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哈迈德认识到书籍和报纸的发行会对改革产生促进作用。于是他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开办了印刷所，这些印刷所在麦哈迈德时期出版了许多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的书籍。19世纪20年代，伊兹密尔创刊了一份法文报纸；1832年在麦哈迈德的支持下又在伊斯坦布尔创刊了一份土耳其语的报纸。这些书籍和报纸把18、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给了土耳其青年，从而在思想上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麦哈迈德二世的改革对帝国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使帝国的改革超出军事领域，而使土耳其在社会许多领域都朝着西化的方面迈进。他摧毁了禁卫军、地方封建势力等各种旧势力，贝克塔希教团的势力也得到遏制，乌勒玛集团被国家权力控制。新军和新式学校毕业生成为日后改革的推动力量。禁卫军和封建采邑制的废除，新军的建立，使帝国的军事与行政发生了分离，现代行政机构的建立也成为帝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因为“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的任务。”麦哈迈德的改革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迈进。
麦哈迈德二世的改革对帝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这种影响在日后的政治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帝国政治文化从此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无视所有的社会变革而坚持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倾向，一种是坚持以宗教价值和社会生活的分离来减少宗教对现世生活影响的倾向。这两种对立倾向的斗争日益严重，世俗化的改革越增加，以宗教与之对抗的斗争也越严重。麦哈迈德的改革虽然没有触动乌勒玛垄断的司法领域，但从他开始，帝国出现了政治、法律、教育领域中世俗机构和宗教机构并存的双文化现象，例如世俗学校和宗教学校的并存。麦哈迈德改革之后，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要走恢复旧制度的回头路已不可能，西化的趋势日益占据了优势。
三、坦志马特时代
1839—1878年是帝国历史上的坦志马特时代，这四十年的改革涉及的社会范围更大，尤其重要的是它触及到了伊斯兰制度本身，使帝国在法律和教育方面也朝着西化和世俗化的方向迈进。
1839年7月1日，麦哈迈德二世去世，他十六岁的儿子阿卜杜勒·麦积德继位。麦积德是在王宫中的宦官和宫女的陪伴下逍遥自在地长大的，他对于世界、祖国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为宫墙所限，对国内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都相当幼稚。但是在外交大臣后来又任大维齐的拉希德帕夏主持下奥斯曼帝国在麦积德时期开始了新的改革运动——坦志马特。拉希德是“十九世纪奥斯曼改革运动的真正创始人”。穆斯塔法·拉希德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父亲是一个瓦克夫官员，他十岁时父亲去世。曾进过寺院学校。他和伊斯帕特拉·阿利帕夏是姻亲，依靠阿利的帮助，在年龄很轻的时候就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不久他便凭自己的才能青云直上。1832年他被任命为“阿梅迪”（Amedi），相当于外交大臣的主任秘书。1834年他被派到巴黎去当大使，到达巴黎后他努力学习法语，1839年他再次访问法国时已经能直接和法王菲利普交谈了。拉希德还担任过其它外交与政府职务。1839年正在伦敦的拉希德特使接到了麦哈迈德二世逝世和麦积德继位的消息，便立即动身返国了。1939年11月3日，拉希德以素丹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御园敕令》，提出国家衰落的原因是不遵循《古兰经》和帝国法律，但现在不能回到旧法律中去，而应该在安拉及其使者的默助下创立新秩序。敕令宣布：废除不经审判而处死刑的做法；保障全体臣民的生命、名誉、财产不受侵犯；成立司法会议来制定新的法律和刑法，帝国臣民不论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因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而违反法律；废除包税制，实行现代官员收税制；建立合理的兵役制度，限定服役期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和伊斯兰传统的根本决裂，“是一项革命性的变革，它震感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帝国实行的米勒特制度，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分别处在两种法律体系之内，它还是一种民族与宗教方式的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异教徒被打上了劣等民族的烙印，受到歧视。穆斯林对于异教徒的这种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把穆斯林和异教徒混淆起来，显然违反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拉希德等人想通过这种关系增进所有臣民的友好关系，加强穆斯林和基督教臣民的忠诚，削弱分离主义，巩固国家的统一。尽管《御园敕令》是在首相、伊斯兰长老和素丹的同意之下签署的，这项改革还是引起了乌勒玛阶层的不满，他们指责拉希德背叛宗教，并在安那托利亚等地煽动暴乱，给政府施加压力，使这项制度迟迟不能兑现。
