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创业之初，他即在其体能结构上，首次揭示了自身的独立自由，并以之对抗大自然原定的律则。在经过进化的某一阶段之后，他便拒绝了四足爬行的运动，并开始傲慢地采取自己感到便利的独立姿式。毫无疑问的，上天原来的旨意是要一切在陆上爬行的哺乳动物，采用四足爬行的方式运动，以便身体的重心能均衡地保持平稳。这一点足以证明，人类天生即具有一种体态的改进狂，乃对大自然造化的一种改正癖。
倘若我们看到一个四脚桌子仅仅立起两脚，其余两脚腾在空中摇荡的话，我们一定会怀疑自己是否花了眼，或是它有意跟木匠开玩笑。事实上，人类的双足运动也会令人怀疑到，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是否有某种超自然力的力量在幕后操纵。虽然这种双足运动有自然惯性，但是人类却很固执地保持着这种有勇无谋的新计策，而徒然令他们的身体失去了一半的支撑力。他自婴孩时期便开始接受这种新的考验，一步一步地学着直立行走，尽管一颠一跛的姿态常被其他规矩的四足动物所讪笑，但是这种异想天开的双足走兽却似乎全不为之所动。
这种双足动物，在人类的身体进化上，可以说是一种破天荒的大冒险，因为它一方面在失去平衡之后，显然已得不到四足姿势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它也失去了变足前后操作的省力运动。
直立的能力使我们身体的姿势能够运动自如，更便于来回转动，而始终保持身子的中心位置。从物理的观点来看，动物的发展是线状的延伸，人类的发展是圆形的扩大。人类居于中心位置之后，便能自广度性的透视来感觉自身意识，而这种种都有助于他在自身的环境里，实现自身的独立特性。
随着自由程度的扩展，人类的视野也获得了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事实上，在这方面许多其他动物都远较人类更为优异，人类能居于更高的着眼点去观看事物，他们不仅看到事物的位置，甚至能进一步地发现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统协之处。
人类的直立姿势通过他双手的解放，而获得了身体上的最大自由。双手的灵活动作，它的技巧，以及其他种种操作能力使它在我们的身体组织里，获居于一个最特出的地位。它是我们肢体里最独立的一部分。过去它们只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仆役，当它们脱离首陀罗的地位之后它们立即变成负责全身操作的一员大将。它一居要职之后，便立即发挥最大的能力，使我们越过动物性的领域。
人类视力及动作的自由在通过想像力的媒介之后，便更进一步地使人类的心智获得了类似的自由，而心智自由乃是人类天赋里最突出的一部分。心智的自由发展使人类逐渐走出原始的泥沼，使人类盲目的精力导向正途，使人类的野性接受人文的洗礼，以此熔冶完整理想的人性。正像一般艺术家一样，人类也有犯误陷难而使他们生理及心理失常的可能。自由原是一种神圣的禀赋，当人类在未经教化前承受这种恩典时，他们的创进之途便布满着种种荆棘，而它未来的完美性也时时在风雨的考验之中。尽管创造过程在种种危机的窥伺之下渡过去，但是它的目标始终不变，它既不能被限于个人的偏孤心灵，也不被囿于眼前的方便需要。
正如眼力的扩展能促使视界增大一样，我们的想像力也能促使我们生活面扩大，使我们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生活，并进而脱离了自我保持本能的生物意义。它立足于无极之域，起步于超限之乡，走出五斗米的日常急需，建立了无价的客栈，广施善德予大我的世界精神。当我们的精神获得自由，而不为动物性自我所囿限时，我们便自然有幸获得礼遇，昂首阔步地去参加它的美宴。自由精神之神圣性足堪与神灵之尊比肩而坐，它是惟一能配得上此项荣耀的人神之灵。
在任何方向所能获致的真正自由，皆能拓展自我实现的途径。遵行天命的自然诫命在安全界限的庇护下，过着缺乏想像力的呆板生活，或能适合动物，但对人类绝无好处，因为人类既要在真理的沐浴下生活，他便有责任勇敢地走出个人的狭小世界。
自由在其创造过程中，不断地提出更高一层的目标，使我们不囿于眼前的明显目的，自由是无限的表征；它为它的工作划定界限，但这种界限并不是用来限制工作自身。而是帮助我们突破这种界限，使我们面对无边宇宙，时时保持惊异之心。它是一连串的再生史，一方面对旧秩序展开长期的挑战，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创新，与某些真理的基本理想保持更形象更完美的和谐。
