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曾考察过诗人，把他们当作是才华足以驾驭自己和别人的人；他们自命是有智慧的人，人们也以为他们是如此，可是他们却是最没有智慧的了。”
苏格拉底继续说道：“我又从诗人转到艺术家。没有人比我更不懂得艺术了；没有人比我更深信艺术家掌握着非常美妙的秘密的了。可是我发觉他们的情形也并不比诗人好，他们双方都怀有同样的偏见。他们之中最有技巧的人由于在自己的那一部门中超过了别人，于是就自以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了。这种自夸，在我看来，完全玷污了他们的知识；因此我就在神坛之前自问，究竟我是像我自己这样好呢，还是像他们那样好呢？是知道他们所学到的那种东西好呢？还是知道我自己是一无所知的好呢？我就向我自己答道，为我自己，也为了神，我还是愿意像我自己这样。
“无论是智者，无论是诗人，无论是雄辩家，无论是艺术家，抑或是我自己，——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是善，是美。然而我们之间却有着这样的区别：虽然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但全都自以为知道些什么；至于我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至少我对自己的无知是毫不怀疑的。因此神谕所加之于我的那种智慧的全部优越性便可以完全归结为：我能够确信，我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是愚昧无知的。”
这就是神判断为最有智慧的人和全希腊公认为雅典最有学识的人——苏格拉底——对于愚昧无知所做的赞颂了！我们能相信，他如果在我们今天复活的话，我们的学者、艺术家会使他改变意见吗？不会的，各位先生，这个正直的人会依旧鄙视我们的虚浮的科学的，他决不会助长我们这里到处泛滥着的大量的书籍的；他留给他的弟子们以及我们后人的全部教诫，仍将如已往一样，就只是他那德行的榜样和对他的德行的景仰。他就是这样善于教诲人的。
苏格拉底在雅典开始，老卡图则在罗马继续着摆脱那些矫揉造作而又机巧的希腊人的影响；那些希腊人败坏他们同胞的德行并且腐蚀他们的勇毅。然而科学、艺术与辩证法还是流行起来了，罗马充满了哲学家和雄辩家；人们不顾军事纪律了，人们鄙视农业了，人们在搞宗派，并且人们忘记了祖国。于是伊壁鸠鲁、芝诺、阿塞西拉斯的名字就代替了自由、大公无私与安分守法这些神圣的名字。连他们自己的哲学家都说：自从学者在我们中间开始出现以后，好人就不见了。从前，罗马人是安心于实践德行的，但当他们开始研究德行之后，一切就都完了。
法布里修斯啊！如果你不幸又被召回人间，又看见你曾亲手挽救过的、而你那可敬的名字要比它的一切征服都更能使它声威显赫的那个罗马的奢华面貌，这时候你那伟大的灵魂会有什么感想呢？你会说：“神啊，曾经一度是节制与德行之所在的那些茅屋和村舍变到哪里去了呢？罗马的简朴已经被怎样致命的繁华所代替了啊！这是些什么样的陌生的语言啊！是些什么样的柔靡风尚啊！这些雕像、绘画和建筑是什么意思呢？无聊的人们，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啊！你们，万邦的主人啊，你们已经把自己转化为被你们所征服的那些轻薄人的奴隶了！统治着你们的全是些修辞学家们！你们曾以自己的鲜血灌溉了希腊和亚洲，却只不过是养肥了一群建筑家、画家、雕刻家和优伶罢了！迦太基的战利品竟成了一个弄笛者的赃物！罗马人啊！赶快拆毁这些露天剧场，打碎这些大理石像，烧掉这些绘画，赶走这些征服了你们并以他们那些害人的艺术腐化了你们的奴隶吧。让别人以炫耀虚浮的才华自许吧；那种惟一与罗马相称的才华，乃是征服全世界并以德行治理全世界的才华。当西乃阿斯认为我们的元老院是一种国王们的会议时，他既不曾被虚荣的浮夸也不曾被精致的风雅所迷惑；他根本没有理会那里的那些轻浮的高谈阔论、那些不切实际的人们的研究与诱惑。当时西乃阿斯所看到的最宏伟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公民们啊！他看到的乃是一种为你们的财富与你们全部的艺术所无法造成的景象，是普天之下所从未有过的最壮丽的景象：即，一个两百位有德行的人的大会，这个大会才配号令全罗马并且统治全世界！”
然而，让我们越过地点与时间的间隔，来看看眼前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所发生的事情吧；或者不如说，让我们撇开那些会刺伤我们娇气的可厌的画面吧，让我们不必使用别的名字来重述同一件事而自寻苦恼吧。我之所以要召请法布里修斯的在天之灵，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我假口于那位伟大人物所说的话，难道不能使之出于路易十二或亨利第四之口吗？在我们这里，的确，苏格拉底也许不会饮鸩而死的，然而他却要从一个更苦得多的酒杯里尝到侮辱性的嘲弄和比死亡还坏百倍的鄙夷的。
