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展开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现代化研究的热潮。我国学者热衷于现代化的研究则是近十多年来的事情，时间虽短，但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今天，国内外学者们在现代化问题的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致看法，但也在许多方面仍然争论不休。中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现代化的理论是最能恰当地描述近代以来全球性的工业化浪潮的一种理论。这并不是说现代化是一种单一的理论，我们只是把所有探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理论全部归人现代化理论的范畴。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是多层面的同步转变过程，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现代化理论就是对这种转变过程的系统性认识。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问题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它是指前工业化时期的传统政治模式向工业化时代的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过程。关于传统政治的特征和现代政治的特征，以及这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区别，学者们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看法，学者们给政治现代化所下的定义更是不胜枚举。但这些看法中却有许多共识，其中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方面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这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或上帝的产物。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的任务。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这包含着民主选举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亨廷顿也指出，政治现代化包括民族国家享有国家主权不受他国干扰，中央政府不被地方或区域性的权力所左右，这意味着国家主权和行政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传统政治符合以上几个方面的所有特征。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便包括五个方面的转变：政教合一的政体向政教分离的转变；军政合一的政体向军队远离政治的转变；封建独裁的君主政体向多党民主的共和国政体的转变；传统的政治机构向现代的科层化的政治机构的转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向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是外源型和植入型的，也就是说土耳其的现代化不是由土耳其社会的内在需求引起的社会转变，而是在整个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压迫下被迫进行的以西方政治模式为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是在国际环境的压力下通过人为的（非社会自然生长过程）改革将西方政治模式植入土耳其社会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相比一直是超前的。这样，土耳其在现代化的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等方面的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这也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地一般性地研究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而是将土耳其的政教关系放在近代以来土耳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过程中进行考查，从而看出政治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土耳其政教关系的变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趋势。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帝国建立在沙里阿法基础上，司法和教育控制在乌勒玛组成的伊斯兰委员会手中。同时，帝国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具有世俗性质，帝国的军事与行政体系完全独立于乌勒玛系统之外，素丹经常颁布的卡农敕令实际上具有世俗法的性质。
18世纪末，帝国在遭到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战争失败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改革。改革最先在军事领域，19世纪，超出军事领域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从此开始了帝国的世俗化过程。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改革虽然没有将帝国造就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触及了伊斯兰教本身，帝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宗教与世俗生活的分离。而且政治现代化的所有方面都已经启动了。
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不但赶走了外国侵略者，而且打败了素丹派来的哈里发军，从而使世俗主义者战胜了宗教保守势力。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改革顺利地实现了，宗教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分离出去，世俗机构代替宗教机构行使政治职能，土耳其和过去的传统彻底分离。但凯末尔改革的表面性和不彻底性却为日后的伊斯兰复兴埋下了伏笔。
多党制实行之后，人民开始用伊斯兰教表达他们对一党独裁的不满，民主党对宗教的利用更是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发展，同时，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也更激化。1960年的军事政变和1965年的选举加强了各党派中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分化。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伊斯兰主义政党逐渐走向政府权力的时期。70年代的救国党参加了几届联合政府。1980年的军事政变虽然取消了包括伊斯兰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却不能阻止伊斯兰教复兴的强劲势头，厄扎尔的祖国党不得不在内外政策上倾向伊斯兰教。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败使祖国党下台，繁荣党迅速崛起，1996年6月，埃尔巴干组织了繁荣党为主的联合内阁。繁荣党上台后的许多伊斯主义行为引起了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的不满。这是导致埃尔巴干一年后下台的主要原因。繁荣党纲领中体现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是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一种重新思考。繁荣党被关闭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结束，伊斯兰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们如何思考和解决现代化提出的各种问题，未来的伊斯兰政党肯定会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今天，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与问题。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西化的模式并不是惟一模式。例如学者们提出了西化模式、社会主义模式、东亚模式等多种模式对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过程进行分类与研究。土耳其的现代化走的是一种西化的道路，这是由土耳其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土耳其由于其现代化的成功，被誉为以西方为样版的现代化的典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现代化今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中国和土耳其的现代化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但由于两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都曾经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所以对土耳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对我们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显然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