我们的文明在其更上一层楼的长期奋斗之后，便曳然而下，开始脱离常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全盘倾覆，而是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因为新的时代常随着旧的剧变而起步；但是这种转变不同于花果的更变，它不仅仅是观念上的季节性更换。它像是埋伏在丛林的狙击手，随时都在展开它的挑战，随时都在要求革命性的适应。这种转变随时飘游于生命理想的王国里——这种理想由于我们的行动，心智习性、种种象征、及各种典范发挥其效力，以巩固我们的生活领域。不管这革命行动进行得如何激烈，也不管其发生于何时何地，它们决不可能完全脱离一个共同核心。在人类的一贯历史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独特地位。
印度、中国、波斯、犹太以及希腊罗马等文化就像几座连绵的山峰一样，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形状、气温、位置、及景象，但它们隶属于同一山脊。它们之间绝无截然分开的障碍阻隔着；它们都根源于同一基础，而且交互影响着我们共同的现象。我们古圣先哲曾教示道，若有一夫不得超渡，我绝不自求超渡；事实上，我们属于同一神圣道统，而圣者之所以能有教于我们，是因为他们能直承这种神圣道统的启迪；他们在其人格深处里，能直接感遇这种灵显，而且在自身的生命里领悟自身与太上、永恒、及完美的合一。
人类在其塑造自我的使命中，往往倾力依循自身永恒信仰的理念，去发展其真理的意象，以此充实他的内在心田，开拓他的灵魂世界。人类在这种心智的状态中，显然已超越了生物的生存境界。它的生命冲力已超越了肉体上的限制。在过去的回忆里，即使是形体上的生活也具有一丝统协的味道，而在未来的展望中，它便成为我们生活的理想。在过去文明的遗迹里，我们很容易地可以看出，古人力求保持其自身印象的种种心血，他们渴求不朽的心理，正像小孩子幻想纸船出航驶向无极之乡的心理一样殷切。但是，人类为何有这种欲望呢？这是因为我们直觉地感到，我们必须通过永恒普遍的真理显现，才能灵遇一切人杰之秀，感通无极时空。为了达到目标，我们就尽收一切妍美之物，并刻意求工地使它表现出一种永恒价值。我们醉生梦死的小我对永存不灭的大我怀有崇敬之心，原是达情顺理的事。事实上，重义轻利、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种种壮举，无一不是出自我们对不朽灵魂的崇敬之心。
野蛮人所想像中的自我形象，总离不了浓艳的色彩、夺目的文饰、粗犷的表现，以及种种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在他单纯的幻想里，他也耗尽心血地设法提升自我，使其进入自身理想中的大我境地。决不满意于自身所受的自然限制，他深切地感到一种超我的力量向他吸引着。惟有这种力量才能赋予他价值。以他目前所处心灵状态而言，这种力量的真谛乃是他所属普遍事象的真义，为了表达这种真义，即使牺牲了他的幸福，也在所不惜。事实上，惟有通过它的媒介，他才能与上帝取得合一，上帝，对他而言，正是这种力量的表现。
野蛮人为了表现这种力量的真谛，常以种种鲜艳的色调、歪曲的形状、残酷的行动，或无度的自我放弃来表达自身的激荡状态。而此狂态常能在他的部落获得尊崇，并引发部族的敬畏心理，因此这种敬畏心理足以反射共同理想的图像，它也能提供他们予一种美感上的满足。事实上，所祟敬的对象不是个体的小我，而是代表他们全体的大我。为了达到大我的境地，他们可以忍受一切痛苦，心甘情愿地自我折磨，俯首帖耳地在盲目意志反复无常的支配下承受重担。他们不分皂白的骄纵自狂，不分是非的惩治对方、专横跋扈、倒行逆施等种种反常行动，来源于他们对偶像的敬畏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在肉体上狂暴不羁，在道德上颠三倒四，他们以此来表现诸神随心所欲的全能，并象征自身与诸神的合一。在他们的原始脑海里，诸神所表现的具象就是丝毫不带怜悯的雄健之气。
凡这种种在现代人看来，或许稍嫌粗暴，但在他们的原始心灵里，这一切粗暴举动也无非在表现他们超越自身的能力而已。在他单纯的脑海中，已觉醒到自身并非绝对的完美，知道自身还有某些意义尚未实现。这些对我们而言，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出，人类的野蛮性不是绝对的，人性的界限绝不像水平线一样的明显。内心深处有某种声音在向他呼唤—一出自内在真理的一种呼唤，这种呼唤既非他的知识所能直接认识，也非他的分析逻辑所能解释。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那些能够直接感悟这种大我超越真如的圣者正逐渐降生。而我们的意识在他们的启迪之下，也逐渐地学会去体悟真理，从此，人类的新价值开始建立，他们逐渐地摒弃了繁文缛节，狂暴的血气之勇，并废弃形状、色调，及行为上的粗戾之气，而以一种新的尺度，细致的欢愉之色，及沉静的尊严来表现自身。
