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论是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的学说，在西方很流行。在其思想的奠基之作《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把人们的人生需要和对人生的理解，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 自尊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叶嘉莹先生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一个诗人”。这种说法与冯友兰先生所认为的陶渊明是“天地境界”的诗人（详见本书相关章节）的定位都十分准确地把握了陶渊明的意义与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所谓“自我实现”，马斯洛解释说：“它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Self-fulfillment）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哪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在《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认为，当一个人在他“自我实现”之前的所有需要都得到满足后，又会有新的不满足和不安迅速产生， 除非这个人正在独特地干着他所适合干的事情。比如，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就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
的需要。并且， 马斯洛强调，“在这一层次上， 个人间的差异是最大的。”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中说“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所谓“违己交病”正是当一个人不能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不能成为他必须成为的什么时的那种痛苦。
陶渊明其人其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知对象， 其人格与诗格非凡的超越性往往远在世俗人们的目力与心力的观察与感受范围之外， 因而对其判断就容易流于表面而失真。陶渊明并非消极的隐逸者，而是生活真正意义上的强者。正如《老子》所说“进道若退”，真正循道而行却仿佛是在倒退。他的存在提醒我们，精神生活的自由与独立、在精神上实现并完成一个“独特的自己”究竟有多么重要。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其《彼岸书》中说：“人如果不要图救世， 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魏晋玄学家郭象在注解《庄子》时也说了同样的话：“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则天下治矣。” 真正的“兼济”——“治天下”，应该是先“独善”——“自修”，完成一个“独特的自己”。
世人论陶渊明，易蔽于普通外在的世俗事功之志之未实现，笔者颇替陶渊明耿耿于此。世人同时还臆想如果陶渊明幸遇汉高祖刘邦、蜀昭烈刘备便定有张良、诸葛之济世才能而匡正天下：
以渊明之才德，假使生于尧舜汤武之世，又安知不与皋夔伊周并驱争先哉。
渊明本志不在子房、孔明下，而终身不遇汉高皇、蜀昭烈，徒赋诗饮酒，时时微见其意，而托于放旷，任其真率，若多无所事者，其在晋人中可与刘越石、陶士行并驱争先，而超然远引，不可为孔文举、嵇叔夜。
可以说，把陶渊明比作“未完成”的张良、诸葛亮来加以赞誉，有似以往认定“陶渊明的田园诗反映了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之类看似“抬高”实则贬抑陶渊明真正价值的论调。这实际上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古人的这些论断之所以能够产生，关键在于中国长期的君主专制条件下政治权力的绝对一元化导致的价值一元化倾向对人们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主要由价值一元化所引发的实用主义与物质化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使我们民族几乎“无暇”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的自由与独立的价值，而从物质环境方面强调改善民众生存条件的“大济苍生”的志向与事功一直是评价一个人“历史贡献”的至高标准。因而历史上欣赏陶渊明的学者便千方百计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挖掘其“康济之念”，并以此来“高度”肯定陶渊明，替陶渊明，也替自己找心理平衡：
世人论陶渊明，皆以其专事肥遁，初无康济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尝求其集，若云：“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其自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士之出处，未易为世俗言也。（黄徹：《溪诗话》）
然黄徹亦非“能知其心者”，因为对陶渊明“康济”之念的定位事实上不应在核实他有过并写下“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等等岁月已逝，壮志未酬的诗句，因为这都是着眼外在的事功。让我们设想，如果陶渊明当初能够“有志获骋”，实现了“大济苍生”的抱负，我们可能仅仅多了一位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一个卓越的政治人才。但谁来做这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陶渊明”呢？ 让我们试想一下这将是多么大的一种损失——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洪应明《菜根谈》说得好：“作人无甚高远的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又说：“夸逞功业，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体莹然，本来不失；即无寸功只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处。” 可以说政治人才外在事功的建立是解决一定时空中部分人的生存实际需要，而“心体莹然”“摆脱了俗情”的陶渊明“堂堂正正”做人的勇气与智慧则具有永恒的普度众生灵魂的意义！
如果我们对“康济”不做简单的、外在的物质事功的定位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陶渊明超绝而又平易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将“康济”提升到帮助世人精神的内在超越、自由与解脱上，其意义与价值既非专事“肥遁”的小乘式“独善”，亦非普通事功的所谓“兼济”，而是完成了人类精神拯救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昭示人类在“即事”之眼前当下的现实凡俗生活中如何摆脱异化、获致解脱与自由超越的可能途径！ 其为“小乘”，亦为“大乘”，他正是在自度以度人！
陶渊明不是在逃避、推卸责任。世俗的人往往看重的是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责任与建立外在事功的责任， 从而恰恰忽视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建设并示范一种获得精神上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更高、更根本的责任。人们也容易把陶渊明与阿Q 相提并论。有学者就很轻率地这样大放高论：
