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土耳其举行大选，德米雷尔的正确道路党获得179席成为第一大党，祖国党获112席屈居第二，伊诺努的社会民主平民党获91个席位居第三，繁荣党和左派民主党分别获得61和7个席位。德米雷尔以第一大党领导人的身份与正确道路党、社会民主平民党组织了联合政府。1993年4月，厄扎尔总统死于心脏病，德米雷尔继任为总统，伊诺努就任临时总理。
1980年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政治经历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是包括军政府在内的历届政府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日益明显，其次由于民主制度日益成熟，各届政府包括联合政府在内都日趋稳定；再次是总统权力不断扩大，且由军人提任总统的惯例被取消。当然，土耳其依然是议会制而非总统制国家。
三、伊斯兰复兴和繁荣党的兴起
1980年的军人干政对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伊斯兰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上升和伊斯兰复兴的进一步发展，为了维护政府和社会的稳定，军队将伊斯兰价值看成是对付20世纪70年代末的极端主义的解毒剂。这一点可以从1982年宪法中看到，尤其是从学校的宗教教育是必修课而非选修课这一条款中可以看出。宪法规定，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和伦理教育必须在国家监督下进行；宗教文化和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是中小学的必修课；任何人不得利用和滥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和世俗原则一致的情况下执行职责。1983年祖国党大选之后，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宗教价值的重要性。埃夫伦总统曾向沙特阿拉伯的宗教组织保证，要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社区中服务的伊玛姆和哈蒂普发薪水，而这个组织是卡普兰领导的一个好战的伊斯兰运动的基础。埃夫伦还以总统的身份在1984年参加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大会。而厄扎尔总理在伊斯兰倾向方面则走得更远。
厄扎尔曾是20世纪70年代埃尔巴干救国党的成员。他来自具有保守背景的安那托利亚马拉蒂亚市。他个人在宗教上是虔诚的，非常看重伊斯兰价值。他的讲话充满了《古兰经》和《哈底斯》中的引言，他说世俗主义不应被看成是阻碍道德价值保护、宗教行为和宗教文化的一种严格要素；他强调，“为了培养可靠的、高尚的年轻一代，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是重要的。”1989年他访问沙特时到麦加朝圣，他穿着朝圣者的长袍的照片出现在土耳其报纸的头版位置。1990的厄扎尔的母亲去世，他将她安葬在苏莱曼清真寺的墓地中，紧靠着一个纳克希班底谢伊赫的坟墓。厄扎尔的这一系列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倾向的行为，引起了更多的选民对祖国党的同情。祖国党内也很快发生了分化，一边是以外交部长麦苏特·耶尔马兹领导的世俗主义者，另一边是麦哈麦德·卡杰西勒为代表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势力。厄扎尔的伊斯兰倾向也从他的外交政策上反映出来。自1964年约翰逊来信之后，土耳其人民认为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欺压了土耳其，国内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70年代海湾国家在十月战争之后发起石油抗议，使土耳其感到了作为一个无油国家的脆弱性。厄扎尔总理1983年就职以来，提出“必须特别努力培养在互惠基础上的与所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而且要加强已经存在的比较成熟的合作”。后来，土耳其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1984年秋，埃夫伦总统在卡撒布兰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强调，土耳其深深根植于与本地区伊斯兰人民的历史联系之中，应促进与所有穆斯林国家的联合。他还强调了对巴勒斯坦自治的支持，并主张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关系紧张的根源。会后埃夫伦总统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会见了法赫德国王。当然，总统和总理都强调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只是对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补充。厄扎尔说，自政府被选举以来，许多国家为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的领导地位而看重土耳其。土耳其在祖国党执政时期间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政策还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其中包括：国家高级官员的频繁互访，伊斯兰发展银行和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土援助的增加，阿拉伯人在土耳其投资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多边协定的签订，以及选择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伊斯兰国家会议等。