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把一个社会组织起来的规章制度，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之成员，都必然地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不论是哪一个种族，不论是哪一种文化，我们只见到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法律形式的社会，而不曾见过一个是真正地没有法律的文明社会。所以，儒家的“礼治”并不是不要法律。法家的“法治”是法治，儒家的“礼治”也是法治。法家和儒家的矛盾，不是要不要法律的问题，而是实行怎么样的法律体系的问题。法家要实行的是成文法体系，儒家要实行的是习惯法体系。
《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里“礼”的现代语文解释不应是礼貌，而是法律。前文已经论证过，“仁”是一个政治概念。
颜渊问仁。就是问孔子人怎样才能实现自己之人权或保障自己之人权。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意思就是通过约束自己遵守法律来实现人权和保障人权。即人之权利，是通过遵守法律来实现和通过遵守法律来保障。因为“修道以仁”，法律是根据人权精神制定出来的。只要人人守法，人人之权利都能得到保障，所谓“天下归仁”。
孔子的思想体现出了一种平等人权的想法，也再次体现出他的人权辩证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你不侵犯他人之权利，你就能获得自己之权利。因为，你侵犯他人之人权，你就触犯法律，自己的人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下一句，就是“己所欲者，亦施于人”。这是奉劝他人要尊重别人之人利，不要侵犯他人之权利。而人也在尊重他人之权利中，获得自己的权利尊重。当然“为仁由己”是有个前提的，就是“修道以仁”，法律要以人之权利为建立基础。
为什么要“复礼”？
这由习惯法的法律体系的特点所决定。习惯法是案例法，需要有历史的沉淀才能成法。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到处“礼崩乐坏”，人们都不遵守法律，社会不成其为社会。因此，当年像孔子、商鞅这样一些少数的知识精英，痛感社会动乱，敏锐地意识到要重建社会的法律体系。
但是，他们走的路线不同。孔子要重建习惯法体系，就是“复礼”。商鞅等法家则要建立一个新的成文法体系，要立新法。他们的矛盾对立很尖锐，主要是他们的立法目的不同。孔子复礼的着眼点是人权，商鞅立法的着眼点，则是发展经济。
儒家的“礼”以人之权利为基础，相对地，法律对民的约束力度较弱，而对君权的约束力度较大，特别是孔子还有这种权利平等观的思想。因此，要在一个社会里形成统一的法律意志，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法家的“法”却不这样，法家的“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尊重人权而强化君权的。比如商鞅变法，保甲连坐，一家犯法，十家治罪，是极度侵犯人权的法律。商鞅变法所以成功，不是因为法治，而是因为它通过严刑峻法役使民众。这样，在短期内，秦国生产率提高了，经济高速增长，国力迅速加强。这是秦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是秦所以迅速败亡的原因。过度役使民众，导致民怨鼎沸，陈胜吴广起义。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很明智的选择，确是一代明君。
由“亲亲为大”的自然权利出发，类比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就构建起他的政治体系了。他继续跟鲁哀公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孔子对法律和道德的理解相当深刻。他认为，法律（道）是怎样确立出来的呢？就是根据君臣父子昆弟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确立的。知、仁、勇是不能用法律规定下来的，于是，他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就是“德”。孔子先设下一个关于道德的最高标准，认为具有丰富的知识，具有充分的权利以及高度的勇气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当然，孔子明白人们在实践上是不可能根据一个人掌握了多少知识来判断他具有了多少道德的。所以，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判断标准，不问结果，人只要努力学习以求获得知识，人只要身体力行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保障他人的权利，人只要敢于拒绝羞耻的事，不做羞耻的事，就是有道德的了。法律是对人的基本规范，道德是对人的最高规范。作为政府官员，应知斯三者。
六、政者正也
在人之权利基础上把法律确立下来后，紧接着的，就是考虑执政者应如何依法施政的问题了。社会管理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社会管理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们是否遵守道德法律。
《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里有三句话。
