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感受现在欧洲是同样精细的、迟缓的、多方面的、敏感的、精致的，从属于它的“道德的科学”还是年轻的、刚起步的、笨拙的、手指般粗糙的：——一个吸引人的对立，这对立有时在道德家本身成为可见的和具体的。确实，“道德的科学”这个名称，就用这个名称所表示的东西而论，是太傲慢自大了，并且违背了良好的趣味，——后者通常较谦虚的名称总是一个预先的趣味。人们应该以一切严格性来承认，在这里什么东西在长时间内是亟需的，什么东西是惟一适合的，即收集材料，概念的把握，并对那些生活着、生长着、繁殖着和正在毁灭的软弱的价值感和价值区分之巨大的领域作出整理，也许还要做这样一些尝试，即把这生活着的结晶的重复的和较经常的形态生动地显示出来，作为道德的类型学说的准备。
人们至今不是如此谦虚。哲学家们以一种生硬的引人发笑的严肃性，要求一旦他们从事道德时从自己那里得到某种更高得多的东西、更苛求的东西、更庄严的东西。他们想建立道德，——而且每位哲学家至今都相信已经建立了道德；但是，道德本身曾被看作“被给予的”。那个不显眼也微不足道的并且在灰尘和腐烂物中保持着描述性任务与他们的愚蠢的自豪相去甚远也，虽然对它来说几乎没有最精细的手和感官可以是足够精细的！恰恰是由于道德哲学家们对道德的事实有不完全的了解，在一个任意的梗概中或者作为偶然的缩写。例如作为他们周围的人的道德，他们等级的道德，他们教会的道德，他们时代精神的道德，他们气候和地带的道德，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民族、时代、往昔方面了解甚差，甚至很少有求知欲，他们完全没有看到真正的道德问题——这些真正的道德问题只在比较许多道德时才出现。在一切至今的“道德的科学”中，——尽管让人觉得如此奇特——还缺乏道德本身的问题，缺乏这样的猜疑：在这里有某种有问题的东西。
哲学家们称之为“道德的建立”并且从自己那里所要求的东西，恰当地说，只是对流行道德的好的信仰的一个学术形式，它表达的一个新手段。在一定的道德的范围内的事实情况本身，归根到底是一种否认，即否认道德作为问题可以被把握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是信仰的检验、分析、怀疑、活体解剖的对立物。例如，让人们以几乎值得尊敬的无辜来听一下叔本华所提出的他自己的任务，并且对一种“科学”的科学性作出结论——这种“科学”的最后的大师还像孩子和年老的小女人在说话——他说。“原则，原理，对其内容一切伦理学家实际上是意见一致的；你不要伤害人，相反尽可能地帮助所有的人——这实际上是一切伦理教师要努力加以论证的命题……伦理学真正的基础，人们自几千年来把这基础当作智者们的石头一样在寻找。”对所引用的命题加以论证的那种困难确实是很大的，众所周知，连叔本华派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成功。
谁一度根本上同样感受到，在一个其实质是权力意志的世界中，这个命题是多么荒唐错误和易动情感的，谁就会让自己回忆起叔本华，虽然是悲观主义者，实际上——在吹笛……每天在饭后：人们在这方面读一下他的传记。而且顺带要问：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对上帝和世界加以否认的人，在道德面前停滞了，——他对道德表示肯定，并且对你不要伤害人道德在吹笛，怎么回事？这实际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人们总还会问：这样一个主张对主张的人说出了什么？有一些道德，它们应该在别人面前为它们的创立者作辩护；其他的一些道德应该对他加以安抚，并且使他对自己有满意的情绪；以其他的道德，他将走向十字架，并且忍辱负重；用其他的道德，进行报复，用其他的道德躲藏自身，他用其他的道德使自己焕发光彩，并想置身于高而远的东西；这道德帮助它的创立者忘掉那道德，忘掉自己或自己的某种东西；有些道德家想在人类耶里实施权力和创造性的情绪；有些人，也许恰恰还有康德，以他的道德让人去理解：“在我这里是可尊敬的那种东西就是我能够服从——而且你们那里的情况不应该不同于我这里的情况！”
与自由放任相反，任何道德是对“本性”，是对“理性”的一种专制。但这还不是对它的抗议，人们毕竟本身又要从某一道德出发来宣布，一切种类的专制和非理性是不容许的。在任何道德中基本的东西和不可评估的东西是：道德是一种长久的强烈。为了理解斯多葛主义、波尔特—洛雅尔或清教主义，人们还会记得一种强制，在此强制下，至今任何的语言达到了强大的自由——格律的强制的强大和自由，韵和节律的专制的强大和自由。在任何民族中诗人们和雄辩家们给自己造成了多少困境！今天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朵中寓成着不讲情面的良心，像功利主义的笨蛋所说的，他们因而自以为聪明，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他们因而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自由精神的。
