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这天潘美和杨业退到代州以南三十里的狼牙村，就听到耶律斜轸已率兵十万攻蔚州，战飞狐、取应州，接着乘胜入寰州。寰州告急，是否派兵援救，潘美沈吟难定。杨业以为辽军士气正盛，不可与之战，但监军王优从旁边闪出，阻挠杨业，挑动潘美听信自己一味冒进的错误估计，强迫杨业率军前去营救。这时太后早已令耶律斜轸选择有利地形，在半路设下伏兵。杨业与两个儿子延昭、延玉统兵刚至，只听一声炮响，耶律斜轸的伏兵四起，陷杨业父子于重围之中。他们拼着性命厮杀，从晌午直杀到黄昏才杀出一条血路，退回狼牙村，眼望着潘美、王优的援军，可潘、王二人置杨氏父子于不顾，只管自己逃命去了。杨业至此仰天长叹：“此遭必死矣！”不得已命延昭杀出重围去求救兵。而杨业、延玉则率军血战，终究寡不敌众，延玉身中十数箭，先战死。杨业哀痛不已，感到再战，也是徒劳，便命手下仅剩的数百士卒自谋出路，众将士为杨业真诚所感，皆死战不愿离去。这时斜轸的兵却越围越多，到日落西山，月亮东升时，杨业只身一人乘负伤战马暂避于小树林中。契丹大将耶律希达，月光下望见杨业的袍影，用强弩射来，正中马腹，战马倒地，杨业亦坠马被擒，绝食三日而死。至此，杨业全军覆灭，辽获全胜。
擒获杨业对双方的士气，都有很大影响，杨业是北宋抗辽名将，人称“杨无敌”。在宋辽之战中屡建奇功。杨业有七子：即延玉、延朗（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他们都是英勇善战的虎将。杨业的妻子折（佘）氏也是一个很有军事才干的人，善骑射、常协助丈夫屡建奇功，因而杨氏一门被称作“杨家将”。辽将也素惧杨家将。公元980年，也就是宋太宗亲征北汉，继而乘胜挥师北上收复燕云，结果高梁河一战为辽军所败，窃驴车而归的第二年，辽景宗发兵十万攻雁门。当时宋将杨业只有几千名骑兵，无法与十万辽兵硬拼，他带领数百名轻骑兵，从雁门关西侧的羊肠小道绕到雁门关以北，从辽兵的背后杀出，杀死辽朝驸马肖多罗、活捉大将李重海，打乱了辽军的攻势，取得了胜利。自是“契丹畏（杨）业，每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宋史·杨业传》）。大长了宋军的士气。这次太后运筹帷幄，擒获杨业于狼牙村。杨业绝食而死，太后命将杨业的头颅传示诸军，鼓舞士气。而宋方守云、应等州的将士得悉杨业已死，便纷纷弃城而逃。从此，辽宋之间的战争开始有利于辽方的变化。
五、嬖幸韩德让
景宗死时，太后刚满三十岁。虽然青春年华不复再来，但也正值人生之盛年。况且燕燕还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据志乘所载，明清时期沿现今北京城迤北或向西南几十里之内，尚留有肖绰当年梳妆、洗浴、插花遗迹多处。尤其是插花一项，其中很可能有多种枯萎，可作上“佛装”之用。七情六欲，是人皆有，肖绰智慧早开，也多知人生之冷暖。
景宗与燕燕结为伉俪之好逾十三年，肖绰为他生了三男三女，由此看来，景宗对燕燕的宠爱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景宗暮年因军国大政委于燕燕皇后，生活越发放荡不羁，沉溺于酒色，燕燕守空房的时间想必与日俱增。景宗一病不起，燕燕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但威柄之余，总有缺憾，相形之下，未免顾影自怜。
由于在危急时刻能够患难与共的缘故，韩德让便走进了新寡而又年轻的太后的生活圈子，成为陪伴太后度过寂寥长夜的亲密无间的情侣。据史载：“肖氏与韩私通，遣人缢杀其妻，遂入居帐中，同卧起如夫妻，共案而食。隆绪所居，与帐相去百许步，卫兵千人，膳夫三百人，杂以蕃汉女奴，国事皆肖氏与韩参决。”（《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
这段文字记载的情况还是太后新寡时的情形。很快在统和六年（公元988年）九月，便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公开了，“丁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赏赉，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辽史·圣宗纪》）。显然，这种让“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的行为，实质上等于宣布改嫁韩德让。
如果从汉族正统的封建道德衡量，无疑是不成体统的，哪有以国母之尊改嫁臣下的道理的，所以汉族旧史家骂她淫荡。其实作为契丹族的一国之母下嫁臣下，按契丹人的伦理观念，这样做是算不了什么越轨行为的。大概大家都还记得，在当时或更早一个时期的草原上活动的民族，都曾实行过“收继婚”，连爷辈的小妾，孙辈都可收继为妻，何况太后与德让之婚配。
韩德让的这种所谓辟阳侯之幸，在演义小说中一向是被肆意渲染的好素材。但就当时历史在“塞外”所揭开的一幕而言，它却好像是一段风流佳话。不可否认，年轻守寡的太后在情感上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作为她的精神和生活依托，但重要的还是在于这桩联姻后面的政治意义。