《朱熹集注》注解第一句，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鲁自中叶，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据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也。”指孔子回答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基于季康子个人行为不端的原因，告诫季康子为政先要己身正，为政者自身正了，别人还敢不正吗？
《朱熹集注》注解第二句：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胡氏曰：“季氏窃柄，康子夺嫡，民之为盗，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启之，其旨深矣。”夺嫡事见春秋传。意指孔子的回答是要启发季康子不要贪婪，只要他自己不腐败，老百姓就不会去偷盗了。
朱熹的注解对宋以后的儒学影响很大，但他这两句注解却是错的。就第一句来说，季康子问孔子的是怎样执政，是个一般性的、宏观的问题。孔子没理由就这个一般性的政治问题，以品评季康子的个人品格作为回答，这样就牛头不对马嘴，并不是政治的回答。第二句季康子问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怎样治理偷盗的问题。而按朱熹的注解，孔子的回答是把社会上出现盗窃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季康子个人身上，只要他不贪了，社会上也就不会有偷盗之人。可这样的回答也不是在谈政治，不是在谈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追究季康子的政治责任。按朱子的注解去理解，实在看不出孔子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就是在指责别人而已，这与孔子历史上的圣贤之名实在差距太大。而如果孔子的回答确实如朱子所理解的那样，也不明白季康子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请教孔子，因为，孔子所有的回答季康子都可以知道，就是指责他个人而已。
《论语》所有涉及政治的谈话，都是经孔子深思熟虑过的，也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逻辑的表述。口语记录，不等于孔子的学说是没有系统性的，是随意闲聊的片言只语。要是孔子总这样随意地闲聊而没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想不出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学生追随他，也想不出他们能学到些什么。
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最能理解孔子思想，在当时原始的书写工具的历史条件限制下，他的记录，也不可能是一本流水账，而是需要精心整理的。所以，这里“政者，正也”的“正”字只有一解，就是“公正”的意思。
“政者”也是动词，“政者，正也”表示施政要公正。
“帅”是统领之意，“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表示只要执政者本着公正的精神施政，谁还会行为不正呢？执政者公正地施正，民众就会对法律有信心，当然就会自觉地按道德法律的要求去做。
朱子是大儒，是儒学家，却不是政治学家，所以，朱子对《论语》误解之处还是甚多的。
《论语·为政第二》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朱熹注解》“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一说，格，正也。书曰：‘格其非心’。”
根据朱子的这段注解，今人也有把孔子这段话大意翻译为：政治领导人民。为政者制定施政条文，令民遵行。民众如有不遵者，就用刑罚来整饬之。这样得到的效果，是民口服心不服，罚稍弛，民则犯法，而不以为羞耻，是为无耻。而以道德导民，如有人不从政令者，则以礼整饬之。如此，所得的效果，便是民“有耻且格”。
“格”按“正”解，就是民众有羞耻心，行为不出格，合乎道德法律要求。
但是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是贴近孔子原意，是贴近，并不正确。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回忆一下孔子曾说过的话：“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如果这里的道以引导来理解，就变成“用引导来修身，用仁来引导”，意思不清晰。是否可以认为两处的“道”含义不同呢？像“正”字，前一个表示公正，后一个又表示行为端正。
这也不可以，“道”不能有两种解法。因为，“道”在当时学术界是一个已经通行的，有固定含义的基础的哲学概念，表示规则、规律之意。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其中的“道”就作规则规律解。如果孔子和老子两人在这样基础的哲学概念上都使用不同的词义，我们只可能认为他们不是同代人了。当然，“道”作“引导”解仍是贴近原意的，因为，道德法律本身就有引导人的作用。
孔子这段话的意思应这样理解：“‘道之以政’表示如果规章制度只是根据执政的需要来制定，就要用刑罚的方式来令民众遵守制度。但用刑罚来使民众守规矩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让民众没了羞耻感，没了主动精神。这时，对一些没有规定或无法规定下来的不好的事，就会不知羞耻地去做。而‘道之以德’，就是按‘道德’的要求来制定规矩，即制定规章制度的目标是鼓励人们求知，让人民拥有权利，让人养成勇气，这时人们有了知识，有了权利，也有了羞耻心，就能自觉守规矩，不需要因为恐惧刑罚才去做出合乎道德法律要求的行为。”
有了这样的理解，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说朱子的注解有错误。
