，尤其是用自己的生命坚持抽象的形而上的理想，又有什么意义？ 的确，如果连思想、情感、艺术、爱情、友谊乃至人本身都可成为商品和消费对象，理想也就如堂·吉诃德先生大战风车一般， 成了一个荒诞的象征。“理想”（Ideal）一词在西文中是从古希腊文idéa 或eidos 来的。idéa或eidos 最初的意思是“看”或“知道”。柏拉图把它改造成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理念（也有译为“理型”的）。它指的是事物的本质或原型，它无法在时空中感觉到，而只作为事物的本质超时空存在。具体事物总是不完满的，只有理念才是真正完美无缺的，因而它是事物仿效的原型。“理想”一词主要从柏拉图的“理念”概念派生而来。理想之为理想就因为它并不现实存在，而只是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目标来引导、完善和改进人生，使之趋于完美。另一方面，虽然人不可能绝对完美，现实更是充满丑恶和痛苦，所以人需要有一种完美的象征以示人可以为丑恶与痛苦包围，但绝不认同它们，而要超越它们。人需要这样一个象征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和所认同的价值。真正理想主义者之珍视和坚持理想，并非以为理想终究要实现，而恰恰在于理想就是理想，而非可实现或将实现的现实。在此意义上，理想就是乌托邦。
不知从何时起，“桃花源”及“乌托邦”之类的存在在那些头脑“过于清楚”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者们看来不是显得幼稚荒诞就是虚幻无用，他们往往以“不可能实现”为由贬斥“桃花源”及“乌托邦”之类理想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就很少理性地对待“桃花源”及“乌托邦”之类“理想”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专家正告我们，如果任由这种“无知”的发展，其严重后果就是人将变成听任本能摆布的“非人”——物：
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乌托邦往往成了和“科学”相对的含贬义意味的词。现代社会发展的无情逻辑似乎指向的是乌托邦的反面，但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曼海姆，在一九二九年清醒地看到，乌托邦的消失将使事物静止。在这种静止状态中，人只是物。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大悖论：人获得最高程度对存在的理性掌握，却没有了理想，成了一个纯粹听任本能冲动摆布的动物。人失去了塑造历史的意志，因而也失去了理解历史的能力。
正由于审美活动作为“神圣的拒绝”的意义，也即“审美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超越性”，我们需要道德理想主义、也需要审美浪漫主义的激情。就像人类虽不能到达“乌托邦”，但却必须永远有一些人代表人类去构建描画“乌托邦”。没有“乌托邦”的希望承诺和终极价值的动力担当，人类将会彻底失去航标，也将会陷入真正的深渊般危险性生存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家与思想家主要担当了创造并维护“乌托邦”的重任：
有趣的是， 人所固有的乌托邦气质在艺术家身上显示得最突出。这大概与他们特殊的生存方式有关。他们不像实际工作者整日泡在功利性的世务俗趣中， 他们更多地是生活在自己或他人所虚构的艺术境界里，这境界是靠想象、情感和观念垒成的。故他们对人生、历史和世界的态度一般总比实践家超脱。……纵观世界文学中，哪个精英不怨不刺？
哪个精英不想从更高的文化层次来冷眼俯瞰现实？ 精英所以能超越现实，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本就比常人超脱或清高。
如此我们就真正理解了“永远不满现实”而“怨”而“刺”现实正是艺术家与思想家的本能标志和“本职工作”。换句话说，当有一天他们不再有能力与兴趣批判现实，而开始“改行”对“现实”“满意得一塌糊涂”时，人类就可能真正地彻底“完蛋”了！ 我们需要乌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必须警惕将这种精神的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不能简单地以纯诗意的“宏大叙事”式的“美好世界”去取代这个不完美的世俗世界。现代犹太裔哲学家伯林所区分的两种自由中的“积极自由”就属于这种宏大叙事式的乌托邦， 其所带来的流血与悲剧人类已经历了太多太多， 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人民圣殿教”等等，天堂的理想与地狱的现实于此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因此只停留在这种“理想”与“浪漫”的幻想中，又将会使我们的精神十分脆弱而走向偏执。并最终导致走向乌托邦意愿的反面：地狱的“现实出现”。诗人顾城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乌托邦”的主要用途不是用来直接地在现实中实现的，而是对现实生活与现实社会的批判，是一个警世钟、坐标与航标！ 