这便是何以骄奢、淫逸和奴役在一切时代里，只要当我们想脱离永恒的智慧为我们所安排的那种幸福的无知状态时，就总是会成为对于我们骄傲的努力的一种惩罚了。它所用来掩盖它的一切活动的那张厚幕，就好像足以告诫我们说，它是并不打算叫我们去从事无益的探讨的。然而我们有没有从它的教训之中汲取益处呢？或者是对之忽视而不受惩罚的呢？人们啊！你们应该知道自然想要保护你们不去碰科学，正像一个母亲要从她孩子的手里夺下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而她所要向你们隐蔽起来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要保障你们不去做的那些坏事，因而你们求知时所遇到的艰难，也就正是她的最大的恩典了。人类是邪恶的；假如他们竟然不幸天生就有知识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更坏了。
这些想法使人类感到多么地惭愧啊！我们的骄傲会因此而感到怎样的屈辱啊！什么？难道正直是愚昧无知的女儿吗！难道科学与德行会是互不相容的吗！根据这些假设有什么结论不能得出来呢！然而，要调和这些外表的矛盾，只需仔细考察一下那些使我们眼花缭乱的响亮的空名目是多么虚幻与无谓就够了，这些空名目本是我们所滥加给人类的知识的。因此，就让我们考虑一下科学和艺术的本身吧。让我们看看它们的进步会造成什么结果，并且让我们不再迟疑地接受我们的论证所得出的与历史推论相一致的全部论点吧！
（2）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创造科学的神是一个与人类的安谧为敌的神。科学是在埃及诞生的，而埃及人自己对于科学又怀有怎样的见解呢？他们是亲切地看到了产生科学的根源的。事实上，无论我们怎样翻遍世界的纪年史，也无论我们怎样再以哲学的探索来补充无法确定的编年史，都不会发现人类知识的起源能有一种是符合我们所愿望的那种观念的。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如果它们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德行，那么我们对于它们的用处就可以怀疑得少一点了。
它们起源上的这种缺点，我们是很容易从它们的目的里探索出来的。艺术如果缺少了把它培养起来的奢侈，那么我们又要艺术做什么呢？若是人间没有不公道，法理学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既没有暴君，又没有战争，也没有阴谋家，历史学还成个什么东西呢？总之，如果人人只是在讲究自己做人的责任与自然的需要，人人只能有时间为祖国、为不幸者、为朋友而效力，那么谁还会把自己的一生用之于毫无结果的思索呢？难道我们生来就是要死在潜藏着真理的那座源泉的边缘之外吗？仅仅是这种想法，便应该使每一个严肃地想以哲学研究来教育自己的人从一开头就却步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有多少危险、多少歧途啊！要达到真理，又必须经历多少错误啊！这些错误的危险要比真理的用处大上千百倍。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很显然的。因为错误可能有无穷的结合方式；而真理却只能有一种存在的方式。并且谁才是真诚地寻求真理的人呢？即使有着最良好的愿望，又凭什么标志才能肯定我们是认识到了真理呢？在那么大量的不同见解中，哪一种才是我们能正确地据以判断真理的标准呢？而且更困难的是，假如我们居然有幸终于发现了真理，我们之中又有谁能好好地应用它呢？
如果我们的科学就其所提出的目的来说是虚幻的，那么就其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它们就要更危险得多。科学既产生于闲逸，反过来又滋长闲逸；因此它们对社会所必然造成的第一种损害，就是无可弥补的时间损失。在政治方面正像在道德方面一样，任何好事都不做就是一桩大罪过，因而一个无用的公民也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有害的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们啊！请你们回答我：从你们那里我们知道了物体在空间是按照怎样的比例互相吸引的；在相等的时间内行星运行所经历的空间关系又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曲线具有交点、折点和玫瑰花瓣；人怎样把万物看成上帝；灵魂与肉体怎能互不交通而又像两只时钟一样地彼此符合；哪个星球上可能有人居住；哪种昆虫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繁殖；一我们是从你们那里得到了这一切崇高的知识的，然而请你们回答我：假如你们从未教给我们任何这类事物的话，我们是否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治理不善，不那么巩固、不那么繁荣或者是更加邪恶了呢？因此就请你们再想一想你们的作品的重要性吧；如果我们最高明的学者和我们最好的公民的劳动对于我们竟是如此无用，那么就请告诉我，我们对于那一大堆白白消耗国家粮食的下人流的作家们和游手好闲的文人们，又该做何想法呢？