这期间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还从其它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1979年有三十种五千两百万册宗教出版物，1982年达到五十三种五百七十万零两千册；古兰经学校的数字从1979—1980年的16208所增加到1988—1989年的4715所，在校学生人数由1980年的68486人增加到1989年的1554031人；派往清真寺的伊玛姆由1981年的30806人增加到1988年的50814人；同时期取得资格证的古兰经教师由1924人增加到4504人；到麦加朝圣者从1979年的10805人增加到1988年的192006人；全国清真寺的数量从1984年的54667所增中到65000所。教育部下属的宗教学校也有大量的增加，1970年有72所，1980年为374所，1992年达467所。数以千计的学生每年从这些学校毕业，然后进入大学，以此作为他们以后进入政府机构的前提。1987年安卡拉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有40％来自伊玛姆一哈底普学校，199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0％。以上数字表明，伊斯兰教的官方认同的涵盖面很广。同时民间伊斯兰教也日趋活跃，贝克塔希教团和纳克什班底教团不断增加他们的活动，极力宣扬伊斯兰价值。许多政治家参加了这些组织，因此不能说这些组织是非政治性的。土耳其的周刊《一百年》公布了与神密教团有联系的祖国党议会代表的一长串名单。厄扎尔总理常把自己与纳克什班底的联系引为骄傲。宗教福利组织的行为也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他们常给青年学生提供资助与住宿。伊斯兰运动现在在所有校园里都很强大．妇女们穿着哈卡布（Hicup）进入课堂以表示对凯末尔主义教师的反对，伊斯兰意识的增长被宗教杂志、报纸和伊斯兰知识分子的书籍进一步加强。宗教情感一定程度上扩散到了政府机构和军队中，一些有伊玛姆一哈底普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政府机构中找到了职业，一些政府部门被看成是伊斯兰保守派的堡垒。
祖国党政府将伊斯兰银行引进土耳其是其伊斯兰倾向的一个方面。伊斯兰银行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的发展，它不仅是金融银行，而且是社会银行，它的职责是在更广泛的伊斯兰范围内收集和分配“扎卡特”（Zakat），以保证其金钱能用在合法渠道，并管理那些统治者不能承担这个任务的国家的金钱。允许伊斯兰银行在土耳其建立的决定显然是政治和文化的衍生物。这些银行和土耳其的大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土耳其在这些银行中拥有股份，一些教团的成员和繁荣党人还对这些银行进行了私人投资。在实践中，伊斯兰银行存在着和其它银行的激烈竞争，不能完全履行伊斯兰的福利信条。有人认为：“伊斯兰银行是国际组织，这使它和其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派区别开来。”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伊斯兰银行建立的最初目的，也不能忽视一些海湾国家利用其资源在中东和中东以外促进伊斯兰复兴的事实。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在土耳其政治中最惊人的事情是繁荣党的兴起。繁荣党的领袖是70年代救国党的领导人埃尔巴干。1983年繁荣党提出的纲领倡导工业化，自由企业制度，独立于西方的、和伊斯兰世界更加密切的对外关系，以及禁止色情和在公共场所饮酒等方面的保守道德观。繁荣党的成员由于其反世俗主义的言论而受到当局的注意，但它的领导人还是谨慎地将其言行限制到宪法范围之内。1987年埃尔巴干在土耳其政坛上活跃起来，并领导繁荣党参加了大选，结果赢得7．1％的选票。1989年的地方选举中祖国党只在两省获胜，而繁荣党则在七省获胜。1991年大选中，繁荣党和其它两个小党联盟获得16．8％的选票，其中繁荣党获票13％。1992年补缺选举中，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六个市（大伊斯坦布尔分为六个市）中的四个市获胜。在整个伊斯坦布尔的选票中，繁荣党赢得了26．95％的选票，祖国党的得票率为23．45％，社会民主平民党为17．31％。正确道路党得票14．4％。埃杰维特的左翼民主党得票14．24％。1994年的全国地方选举中，正确道路党得票22．64％，祖国党得票21．19％，繁荣党得票17．98％，位居第三位，全国76个省城的市长选举结果更令人吃惊，繁荣党赢得了28个市长职位。祖国党为13个，正确道路党为12个，社会民主平民党为5个。繁荣党获胜的城市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繁荣党的这一系列胜利为它在1995年大选中的成功准备了条件。繁荣党在城市选举中的胜利改变了人们认为凯末尔主义是一种城市思潮的看法。1995年大选前，繁荣党许诺要清除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道德水平，它强调要改善土耳其经济，并利用经济问题攻击正确道路党。1995年12月24日，土耳其举行大选，繁荣党赢得21．38％的选票和158个议席，跃居为土耳其第一大党。1996年6月28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批准了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内阁名单，埃尔巴干出任政府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