顾城的悲剧部分正来自于他“直接”而生硬地将乌托邦搬到了现实中来！ 顾城这个童话诗人是个怎样的人呢？ “被幻想妈妈宠坏的任性的孩子”， 这是他的自称；“一个不肯长大的孩子”，这是诗人舒婷的感觉。最透彻的认识来自作家王安忆：“顾城的世界是抽筋剥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维。……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绝望的。假如我们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会绝望。我们不会去死，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感兴趣，我们是俗人。”马时芳所著《朴丽子》中所讲的故事，是一个真“脱俗”或“绝俗”者的理想形象：
朴丽子与友人同饮茶园中，时日已暮，饮者以百数，坐未定，友亟去。既出，朴丽子曰，何亟也？ 曰，吾见众目乱瞬口乱翕张，不能耐。朴丽子曰，若使吾要致多人，资而与之饮，吾力有所不给，且又不免酬应之烦，今在坐者各出数文，聚饮于此，浑贵贱，等贫富，老幼强弱，樵牧厮隶，以及遐方异域，黥劓徒奴，一杯清茗，无所参异，用解烦渴，息劳倦，轩轩笑语，殆移我情，吾方不胜其乐而犹以为饮于此者少，子何亟也。友默然如有所失。友素介特绝俗，自是一变。
当朴丽子那位“素介特绝俗”——平素非常孤傲绝俗的友人不能耐受茶园里那“众目乱瞬口乱翕张”的混乱与喧闹而“亟去”时，朴丽子耐心地开导他。认为那种无所支出就可享受的“轩轩笑语”，正“殆移我情”，“吾方不胜其乐”且嫌“饮于此者少”，你怎么就不能同乐而“亟去”？ 朴丽子清能有容，直不过矫的“懿德”终使友人“自是一变”。
当“田父”提着酒壶来劝陶渊明“淈其泥”——同流合污而出仕时，辞官返乡的陶渊明并未以凛然的姿态痛斥“田父”的“混俗”价值观以“显示”自己的志趣多么高洁，而是极优雅、平和、从容且礼貌地在其《饮酒诗》中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既然你来了，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地把你的酒喝了， 但我这驾车是绝不可能再回到官道上去的。这里陶渊明的“高尚”与“高妙”是融然为一的，表现出了真正的“脱俗”意趣。当俗众讲原则时，往往不能表现为平和与礼貌；而当俗众能够平和与礼貌时，往往又没有足够强硬的智慧与力量坚持原则。
“绝俗”，如果被真正超越的大智慧者在人生中进行演绎时，它会表现为一种高妙的境界； 而对一般智慧与力量都未能达到相当层级的人来讲，则往往很可能变成地地道道的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
因此，真正的“绝俗”就应该是“即世间又出世间”的人生选择，有人说得好：“所谓绝俗，应该是身植芸芸众生，身披万丈红尘；却不溺于口腹情性，不动于功名利禄，独存一股清气、一股正气。绝俗其实是心性的最后一点清洁的自守，属于精神的范畴。基于此，便无须为免俗而扭捏地过日子，应率性地面对生活。吃可吃之饭，喝可喝之酒，抽可抽之烟，交可交之人……在五彩缤纷、纷繁杂沓的生态中，经世风俗雨的大浸染，经七情六欲的大诱惑，仍清洁自守，虽未离俗，亦有一身清爽之气和不媚不阿之态，乃真绝俗之道。”陶渊明与朴丽子“超世不绝俗”的存在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做了绝妙的演示！ 他们都是真“绝俗”而“脱俗”者！
“桃花源”之所以在陶渊明那里是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它实际上更是一种精神状态， 一种对生活真正大彻大悟后的淡泊自守。如果在精神上我们能够超然于患得患失，亦不复怨天尤人，那么“桃花源”就可以现实地实现于我们的生活。因此，清代毛庆蕃评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时说：“萧然静逸，不愧天民，惟其不患得不患失，不怨天不尤人也。能如是，然后退可独善其身，达可兼善天下。呜呼！ 无怀、葛天之世，岂其不可复见于今日欤？ ”实际上，无怀氏与葛天氏“之世”就是“桃花源”“之时”也！ 一篇《五柳先生传》亦即《桃花源记》之又一个版本也。毛庆蕃又评《归去来兮辞》为“素怀洒落，逸气流行，字字寰中，字字尘外” 。泯合“寰中”与“尘外”的《归去来兮辞》自然也是一篇标准的《桃花源记》无疑。所以清代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时指出：“公罢彭泽令，归赋此辞，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
盖心无一累，万象俱空，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非深于道者不能。”只要“心无一累，万象俱空”，岂止“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且可无入不自得，无往而不乐也。然条件是“非深于道者不能”，只有对生活有通达旷然之卓见高识者方可有此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