奇特的事实情况是：在自由、精雅、勇敢、跳舞、熟练的安全等方面在人世间现有的或曾有的一切东西，不论其观点在思想本身中，或统治中，或在演说中和劝说中，在艺术中，也像在伦理行为中，都是仅借助于“这些专断的法则的专制”才得到发展的；从一切严肃性来说，下述的可能性是并不微小的，恰恰这是“本性”和“本性的”一而且并非是那个自由放任！任何的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本性的”状况与听任其便的感情有多么远的距离，在“灵感”的时刻中的自由整理、设置、支配、形式，——他在这里多么严格和细致地服从千百种的法则，这些法则恰恰基于它们的严厉和规定性而不顾通过概念所作的一切阐述。看来，“在天上和人间”的基本的东西，——再说一遍——就是：长期地并且在一个方向上被服从；同时，在现在和过去持续地总有某种东西产生出来，为此就值得在人世间生活，例如德行、艺术、音乐、跳舞、理性、精神类的东西，——某一种令名人焕发光辉的东西、精致巧妙的东西、奇妙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
精神长期的不自由，在思想的交流中猜疑的强制，思想家使自己担负的培育工作，都意味着在教会的和宫廷的准则内或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上思考；长期的精神的意志对一切发生的东西按照基督教的一个模式加以解释，并且还在任何偶然事件中重新发现和辩护基督教的上帝，——所有这些粗暴的东西、专断的东西、严酷的东西、令人战栗的东西、反理性的东西，反悔本身作为手段使出来，通过这手段，就为欧洲的精神培植出它的强大、它的肆无忌惮的好奇心和细微的运动过程；还要承认的是，在此同时，也无可弥补地在力量和精神方面必定多有扼杀、窒息和败坏。
几千年之久欧洲的思想家们只为了证明某种东西而思考，——而今天则相反，“想证明某种东西”的任何思想家对我们来说是可疑的——至于在他们看来，那种作为他们的最严格的思考的结果应该产生出来的东西，例如像从前在亚洲的占星学或像今天还在基督教的无害的道德上解释个人的最接近的事件“为了尊敬上帝”和“为了拯救灵魂，”总是已经确定了：——这种专制，这种严格的和伟大的愚蠢，已教育出精神。
在较粗的和较细的理解中，奴隶状况是精神的培育和培养不可缺少的手段。
人们可以对任何道德这样去看：其中的“本性”教导要仇恨自由放任，仇恨太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制的视野的需要，对最接近任务的需要，——它教导要使观点变狭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导要愚蠢，作为生活和成长的一个条件。“你应该长久地服从某一个人，否则你就灭亡，并且丧失对你本人的最后的尊敬”——这在我看来是道德本性的命令，此命令肯定既非“绝对的”，像老年的康德向它所要求的，也不是向着个别的人。
勤劳的种族把忍受懒惰看作巨大的痛苦，英国本能的杰作在于星期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神圣化的活动和感到厌倦，以至于英国人又不知不觉地渴望他的工作日，——作为一种聪明地发明的、聪明地插入的斋戒，像类似在古代世界中可以充分觉察到的那样。必定有多种的斋戒；而且凡强大的欲望和习惯风行之处，立法者必须关心于插进闰日，在闰日中这种欲望受到束缚，并且又一次学习节食。
从一个更高的位置出发来看，全部的世代和时代在附带着某一种道德的狂热性而出现时表现为这样的插进去的强制和斋戒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个欲望学习屈服并且跪倒，但也通过学习使自身得到纯洁和增强。一些个别的哲学派虽允许如此解释。
在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它并不真正属于柏拉图，而且只出现在他的哲学中，人们大概可以说，尽管有柏拉图，即苏格拉底主义，对后者来说，他实际上是太高贵了。“没有人愿意给自己造成损害，因此一切坏的东西是非自愿地发生的。因为坏的人给自己带来损害，如果他知道坏的东西是坏的，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坏人仅出于一个错误是坏的；如果人们把他从错误中解脱出来，人们必然把他变成——好的”——用这种方式得出结论，有乱民的味道，乱民在坏的行动中只看到讨论的后果，并且在实际上判断说“采取坏的行动，这是愚蠢的”。人们可以在道德的任何功利主义那里猜到这个相同的起源，并且追踪鼻祖人们将很少走迷途。