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纯朴呀，人们生活在怎样奇异的简单化和伪造中？如果人们先对这神奇的事使用一下眼睛、人们最终就不会感到惊开！我们如何把周围的一切东西明亮地、自由地、简单地加以制作，我们如何知道给我们的诸感官一个对一切肤浅的东西的能行证！给予我们思想对任意的恶作剧和错误结论的神一般的渴望。只有在这个无知基础上，迄今可以出现科学，它的出现基于一个非常强大的意志之上的求知的意志，这个强大得多的意志是求非知识的意志，求不确定的东西的意志，求非真的东西的意志！不是作为它的对立，而是作为它的精致化，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连语言也不想超出自己的粗笨，并继续去谈到诸多对立，在这些对立中只有程度和各种等级的精心安排。
道德的伪善现在属于我们难以克服的“肉与血”，它也想在我们求知者的嘴中转动一些话。在这里和在那里，我们理解这情况，并且对如下的情况发笑：为什么恰恰还有最好的科学想把我们最好地固定在这个简单化的、完全人为的、相当地想像的、相当地伪造的世界中，为什么它非自愿地——愿意地热爱错误，因为它作为有生气的东西应该热爱生活。
哲学家和认识的朋友，要小心，你们要提防做牺牲品。提防“为了真理”而受苦，甚至提防你们自己的辩护！这些使你们的良心中一切纯洁无邪产生堕落，并使纯粹的中立地位产生堕落，使你们顽固地对待异议和愤怒的人，使人愚笨、动物化和残忍化，如果你们在与危险、诽谤、怀疑、驱逐和更粗暴的敌视态度的后果斗争中最终竟作为真理的捍卫者在人间充分表演，似乎“真理”是一个如此善良和笨拙的人，以至于它必须有捍卫者，而且恰恰是你们，你们这些有着最可悲形象的骑士，游手好闲的先生和精神的蜘蛛网编织者先生，最终你们最好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决于你们是否保持正当合理，最终你们也知道迄今还没有哲学家曾保持正当合理，并知道在任何小的问号中比起诉人和法庭面前的一切庄严的表情和王牌有更值得赞美的真实性，还不如退到边上去，躲避到隐蔽处！你们有你们的假面具和计策，以至于人们会把你们混淆，或者有一点害怕，
你们不要忘记了花园，带有金黄色的格状结构的花园，你们周围的人，他们如同一个花园，——或者如同水上的音乐，在黄昏时刻，白天已经成为回忆；——你们选择良好的孤独，自由的任性的轻松的孤独，它也给你们一个权利，自身还良好地维持在某一种感觉中，不能用公开的力量所实行的任何长期的战争显得多么恶毒、狡猾、恶劣，长期的畏惧，对敌人，对可能的敌人长期的虎视眈眈，显得多么有人身的性质，社会的这些被驱逐者，这些长期受迫害者，糟糕地被追捕者——还有被迫隐居者，斯宾诺莎或布鲁诺——最终总是成为狡猾的复仇狂和毒药配制者——完全不谈道德愤慨之笨拙，它在一位哲学家那里是如下情况的不会有误的标志，即哲学的幽默离开了他。哲学家的殉难，他的“为真理而牺牲”，迫使鼓动家和演员在他之中所安插的东西暴露出来；而且如果人们迄今只用一种有高超技巧的好奇心去观看他。那么，对有些哲学家来说，危险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即对他也在他的蜕化中去看待。以一个这样的愿望，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在任何情况下将会看到什么，——只不过一场羊人戏，只不过一场收场的滑稽剧，只不过持续地证明了长期实际上的悲剧终结，预先假定任何哲学在诞生时是长期的悲剧。
人本能地追求他的城堡和秘密，在这里他摆脱人群，摆脱许多人和绝大多数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忘掉“人”这个规则，作为人的例外——有一种情况是除外的，即他由一个更强大的本能直接地推出这规则，作为在重大的和例外的意义上的认识者。谁不在乎与人的交往中面对厌恶、厌烦、同情、阴沉、孤独而发出绿和灰等必要的色彩。那么，他肯定不是具有较高趣味的人；但是如果他并非自愿地把所有这些负荷和坏情绪加于自身，他永远避开这些东西，并如我所说的，总是寂静地和自豪地隐蔽在他的城堡中。那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他并不是为了认识而被造出来的，而是被预先决定的。
因为这样的人，他必定有一天会对自己说，“魔鬼取走我的良好的趣味！但是规则比例外更有趣，比我，例外！”而且，他会向下去，首先，“向里面”去。一般的人长期而认真的学习，为此目的有许多伪装，自我克服，亲密，坏的交往——除了与他那一类的人交往外，任何交往是坏的交往——这些构成了任何哲学家的生活史的一个必要的部分，也许最不愉快的、最丑恶的、最充满失望的部分。但如果他有幸充当认识的幸运儿，他就会遇到任务的实际的缩减者和减轻者——我指的是所谓的犬儒学派的人，他们简单地承认动物、卑劣的言行，在他们中的“规则”，同时他们还有一定程度的精神性和向望，以便在证人面前必须谈到自己和他们那一类人——有时他们甚至在书本中滚动如同滚动在他们自己的粪堆上。犬儒主义是通常的灵魂借以轻触被称为诚实的东西的惟一形式；较高级的人在任何较粗糙的和较细致的犬儒主义那里必须放开自己的耳朵，并且当恰恰在他面前开玩笑者无羞耻地成为正当合理或者学科上的萨蒂尔在大声地说话时，他希望自己每次都是幸运的。