每一个时代都以一种寻梦者的姿态，在其时代的风貌上，显扬其人格的特性，而诸种时代风貌的累世澎湃便交织成一幅人类的恒久历史，这些风貌虽然在表面上不具有明显的宗教性，但它却间接地属于人类的宗教领域。它们是群体中的大我意识的自然呈现。而这种意识来自科学、哲学、艺术、社会伦理以及一切有价值之物上表现出来。它们纯粹是属于精神性的，并与人类的大我宗教连结在一起，而由种种伟大思想、行为以及艺术的不朽象征中，揭示其提升人性尊严的殷切之诚。
我曾观赏过古罗马的废墟，那些遗骸向无限宇宙呐喊的神情，颇能引发我们思古的幽情。而这不证明了，昔时人类创造幻想对人性超越呈现，所抱持的欣喜之态吗？这些遗骸所显露的象征性，并不意味着他为解决长期的人口压力，希求向外拓展的雄心，或希图向外发展贸易的企愿，而是意味着罗马国家，人灵梦想创造一统的大我精神栖所——的具体表现。它正显示了罗马对“真我为何斯为大我”这个问题的一种严正答复。事实上，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无论其性质如何，都隶属于人类的宗教领域；而此答案的真理并非专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是属于人类全体，通用于人类全体。罗马帝国虽身居人类历史的世界性代言人，但它并不一定能对这骄傲地说：“伟壮即是快乐。”它的庞大帝国虽倾覆而沦为断墙颓垣，但是它提升人性价值的信心，在人类生态史上，却始终屹立不移。而这种信心乃是它宗教的真正的精神，在此之前，它的宗教在其神学传统的笼罩之下显得暗淡无光，只能苟延残喘给人们提供情感上的慰藉，而不能给予人精神上的启示。这种神学不足以代表它的人格，因此它也不配作为它的宗教，惟有那些足以在永恒的背景之前，彰显其人格价值的宗教，才能堪称为它的真正宗教。让我们寻求这种宗教吧，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不是异教的诸神，而是追求自身无限持久不懈无畏于危难与死亡的大我精神。
自从生命世界的意识星云渐露曙光，而在大我的自我中心大放异彩之后，人类的历史便展开其新的一页。在这新的历史中，人类对他意识自我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诸如“我为何物？”等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竭力提供其答案。事实上，人类决不如一般动物般地易于满足现状；他的幸福与安宁完全系于他答案的真实性。动物只要在肉体上满足的天性，便能获得快乐。当鳄鱼的天性没有遭到挫损时，它便摇首摆尾了无怨言。而人类要达到这个目的，自然也不能例外。但在这种满足状态中，他还是会疑惑的自问：“如何尔斯可谓为人？如何尔斯可谓为我？”而对一只老虎而言，它则毋须费心去问，“如何尔斯可谓为虎？”它毋须耗神为自己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胃口的特别肤色。
但是，人类则不然，他耗费千百年的时间去讨论有关自我真正本性的问题而了无结论。他费尽心血地建立种种能令己心悦诚服的宗教，以纠正自身的自然倾向，并一再问难自身的现状，而力求一种更大的自我世界。而这正暗示着，人类在其宗教上认识其真正大我，便往往培育在真理洞见上高人一筹，而又为人类所能神交的一种超人意象。尽管不同宗教在道德伦范上有毫末之差，但在主流上它们却都有其共同之处。在所有的宗教领域里，信徒皆倾力去寻求自身的最高价值，即他们所谓的神圣性，并将这种最高价值在拟人化的人格体中表现出来。一般死板的科学心灵或许会嘲笑它的不含科学；但是我们要弄清楚，这种宗教在本质上决不是抽象性或宇宙论性的；只有当它触及大我的梵天之灵时，它才能彰显出来；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
或许有人会怀疑，一旦人为因素渗入我们的宗教领域之后，是否会沾辱其神圣性，像理性判断上的盲目，道德伦范上的偏差，以及美感欣赏上的错觉等。但事实上，这些偏颇来源于答案本身的错误；它们歪曲了人类的真理，而这些错误正像一般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上的错误一样，必须立即予以纠正。一切真理皆必须通过人类完美性的尺度去批判它，凡是未经人类良心公平验证的利己私心，都不足以为它的仲裁者。伟大的宗教皆是人类自身基本态度改变的大革命之成果。这些宗教不断地对那些非人性传统教条提出修正，并逐步建树自身的新风貌。这些教条乃是一种权力崇拜；它们不能，通过真理帮助我们达到完美的境地，它们只能借着控制与神威来加强其禁诫权力而已。
我们祖先的这种批评不够公平。或许，他们的权力崇拜不是出于功利心理，而是纯粹出自自身的真理信念，由于他们的权力与真理之间有脉络互通着，因此，可以在权力的掌握中实现自身的真理。他们很自然地感到，这种权力乃是他们本性之后的一种意志权力，而不是非人格性的盲目崇拜。他们认为，倘若盲目地崇拜那些无目的，无心灵的贫血抽象物，那无疑表明了自己的低能与枯竭；事实上，在他们单纯的权力信仰里，也孕藏着无尽的幽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