我说的是什么，是游手好闲吗？但愿上帝能让他们真正游手好闲吧！真能那样；风尚倒会健康得多，社会倒会太平得多。可是这些空虚无用的空谈家们却从四方八面出来了，他们以他们那些致命的诡辩武装起来自己以后，就在摇撼着信仰的基础并在毁灭德行了。他们鄙夷地嘲笑着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眼，并且把他们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之于毁灭和玷污人间一切神圣的事物。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从心底里仇恨德行或者我们的信条，而是因为他们仇视公认的见解；所以要想使他们回到神坛底下来，只要把他们流放到无神论那里去就行了。专求标奇立异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然而由文艺而产生的罪过却还要更坏得多。由于人们的闲暇与虚荣而产生的奢侈，就是其中的一种。奢侈很少是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而科学与艺术则永远不会不伴随着奢侈。我知道我们那些富于独特准则的哲学家们，会不顾各世纪的经验，硬说是奢侈造成了国家的昌盛；然而纵令把禁止奢侈的法律的必要性置诸脑后，难道他们能否认善良的风尚对于帝国的存续乃是最根本的事，最奢侈则是与善良的风尚背道而驰的吗？纵使奢侈是财富的某种标志，纵使它能，如果你愿意的话，有助于增殖财富；但从这种只有在我们今天才配产生的诡辩里面又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当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时候，德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古代的政治家从不休止地讲求风尚与德行；而我们的政治家则只讲求生意和金钱。这一个政治家会对你说，一个人在某个国家的身价恰等于其在阿尔及尔卖身的价钱；另一个政治家照样计算过后就会发现，在某些国度里一个人是一钱不值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度里其身价竟然比一钱不值还要贱。他们估价人就好像是估价一群牲口一样。根据他们的说法，一个人对于国家的价值就仅仅等于他在那里所消费的数量；因此，一个西巴里人就很可以抵得过30个拉西第蒙人了。然而人们不妨想一想，斯巴达和西巴里这两个共和国，哪一个是被一小撮农民所征服的？哪一个又是使得全亚洲都为之震动的？
居鲁士的王国是被一个比最微不足道的波斯镇守使还穷得多的君主用三万人所征服的；而塞种人，一切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却抵抗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当两个有名的共和户在争夺全世界，其中一个非常富庶，另一个却一无所有；那么就必将是后者摧毁前者。罗马帝国在吞噬了全世界的财富之后，就轮到它自己成为甚至连什么是财富都还不知道的那些人的战利品了。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了英国；但他们除了勇武和贫穷而外，并没有任何别的财宝。一群贫穷的山居汉，他们的全部奢望不外是几张羊皮，然而他们却在制服奥国的横行之后，居然又摧毁了那个使得全欧洲的王侯都战栗的、既豪富又强大的勃艮地王朝。最后，查理第五的后裔的全部势力和全部智慧，虽然有印度群岛的全部财富为其后盾，却竟被一小撮捕青鱼的渔夫所粉碎了。让我们的政治家们也暂时搁下他们的算盘来想想这些例子吧；让他们也认识一下，人们虽可以用金钱获得一切，但却决不能获得风尚与公民。
然则这个奢侈问题，严格说来，所涉及的又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要了解究竟是哪一个对于帝国更为重要：是显赫而短促呢？还是有德而持久呢？我说是显赫，但那有什么光彩呢？喜欢炫耀与爱好正直，这两者是很难结合在同一个灵魂之内的。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被大量无益的心机所败坏了的精神是永远也不会上升到任何伟大的事业的；而且纵令他们有此力量，他们也会缺乏勇气的。
一切艺术家都愿意受人赞赏。他的同时代人的赞誉乃是他的酬报中最可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他不幸生在那样一个民族，生在那样一个时代，那儿一味趋时的学者们是被轻浮的少年们在左右着自己的文风；那儿人们向剥夺他们自由的暴君牺牲了自己的情趣；那儿的男女一方只敢赞赏与另一方的畏缩相称的东西；那儿的诗剧杰作遭人鄙弃而且最宏富的乐调被人指摘；——那时候，为了要博得别人的赞赏，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各位先生，他会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就会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的，并且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惟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作品了。大名鼎鼎的阿鲁艾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的矫揉造作的纤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的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