有一些情况：厌恶被掺入到着魔中，即，借助于自然的脾性，天才受制于这样一个公山羊和猿猴，就像在阿贝·伽里阿尼（Abbe Galiani）那里一样，他是那个世纪的最深刻的、目光最锐利的并且也许是最肮脏的人，——他比伏尔泰深刻得多，因此也沉默得多。经常地发生的是：像所指点的那样，科学的头脑被置于猿猴的躯体上，精致的例外的理智被置于一个卑鄙灵魂。上，——在医生们和道德生理学家中间尤其不是罕见的事情。
一个人无愤地，善良地谈到人，作为带有两种需要的腹部和带有一种需要的头脑之处，到处有人看到、寻找和想看到饥饿、情欲和虚荣之处，似乎这是人的行动真正的和惟一的动机。简单地说，凡是人们“很坏地”谈到人时，——甚至不糟糕地谈——。那么，认识的爱好者应该精细地和努力地注意听，一般地他应该在无愤慨地被说的地方有他的双耳。因为愤慨的人，而且那种总是用他自己的牙齿撕碎和咬碎自身的人，从道德上来说，虽然比嘲笑的和自我满足的萨蒂尔站得更高，但在任何其他的意义上，他是更普通的、更无关紧要的、更无关教育意义的情况。
被理解是很困难的。尤其当人们单纯地以另外的方式思考时，这些人“按照青蛙的步法”思考和生活，——我正在做一切，以使自身很难被理解？人们已经应该衷心感谢力求解释这精致性的良好的意志。
就“好朋友”来说，他们总是太悠闲，并且作为朋友相信有权利要求悠闲，从一开始就给予他们误解的一个活动领域和游戏场，人们做得就很好，人们还能够发笑，能够把他们完全取消，这些好朋友，——也能够对他们发笑！禁欲主义理念意味着什么？在艺术家看来，这种理念意味着无或者形形色色；在哲学家和学者们看来，这种理念就好像揣测和直觉到高级精神活动的最有利的条件；在女人看来，这种理念充其量意味着和蔼可亲的诱惑，漂亮肉体上的少许温柔，一只漂亮而又胖乎乎的动物的天真无邪；在生理上有残疾和不幸的人看来，这种理念意味着一种让自己觉得“大地好于”这个世界的尝试，它还意味着释放自己的一种神圣形式和与漫长的痛苦和无聊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在传教士看来，禁欲主义理念是真正的僧侣信仰，是行使权力的最好工具，也是通往权力的“最高”许可证；最后，在圣徒们看来，这种理念是他们冬眠的借口，是他们对最终荣誉的追求，是他们在虚无中的安息，而且还是他们精神错乱的形式。虽然禁欲主义的理念对人有如此之多的意义，但它主要是表现了人的意志的基本事实：对空虚的恐惧；人需要目标，因此，人宁可期盼虚无，也不能没有期盼。理解我的意思吗？
禁欲主义的理念意味着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在这里经常被问道，像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在他晚年会尊重贞洁呢？从某种意义上讲，瓦格纳是一直这样做的，只是在最近才具有禁欲主义的含义。这种“含义”上的变化，这种意义上的突变，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突变是一种行动，它使瓦格纳跳跃到自己的对立面。一个艺术家突然跳跃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简短地探讨这个问题，就会立即回想起瓦格纳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美好、最强盛、最快乐、最勇敢的时光。那时候，瓦格纳在内心深处反复思考路德式的婚礼。
有谁知道：出于偶然情况让我们今天用优美的歌声代替了婚礼曲？在这优美的歌声中又有几个是原来曲子里的旋律？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路德式的婚礼”中，既颂扬了贞洁，同时也赞美了性欲。我认为这样做才是正确的，这才是“瓦格纳式的”，因为在贞洁与性欲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立；一切美好的婚姻，一切真挚爱情，都超越了这种对立。
我认为，瓦格纳或许是做了件善事，他在路德的优美和勇敢的喜剧中，让他的德国同胞们又一次记住这件使人愉悦的事情，因为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许多德国人污蔑性欲。路德的最大功绩，或许就莫过于他有勇气承认他的情欲。就是在贞洁与性欲确实存在对立的情况下，也需要用幸福的方式使它不能长期地与悲剧式的对立。
教养良好、心情愉快的人都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不同意那种把“动物与天使”的不稳定平衡一概视为反对生存的理由的观点，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如歌德、阿裴斯，甚至在其中看到了一种生命刺激力。正是这些“矛盾”引诱人们去生存。除此之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一天让不幸的猪去崇拜贞洁——确实有这样的猪——，这岂不是太妙了吗，它们只会把贞洁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只会崇拜不幸的猪的对立面——啊，这将是多么可悲的咕噜声和热情，人们设想一下，理查德·瓦格纳在他晚年无法逾越那种痛苦而又无聊的对立，而且还要把它塞进乐曲里，搬上舞台。