改革见效最快的是军事领域。素丹除对军队继续按西方的方式进行装备和训练外，还对军队进行了组织调整，分别驻扎在帝国各地；另外还将正式兵役期规定为五年，外加七年的预备役。
司法方面的改革是最具有开创性的。在过去的伊斯兰帝国里，法律上曾向现实生活作了某些让步，即承认社会习惯和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过去的素丹都曾经发布过卡农。但卡农决不是一种经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法规，它只是就已有的法律进行整理，加以汇编的一种法典。奥斯曼帝国在为沙里阿及其阐释人树立独一无二的权威方面，在取消或削弱已有的其它法律和司法制度方面，做得比过去任何穆斯林政权都更进一步。以伊斯兰长老为首的乌勒玛阶层垄断着与穆斯林有关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从理论上讲，除沙里阿法以外，没有任何法律，法律来自真主，国家没有立法权。但根据敕令，1840年3月成立了具有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制法会议；5月颁布了一项新刑法，这项立法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卡农法传统，但它却为更加激进的法律改革开辟了道路。“它意味着一项新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机构在帝国出现了。”同年还颁布了以法国商法为蓝本的新商法。该法规定的利息、破产、汇票等事项，在伊斯兰法中找不到任何依据，因此遭到乌勒玛的坚决反对，致使这部商法在10年之后才正式颁布，被允许在商业法庭中使用。从此帝国在乌勒玛系统之外有了一个世俗的法律和司法系统。1847年，成立了民法刑法混合法庭，法官是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各占一半，审判程序按照欧洲的习惯进行。
教育方面，1845年3月，帝国政府发出通令，任命一个由精通司法、军事及民法等各类学科的人士组成的七人委员会，就现有各类学校进行调查，并为设立新校做好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副外交大臣阿利·艾迪芬和国务会议总翻译富阿德·艾迪芬。1846年8月，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设立国立奥斯曼大学，建立初等学校教育制度，建议推行普及的、义务的和免费的教育，以及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教育会议。当年，先前创办的医学院、农学院、海军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和兽医学院被合并起来，创立了伊斯坦布尔大学。1847年，该委员会改为教育部，新式学校也建立起来，到了1851年已经开办了六所新式学校，学校的教师和课程都是在乌勒玛和宗教课程以外的东西，从而就为建立世俗教育制度开辟了道路。教育工作从乌勒玛的独占权中分离出来。
财政方面，1840年4月，成立了欧洲式的银行；并开始发行纸币。另外，帝国还废除了包税制，代之以帝国官员直接征税制以消除包税制的种种弊端。但由于新税制推广不利，并没有给帝国增加多少收入。政府派往各地的收税官员又不称职，导致农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都怨声载道，叫嚷着要恢复包税制。但这项改革却使帝国的税收制度向现代化迈进了一步。
拉希德的某些改革措施扩大到了首都以外的地区，许多地方实行了审判平等、取消了地方总督手中的处死权，建立了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以协助总督，并规定总督须征得地方议会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由于地方议会通常是由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所组成，其中又以土耳其人占多数，所以他们阻碍着变革的实施，而且经常和总督狼狈为奸。但是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遏制了地方政府的专横跋扈。拉希德虽是改革的倡导者，但他经常接受贿赂，任命了一些不称职的和臭名昭著的人担任高级官职，他周围经常围绕的是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1853—1856年，俄土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对俄宣战。帝国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战争中向英法大量举债，使英法借此加强了对帝国财政控制和内政监督，迫使帝国的改革遵循西方的意志运转。1856年2月，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胁迫下，帝国政府又颁布一项新的改革诏书——哈蒂·胡马云。诏书重申了1839年敕令中的各项原则，再次宣布废除包税制，奥斯曼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后帝国又在各个领域将改革深入推进。改革是由拉希德的朋友阿利帕夏和福阿德帕夏领导的。他们的改革是沿着拉希德帕夏的路线行进的。