谁都知道雅是高致的，都想享雅的福气。但红尘碌碌，一日三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谈何容易。在《隐士》一文，鲁迅又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玄言高理是动听的，奈何人生本身却十分残酷。筑起一道精神的高墙来与卑贱的人世隔绝也许是令人羡慕的， 但这堵精神的高墙如果没有物质材料来架构它，那它只是虚幻自欺的。……无视现实，无视客观性，这样难免就露出阿Q 相来。
这位学者显然没有精读过陶渊明的诗文， 更不了解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在深入地研读陶渊明的诗文之后对陶渊明精神与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他仅凭鲁迅上引这段并不严谨的浅见而对陶渊明妄加论断，这种学风是十分不严肃的。就伟大的鲁迅来讲，诚然他对旧文化体制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居功甚伟，然相对于建“立”一种既富理想的超越性又具现实可操作性的崭新而永恒的精神方式而言，仅仅是“破”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民族解决精神失调的迫切需要。事实上，谁又能断定陶渊明的生活方式本身不是更强有力的大“立”中的大“破”呢？ 至于把阿Q 与陶渊明划等号， 真可谓昏聩之至！ 正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陶渊明《停云》、《归园田居》等作品所表现的“不是抽象的欣喜与平息，而是乐道安贫与自然相默契者的冲淡胸怀与怡悦情绪。”这岂是阿Q 精神胜利法的境界？或许大智者貌似“愚”，因而容易把陶渊明看走眼成阿Q 吧！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里关于佛教“圆觉”有一段文字极有意思：“裴休《圆觉经》序云：‘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欲证圆觉，而未极圆觉者，菩萨也。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如来也。’盖言凡夫日用饮食而不知，菩萨精思勉行而未至，如来备道全美而无亏耳。近时禅家，又作一转语曰：‘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岂凡夫哉！ 正是如来境界也。’此意又高。盖此有二意：文王不识不知顺帝则，夫子从心所欲不踰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见，夫子丘未能一，又一意也。盖必如是，然后周万有而不劳，历万变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级次第，皆与吾儒同，特其端异耳，故曰异端。”从禅家的转语“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岂凡夫哉！ 正是如来境界也”看来，有人将陶渊明目为阿Q，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世俗者也总是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子目为“混世主义者”，那其中的“道理”也颇类似。这也不免令人想起《论语》中所说的“宁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古往今来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不乏其人，可真正达到陶渊明那种高尚而又高妙境界的却凤毛麟角。“精神自由”的追求不是一种轻松的事，这需要承担责任，需要随时准备忍受徘徊、痛苦、失望的勇气，凡夫俗士往往对此望而生畏、半途而废，难以抵达自由的彼岸。陶渊明选择田园过耕读生活， 事实上等于走了一条最困难的极需要智慧与勇气的强者道路。这不是无奈地退而求其次，而是经过痛苦地思索、智慧地超越之后主动、自愿、积极的抉择。其《饮酒》诗“栖栖失群鸟”便说明了这一艰难的超越过程：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在这首诗中， 陶渊明自愿选择脱离自己在社会上所归属的那个群体（仕宦阶层），为了“孤生松”的“自由”而“超越”的生活方式而宁肯徘徊、彷徨、痛苦地寻觅。正像叶嘉莹先生所言：“‘松树’，代表能够忍耐严寒风雪打击的一种力量；而‘孤生松’，则更代表着非同一般的胆气。” 陶渊明原本只要为“五斗米”折一下腰，便可一生无虑衣食，但他却认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我的天性是自然真朴，这不是刻苦努力的结果。饥寒冻馁虽会令身体有切肤之痛， 但违背了自己的对生命真意的追求那将会更增加我心灵的痛苦，那也就如同是生病一样难以忍受。正是这种“自觉”的人生态度终于使陶渊明以非凡的勇气选择脱离自己原来的归属，历经艰辛却无怨无悔：“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在最后一次辞官归田后，陶渊明又在困苦和欣悦交织在一起的田园生活中过了二十余年以至终老。
“自我实现”首先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人格的确立，这是一个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主要依靠文化的智慧与力量独立而自由地存在的人。马斯洛认为一个“自我实现者”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更不容易为他人所主宰，“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相对独立性， 是贯穿我们已描述过的大部分自我实现者的特点之一”。一个本质意义上存在的自我，应该在其人格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将“自我”与“他人”、与“群体”等等分开来的进行自我反省的过程，这是一个自觉地存在的个体必须要经历的情感与精神的升华。“哲学的第一要务是剖分我们的思想概念。我们对事物的思考，应当将其与他物分离开来进行对比，找出其异同。一切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任何事物或思想皆可分离， 然后合成一个更高的整体。此即‘辩证运动’：从‘统一’经‘分殊’而达至‘统一的分殊’。分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方式。有一位思想家用‘合群的自大’来形容中国人：那是一种一旦离开群体、家庭、国家、君王，便无所作为的人。他喜欢借群体优势压人。他不懂分治、分立、独立时个体的伟大与力量。然而究其实，思想独立、人格独立、自我意识，乃是一种本质的自我的存在。只有人格独立，才有有机体的团结。”上述可以说“很西方”的“人格独立”理念在中国传统上似乎不大容易看到，但陶渊明居然“做到”了，这真令人深思。陶渊明的“人格独立”来自他对生活透彻的理解与把握，他能站在“天地境界”超越自然性存在、功利性的存在甚至道德性的存在方式。这使他真正找到了自己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因而他智慧超绝、力量超绝地回归了田园。
“在生活中没找到位置的人，多半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自己。他要么不知自己能干什么，要么误会自己什么都行，结果什么也不行。” 找到自我的人才能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从而就会产生下面的“良性结果”：“拉兹洛说得好：‘只有当我们既知道我们在哪儿，又知道我们想去哪儿， 我们才能有目的地行动， 去探寻到达目的地的途径和方法’。” 最终就是“自我实现”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