这里自然不应回避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与那个男的“乡巴佬”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个可怜鬼和朴实的小伙子巴西法尔，他最后被瓦格纳用叫人难以对付的手段变成天主教徒。这个巴西法尔确实被视为严肃庄重的人了吗？人们自然可以试图猜测相反的结果，甚至可以期望，瓦格纳创造的巴西法尔是愉快的人，这就好像是交响乐的终曲和悲剧的尾声，悲剧家瓦格纳愿意以此用一种与他的身份完全相符的方式，与我们、与他自己，尤其是与悲剧来告别。
瓦格纳愿意用一种非常高超和非常大胆的讽刺剧的夸张手法来显现悲剧本身，显现一切可怕的尘世庄严和尘世悲伤，显现最终被克服的、违反自然本性的禁欲主义理念中的最粗暴形式，并以此向从前的一切告别。正如所说，如果是这样，这与一个伟大的悲剧家的身份是完全相符的。任何一个艺术家，只有当他懂得俯视自己艺术的时候，只有当他懂得嘲笑自己的时候，才会达到自己的光辉顶峰，瓦格纳就是这样的艺术家。那么，瓦格纳的《巴西法尔》是否是他通过私下冷静思考而对自己作出的嘲笑呢？是否是他已获取的艺术家的最终自由而谱写的凯旋曲呢？如前所说，人们希望如此；否则，被视为严肃庄重的巴西法尔将会是怎样一个人呢？难道人们有必要把他看作一个“疯狂仇视知识、精神和性欲的畸形人”吗？或者把他看作是一种对性欲和精神的极度咒骂吗？再则是否把他看作是一种堕落和返回到基督教病态的理念和蒙昧主义的理念的行为吗？是否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艺术家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舍弃呢？这位艺术家始终以高昂的意志追求与之相反的东西，即他的艺术甚至他的生命至高的精神化和性欲化。
人们或许还记得，瓦格纳当时是如何满怀激情、亦步亦趋地追随哲学家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所说的“健康的性欲”，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对瓦格纳及许多德国人来说，听起来不啻为拯救人类的言论。难道瓦格纳最终改变自己从费尔巴哈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吗？至少看起来，他最终有改变的意图……而且这种下降还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吹捧巴西法尔。瓦格纳在他晚年灰暗乏味、拘谨生硬的作品中，不计其数地透露了他那隐密的期望和沮丧困惑、彷徨不定的意愿：这就是他明确地宣讲回归、皈依、否定、基督教、中世纪，并且向其弟子们说什么“这里是虚无！你们到其他地方寻找救赎吧”！他甚至还乞求“救世主的血”……
在这种尴尬却又典型的情况下，我坦陈自己的看法：如果人们看待一位艺术家不是像看待其作品那样认真，那么，最好把艺术家与他的作品分开。归根到底，艺术家只是他作品的先决条件、母腹和土壤，在一定情况下，是其作品生长的肥料，因此，如果人们愿意欣赏艺术品本身的话，就必须忘记艺术家。
研究一部作品的起源，是生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的事情，它从来就与审美的人们和艺术家毫无关系！在《巴西法尔》的编剧和诗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令人恐惧的退回到中世纪的灵魂对立，存在着一种逃避高尚、严谨和规范精神的敌视态度，存在着一种知识的性反常（如果读者同意我使用这个词的话）。这种情况正如一个孕妇不可避免地会有呕吐和古怪的脾气一样，但正如所说，为了享受得到孩子的愉悦，就必须忘记怀孕所带来的痛苦。
人们应当防止艺术家由于心理感应而容易犯的错误，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艺术家所能展现、构造和表达出的东西，就好像是艺术家本人一样。事实却不是这样，如果艺术家确实是这样的，艺术家就根本不去展现、构造和表达这样的东西。如果荷马是阿基琉斯，歌德是浮士德，那么，荷马就不会塑造出阿基琉斯，歌德也不会塑造出浮士德。一个完善和全面的艺术家永远是与“真实”、事实相分离的。另一方面，人们也知道，艺术家有时自己最内在的永恒的“非真实性”和虚假性感到厌倦直至怀疑。以至于他尝试着径直闯入自己的禁区，进入真实，变成真实。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猜到……这就是典型的艺术家不切实际的愿望。晚年瓦格纳也沉湎于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他不得不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并且厄运缠身。
完全撇开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不论，而是仅仅为了瓦格纳，谁不期望瓦格纳以其他方式与我们、与他的艺术告别呢？不是用《巴西法尔》，而是用胜利的、自信的瓦格纳的方式。——在他全部的意愿中，少一些迷惑不清，少一些模棱两可，少一些虚无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