从太后这方面来说，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桩联姻使太后获得了一个握有兵权的得力心腹支持者之外，随着历史的进程，南部燕云十六州地区愈来愈成为影响国策的经济地区，因而使得辽朝的政治重心逐渐出现了由草原向中原靠拢的趋势。为了巩固对燕云地区的统治，也为了适应契丹社会内部封建化进程的需要，契丹统治者重用汉臣已成为议事日程上的大事。而韩德让具有中原传统文化的素养，也有多年来燕赵雄风的熏陶，他更是两个民族融合的典型代表。韩德让在自己周围集结了一批蕃汉臣僚，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要求政治的经济的各项措施，有利于封建生产方式在辽朝统治地区不断得到顺利发展。这也正是肖太后顺应契丹社会封建化的历史趋势，而推行改革所希求的。
从韩德让这方面来说，虽然德让家庭从祖辈知古开始显达，但直到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以前，这个家庭的出身还是没出宫藉的奴隶。他们的显贵只不过是因为俘掠他们成奴的主人阿保机，乃至后来君主的宠幸才攫取到的。所以没有这种宠幸，他们的富贵只能是空话一句。说到底，他们是依附在辽朝皇室的宠幸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富贵的根基终究是不稳固的，他们不能与那些门第高贵的契丹贵族相比。这种地位显达、出身微贱的社会背景，决定他们必须攀附在皇室这张坚皮上，才能显出绒毛的美丽。能与当朝至尊国母结为伉俪之好，实在是德让求之不得的。
基于这样的背景，肖太后给以韩德让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集团的荣誉和权力，大大超过了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个辽朝君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用汉臣为契丹族贵族的统治服务，是太祖阿机保以来的一项国策。太祖和太宗时期曾创立一种双轨制度，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胡”汉分治。其具体办法是，在统治塞外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的官吏，一律用契丹族贵族，办事机构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称作北面官；统治燕云十六州、渤海地区文化层次较高的汉人和渤海人的官吏，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族贵族，办事机构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作南面官。但汉族官员的权力远不如契丹贵族所拥有的权力，重要官职只能由契丹贵族担任，例如“掌佐理军国之大政，皇族四帐世预其选”的南府宰相，和“国舅五帐世预其选”的北府宰相，汉人都不得担任。因而，对汉官的使用和信任在肖太后之前还是很有限的。肖太后摄政以后，过去的种种限制便被冲破了。韩德让在肖太后摄政时期，其地位和荣誉均达到连契丹贵族都无法企及的地步。
这有几件事情可做佐证：第一件事是韩德让拥有一个宫卫，即文忠王府。宫卫，在辽朝是皇家所特有的护卫亲军，左右设一百人。在有辽一代二百余年，先后只有十三个宫卫，其中有十二个分别属于九个皇帝、两个皇太后（辽太宗的母亲应天皇太后和承天皇太后）、一个皇太弟（辽圣宗的弟弟耶律隆庆），另外一个的拥有者就是韩德让。第二件事是在统和十七年（公元999年）韩德让的权力达到了极限。在此之前，室防和耶律斜轸相继故去，这一年他兼职南北枢密使，总知契丹、汉人两院事，拜为大丞相（有辽一代官拜大丞相的只德让一人），晋封为齐王。至此，韩德让“位兼将相”，总揽辽朝的军政大权。第三件事是在统和十九年（公元1001年）以后，辽廷又先后赐名德昌、隆运和赐姓耶律。因而韩德让，也叫韩德昌、耶律隆运，在封建时代给臣下赐皇室宗姓，对臣子来说是极荣誉的事情。第四件事是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特许韩氏出宫藉，隶皇族横帐，位在亲王之上。
当然，韩德让受此宠爱的同时，也不负太后之重望，（《辽史·本传》）史称：“德让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 “故始终眷遇，鲜与伦比。”（《辽史纪事本末》）
不过，这种鲜与伦比的宠幸，却常常使辽廷的契丹权贵们感到不快，随着韩德让的权力膨胀，他对契丹贵族的态度也是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统和初年（公元983年）六院夷离堇觌烈之孙耶律虎古因“与韩德让以事相忤，德让怒，取护卫所执戎杖击其脑，卒。”（《辽史·耶律虎古传》）虎古可谓显贵矣，但被韩德让随意打死，韩却没有受任何处分，这自然是与承天太后对他纵容有关。统和六年（公元988年）在一次骑马打球的娱乐活动中，契丹贵族胡里室把德让撞下马，为此，太后大怒，“命立斩之”（《辽史·圣宗纪》《辽史·耶律隆运传》）。胡里室不过是在游戏中误犯了韩德让，而且德让似乎并未伤着，然而太后却为此大开杀戒，这当然会使韩德让越发不可一世。但是，这种鲜与伦比的宠幸，也造成了德让与契丹贵族的对立，造成契丹权贵对他的嫉恨。当然，德让生前，这些人慑于太后、也慑于他的权威，敢怒而不敢言。死后则大不相同，毕沅《续资治通鉴》说，韩德让死后，以宗室耶律实噜。[（《本传》作室鲁）代为北枢密使，自隆运知北院，职多旷废，实噜拜命之日“朝野相庆”（参见《辽史·耶律室鲁传》）]从此段材料透露出的信息看，德让柄权之时，契丹权贵是多有压抑之感的，一旦故去，如释重负，自然是要“朝野相庆”了。
圣宗死后，随着朝廷上代表契丹权贵势力的上台，德让的姨表外甥女齐天皇太后遇害，韩氏亦遭籍没，这不属本传话题，不表。
六、开明政治
