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作家卡尔·恰彼克《田园诗情》一文曾这样深情地写荷兰：
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低地上，黑白花牛、白头黑牛、白腰蓝嘴黑牛，在低头吃草。有的牛背上盖着防潮的毛毡。牛群吃草反刍，有时站立不动，仿佛正在思考什么。牛犊的模样像贵夫人，仪态端庄。老牛好似牛群的家长，无比尊严。极目远眺，四周全是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这是真正的荷兰： 碧绿色的低地镶嵌在一条条运河之间，成群的骏马，剽悍强壮，腿粗如圆柱，鬃毛随风飞扬。除了深深的野草遮掩着运河，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飞驰到乌德勒支或兹伏勒。辽阔无垠的原野似乎归它们所有，它们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
低地上还有白色的绵羊，它们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悠然自得。黑色的猪群，不停地呼噜着，像是对什么表示赞许。还有成千上万的小鸡，长毛山羊，但没有一个人影。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只有到了傍晚， 才看见有人驾着小船过来， 坐上小板凳，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谁都不叫喊吆喝，牛的脖子上的铃铛也没有响声，挤奶的人更是默默无言。
运河之中， 装满奶桶的船只舒缓平稳地行驶， 汽车火车，都装载着一罐罐的牛奶运往城市。车过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狗不叫，圈里的牛不发出哞哞声，马蹄也不踢马房的挡板，真是万籁俱寂。沉睡的牲畜，无声的低地，漆黑的夜晚，只有远处的几座灯塔在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这就是那真正的荷兰。
这“真正的荷兰”显然是每个城里人的梦中乌托邦，这种“田园诗情”如今也只能个别抒发，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同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陶渊明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庸”的生活是最自然的生活。
这一切更促使我们思考，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有着许许多多现代社会问题的现实中， 我们究竟选择怎样的生存姿态才是既有理想的超越性，而又不失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我们显然需要扬弃的是极端的城市化、工业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妄想“全球一体化”为“田园牧歌”。
“道中庸”的生活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里所谓的“自然”不简单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既回应现实实际而又有一定的理想的超然的生活选择；它的“自然”是基于中庸智慧而选择某种合情、合理、合度的生活方式。因此肯定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却并不是必然主张地球上所有的人应该马上弃城市而返乡间，去“小桥流水人家”地过日子，或者大家都在“真正的荷兰”式的环境里沉醉。正像余秋雨所感叹的，我们注定是要与“平庸一起栖宿”的。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需要向“平庸”无条件地妥协，而是尽可能地选择最自然的“中庸”之道。在本书这部分内容里，我们将通过并列几位学者的观点来表达我们的“中庸”态度。
让我们先看史学家钱穆先生关于《乡村与城市》关系的高见：“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之人生而论，大体说来，似乎人常从自然走向文化，从孤独走向大群，从安定走向活动。自然、孤独与安定，如木之根，水之流。文化、大群与活动，如木之枝，水之流。若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若大群泯失了孤独，此大群必渐成空洞。若活动损害了安定，此活动必渐感怠倦，而终于不可久。”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钱穆的观点是若使城市太与自然隔绝了， 长在城市居住的人，最终其心力体力也不免会逐渐衰颓。乃至于神经过敏、心理失常，种种文化病，皆源于违背自然、远离自然，得不到孤独与安定而来。所以“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型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由此我们知道人类文化的最大危机，莫过于城市僵化，与群体活动之僵化。当我们常说农村的生活是闭塞的时候，我们却也忘记了城市生活的“闭塞”往往更“要命”，这就是对于“自然”的闭塞。显然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应该是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沟通血脉的生活。钱穆先生因此而断言：“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科学落后的民族，如何习得科学，建设新都市，投入大群体活动。城市人如何调整科学发展过度的种种毛病，使僵化了的城市，僵化了的群体生活，依然回过头来重亲自然，还使人享受些孤独与安定的情味。这是现代人所面遇的两大问题。”总之，我们需要在与城市与乡村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不可妄谈城市与乡村的“进步”与“落后”。韩少功2001 年12 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作题为《进步的回退》的演讲，其间谈到“真正的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
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我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当知识青年的地方，曾经进入过我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及其他作品。我在那里栽树、种菜、喂鸡，收获的瓜果和鸡蛋如果吃不完，就用来馈赠城市里的亲戚和朋友。
正当韩少功过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并且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时。有一位报社记者跑来找他，对他的选择表示了怀疑：你这是不是回避现实？ 韩少功反问道：“什么是现实？
难道只有都市的高楼里才有‘现实’？ 而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和占中国土地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村就不是‘现实’？ ”接着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不是要对抗现代化？ 韩少功又问什么是“现代化”？ “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 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 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地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 ”那位记者的“现实”与“现代化”的问题，在韩少功理性清醒的追问下显得十分荒诞，因为许多人长期以来一直将“现代化”与所谓的GDP 指数进行了必然的“正比”对等：
问题很明显：这里有对“现代化”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回顾我们刚刚告别的二十世纪， 从欧洲推向全球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浪潮，都以“现代化”为目标，甚至都曾用经济和技术的指标，甚至单纯用GDP 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地区所谓“现代化”的程度。可惜的是，经济和技术只是我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经济和技术的活动也并不都体现GDP， 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谈到过的家务劳动等等。在我这两年的乡下生活中，优质的阳光、空气、水，这些生命体最重要的三大基本元素都不构成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