法律方面，1858年开始实行土地法和新刑法，1860年就各种商业法庭进行改组，并把它们合并于混合法庭，1861年和1863年又以法国法律为蓝本另行订立了商业法和海上法。土地法的目的是要取消早期的各种农业关系，逐步扩大和建立土地的使用权、占有权和所有权。租地人和包租者的所有权得到确认。1868年4月，最高会议重组为法制会议和国务会议。前者是过去司法会议的改版，具有司法职能，后者实际上也是一个高级上诉法庭。19世纪最重要的法律改革是被称为“梅积勒”的新民法的颁布。这部民法的第一部分于1870年问世，全部完成则在1876年。负责制定该法的司法部长杰夫代特帕夏认为应该坚持伊斯兰传统，制定一项在形式上和外表上现代化、实际上是以沙里阿法为基础的法律。所以虽然该法在形式上按西方法编排而成，内容却以沙里阿为基础。它在奥斯曼帝国一直应用到共和国时代，且被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后继国当成法律改革的样板。
这一时期，在教育方面开设了帝国高级中学，该校完全采取法语授课，并试用了西方中等学校的所有课程。学校同时接受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学生，禁止宗教歧视。帝国还开设了为妇女提供教育的机构，如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这反映出西方的影响对帝国教育的作用不断加深。
帝国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问题，除了发行债券和对外借款外，还设立了奥斯曼帝国银行，银行本金来自英法。政府还对财政部进行改组，调整和强化财政管理。但这些举措并没有改善财政紧张的状况。以后几年，随着外贸逆差的扩大和宫廷挥霍的增加，素丹经常大笔举借外债，达到帝国无力偿还的地步。1875年10月，大维齐奈迪姆宣布帝国财政破产，这导致了列强对帝国财政金融的全面控制。坦志马特走到了尽头。
坦志马特改革是以效仿西方为手段，以巩固素丹统治和帝国的统一为目的伊斯兰现代化改革运动。它的世俗化倾向非常明显，它使麦哈迈特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世俗机构得以扩展和加强。尤其是司法和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从此帝国出现了新型司法制度和许多现代法令，使司法开始脱离乌勒玛阶层的垄断。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自由思想得以传播。新型学校中培养出的学生为日后的现代化改革将会做出贡献。但改革没有能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非土耳其人的独立运动也日益发展，所以改革并不能挽救帝国行将解体的危机。改革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以奥斯曼主义而不是伊斯兰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削弱了伊斯兰势力，因此遭到乌勒玛和下层老百姓的反对。以纳米克·凯末尔为首的青年奥斯曼派也批评改革没有能对伊斯兰传统的精华加以保护，以致不能使IB的伊斯兰传统对从欧洲输入的各种新制度发挥其鼓励和指导作用。他认为伊斯兰的落后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落后不是由于伊斯兰教内在的缺陷导致的，而是由于受西方的控制，剥夺了东方发展的机会引起的。他认为伊斯兰教国家的现代化不应该只是奴隶式地效仿欧洲，而放弃自己的法律、信仰和传统。这种主张为反西方化的泛伊斯兰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1878年宪法和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
坦志马特改革还导致了另一方面的恶果。素丹们为了推行改革，不断地加强中央权力。
过去作为制止素丹专横的各项办法现在都不存在了，禁卫军、封建西帕希、乌勒玛的独立权力不是被除掉就是被削弱了，素丹的权力从此不再受任何限制。19世纪后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素丹的绝对专制笼罩着，君主权力又反过来成了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但是不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伊斯兰教这时都不再与世隔绝了，帝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回头是根本不可能了。60年代开始，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已经不是接受与拒绝西化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限制君主专制的问题了，这最终导致发生了一场反对君主独裁统治的运动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