——柏拉图已经做了一切，为了把某种精细的东西和高贵的东西在解释时加入到他老师的命题中，首先得把他自身也加入进去——他，一切解释者中的最大胆的解释者，把整个苏格拉底只当作一个通俗的题目和一首民歌从胡同中搬出来，以便把他改变成无限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即改变成他自己的一切假面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关“信仰”和“知识”或者更清楚地说，有关本能和理性的旧的神学问题——这样的问题，就事物的价值评价而论，本能是否比理性应得到更多的权威，这还是那个旧的道德问题，就像它首先在苏格拉底的人物中出现，并且在基督教之前已经精神分裂了。苏格拉底本人虽然以他的才能趣味——一位优秀的辩证家的趣味——首先置身于理性的方面；而在实际上，除了嘲笑他的高贵的雅典人的笨拙的无能，苏格拉底在他的长期生活中做了什么？但在最后，他也偷偷地和秘密地嘲笑自己：他在自身那里，在他的更精细的良心和自我质问面前，找到了相同的困难和无能。
他为何劝说自己从本能中摆脱出来！人们必须帮助本能，也帮助理性，——人们必须遵循本能，但是必须劝说理性用好的理由去促进本能。这是那位伟大的神秘的讽刺家的实际上的谬误，他把他的良心带到这样的地步，即他满足于一种自我蒙骗：他在根本上看透了在道德判断中的非理性的东西。——柏拉图，在这类事物中更无辜的并且没有市民的机灵狡猾，枉费了一切力量——花费了至今一位哲学家能够使用的最大的力量——想对自己证明，理性和本能自动地走向一个目标，走向善，走向“神”；并且自柏拉图以来，一切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在相同的道路上——这就是说，在道德的事物中，本能，或像基督教徒所称呼的“信仰”，或像我所称呼的“群居”，迄今获得了胜利。人们本该把笛卡尔排除在外，这位理想主义之父，他承认只有理性才有权威：但理性只是一个工具，笛卡尔是肤浅的。
谁研究一门个别科学的历史，谁就在它的发展中找到理解一切“知识和认识”的最古老的和最相同的过程的一条线索；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过于匆忙的假设，追求“信仰”的那个良好而愚蠢的意志，在猜疑和耐心方面的缺乏，首先得到发展——我们感官很晚才学会，而且决不完全地学会充当认识的、精细的、忠实的、谨慎的器官。
在我们的眼睛看来，根据一个给出的诱因把一个已经常常生产出来的景象重新生产出来，比在自身坚持一个偏离的和新的印象更舒服一些：后一种做法需要许多的力量、更多的“道德”。听某种新东西，这对耳朵来说是痛苦和困难的；我们听陌生的音乐时很糟糕。在听另一种语言时，我们不自觉地试图把所听到的声音放到词中去，它使我们听起来是更熟悉的和更亲切的——新的东西也认为我们的感官是敌对的憎恶的。一般而言，在感性的“最简单的”过程那里，已经盛行着情绪，如畏惧、爱情、仇恨，包括消极的懒惰情绪。——一个读者今天很少全部读出一页上的个别的词，——他宁可从20个词中偶然地取出5个，并且猜想到可能从属于这5个词的意义——我们同样也很少确切地和完全地看一棵树，就树叶、树枝、颜色、形态而论；想像出大致情况，这对我们来说要容易得多。
在最奇异的经历中，我们还是这么做：我们假想经历的最大的部分，并且几乎不被逼迫到这样的地步：不作为“发明者”去注视某一个过程。这一切说明：我们从根本上从来习惯于说谎。或者，为了更有德行地和更伪善地，总之，更令人愉快地表达——比人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艺术家。——在一次生动的谈话中，我常常看到与我交谈的人的脸，按照他所表达的意思，或按照我相信在他那里所唤起的思想，我对他的脸看得如此清楚和精细，以至于这种清楚的程度远远地超出了我的视力的力量。肌肉活动和眼睛表情的精细状况必定由我补充想像。
白天发生的许多事情在黑夜中出现，但也可能颠倒过来。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东西，预先设定了我们常常经历它，最终属于我们的灵魂的全部的家内事务，就像某种“现实地”所经历的东西一样。借助于后者，我们更富有或更贫穷，更多或更少地有一个需要，并且最后在明亮的白天，甚至在我们清醒的精神最快活的时刻有一点受我们梦的习惯的监督。假定一个人在他的梦中常常飞起来，最终一旦他做梦，意识到飞行——作为他的特权，也作为他的最本能的值得羡慕的幸运——的力量和艺术；一个这样的人，他相信借助于最轻微的推动能够实现任何的曲线和角度，他知道神的某一种草率感觉，一个“向上”而无须努力和强迫，一个“向下”而无须下降和贬低没有困难，具有这样梦的经验和梦的习惯的人最终在他清醒的白天怎能会不认为“幸运”这个词染上了不同色彩和不同的规定，他怎能会不用其他的方式渴望幸运？“扶摇直上”，像诗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与他自己的“飞行”相比较，对他来说，必定已经是太现世的、肌肉的、暴力的，已经是太“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