肖太后通过一系列措施，在危难的时刻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由此开始了她长达二十七年的摄政生涯。但是，辽朝新旧两种势力斗争，在太后称制之始所掀起的大浪，只是一个序幕，或者说是第一个回合，还有更严峻的问题等待着她。
从辽朝历史的发展来说，肖太后所处的历史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代。这是因为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07年所建立的辽朝是一个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深受毗邻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的母胎中已开始孕育着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封建式的生产方式。随着历史的进程，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与日俱增，便不断地与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于是新旧之间的矛盾也就从起初的潜伏状日益地走向公开化，这种矛盾反映在政治斗争上则表现为保守与革新，汉化与反汉化势力的斗争。
太祖、太宗积极进取，但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后代。世宗平庸，无力解决日趋公开化的矛盾。到穆宗时，他极力维护奴隶制，实行残暴的统治，使辽朝的政治中衰走得更远，形成“政昏兵弱、不能应之”的局面，最后辽穆宗也在奴隶暴动中被杀。穆宗死后，景宗即位，朝野上下对他寄于厚望，竟是“人人望治”（《辽史·景宗纪》）。但景宗并没有来得及解决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便把这一切都留给了摄政的年轻的太后肖绰。所以，当太后被推到辽朝“第一线”的时候，辽朝正处在一个转折时代。要么锐意改革，要么因循守旧，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她毅然选择了前者。
她能够正视世宗以来到穆宗尤甚的那种“赏罚无辜，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辽史·穆宗纪》）的野蛮又残酷的政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顺应“人望中兴”的历史潮流，把推行以“宽松”为特征开明政治作为彻底扭转世宗、穆宗以来的中衰局面和圣宗初年不稳定的政治形势的先导。
开明政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颁行汉律。契丹族在阿保机之前，草原各部没有法律，大都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传统来维护相互之间的关系。阿保机建国之后，为了维持统治秩序，制定了法律。不过在当时条件下，所制定的法律是奴隶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十分严苛，且比较混乱。《辽史·刑法志》对穆宗的残暴有如下一段记载：“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逾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流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命筑封于某地，死者至百有余人，京师置百尸牢以处系囚。盖其即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胆合延年药，故杀人颇众……”请看这种法律是何等的残酷！在这种苛政下，老百姓是有冤无处申诉的，因而辽朝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同时民族歧视也在法律上有鲜明反映。譬如，契丹人打死汉人，契丹人只赔上一头牛或一匹马，即可了事，汉人若误伤致死契丹人，不仅要斩杀汉人，还要将全家贬为奴婢。
肖太后摄政以后，毅然改革法律，“留心听断”。而且，经常劝导辽圣宗要依法断案，“宜宽法律，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辽史·刑法志》）。公兀1006年下诏：主人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其奴婢（家奴）不得告首；如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主人不得擅杀。依据这一改定的法令，家奴仍处在受奴役的地位，但奴隶主已不能任意屠杀（《辽史·圣宗纪》）。肖太后在执法中，务行宽政。例如，一次挞刺干喝醉了酒，醉言宫掖事，按旧法应当处以斩刑，但肖太后却只施杖刑就释放了挞剌干。还有一次，五院部民不小心失火，一时控制不住火势，竞漫及始祖圣地木叶山，这按旧法也是要斩首的，但太后也只让肇火者吃了一些皮肉之苦，不再追究，并且以此作为处理类似案件的量刑标准。打开《辽史·圣宗纪》常可看到肖太后亲自处理冤狱和多次遣使到各处审决冤滞的记载，在肖太后的努力下，统和年间辽朝许多地方出现了“狱空”的现象。“狱空”的记载虽有溢美的成分，但从侧面说明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