第二句：“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不能按指责季康子的意思解，因此，就只能是这样意思：就像如果先生是没有去偷窃之欲望的，那么，就算有人出钱请你去偷，你也不会去。所以，这一句孔子告诫季康子的，是要想办法形成良好之民风，使人们内心不要产生偷的欲望。而不是说季康子不贪，民众也就不会去盗了。这可看作是孔子本人对“道之以德”的注解。
第三句话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把不守规矩不守法的人杀掉，以警示守法的人，怎么样？就是要通过杀来使人们不敢产生偷的欲望。季康子的这个问话，其实是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注解。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先生执政，又何须用杀，只要自己以身作则，内心的欲望善良，民众自然也就善良了。即执政者须以身作则，起好榜样的作用。由此，才可能逻辑地得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七，对孔子的评价
孔子与法家不同，注重人性，注重人的自觉性，让民众有自主精神，而不是滥刑。但不用刑，怎样才能让民众自觉守法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是办教育，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使人们能辨是非，懂善恶，这样，才能自觉守法。
《论语》里一部分篇幅，谈的就是教育，孔子把求知提到了德行的高度，教育的发展是实现孔子“仁政”理想的重要的社会条件，而孔子自己也是个实践家，躬身力行，大办教育。
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深层原因现在变得好理解了些。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游说秦孝公变法，三次晋见秦孝公，秦孝公由打瞌睡到兴高采烈，孝公宠臣景监很惊讶，问商鞅说：“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
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商鞅一语道破天机。他知道自己那一套强国方法见效快，但是，却要以侵犯人权为代价。所以，“难以比德于殷周”。依儒家那一套治国，先教育民众具有知识，然后形成良好习俗。又得重视人权，用时太久。当然，更重要的是儒家的“礼”是习惯法，导致要以前朝先例约束本朝，不利于新兴政权之权威，秦始皇是不得不烧了。
不过，中国之强大，单有秦皇朝之武力是不够的，像亚历山大帝国这样一些用武力建立起来的伟大帝国，入一死，帝国就迅速分裂。幸好中国还有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使统一的中国有了自己的文化核心，并因为这个核心而产生民族融合力。如果说“焚书坑儒”使中国有了统一国体，“独尊儒术”，又使中国有了人性化的思想和文明。
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其所著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中介绍孔子说：
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根基于人生道德和用道德典范来教育人、管理人……在孔子看来，两个最重要的德行是“仁”和“礼”……“仁”有时被解释为“爱”……礼则是举止、礼仪、风俗、礼节、礼貌等规范的总称。……孔子的基本观点极其保守。……规劝统治者和人民都回到美好的旧道德标准上来。……因此孔夫子是一位比自诩的还更具有创造精神的改革家。……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孔子为什么对中国有着巨大的魔力：第一，人们都毋庸置疑地认为他为人真诚，个性完美；第二，他不偏不倚，讲求实际……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然而作为政治哲学，实践证明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根据这种哲学为保持国内和平和繁荣所起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最佳的地区。
迈克尔．H．哈特的介绍相当详细，但当他最后下结论时，就露拙了。凡中国人都清楚，孔子对我们的吸引力，不在于他的为人和他的个性，孔子的为人和个性，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孔子吸引我们的，是他的伟大的学说。
“仁”就是人之权利，当“仁”成为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人权的行为的时候，“仁”就上升为德行。“礼”是由举止、礼仪、风俗、礼节、礼貌等规范组成的习惯法体系。
“礼治”不是表示只要道德不要法律，而是要采用习惯法体系的意思。孔子并不保守，更不是极其保守，他不是相信黄金时代在往昔，而是习惯法需要由先例组成。迈克尔．H．啥特自己也怀疑孔子是保守的这一判断，他对孔子是保守分子的判断没有肯定的信心，所以又说孔子其实是“一位比自诩的还更具有创造精神的改革家”。如果孔子的学说是如迈克尔．H．哈特所理解的那样是一部不重视人权的学说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地球上治理得最好的地区，而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不会接受这种轻视人之权利的政治学说。
宋朝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半部《论语》，一半是政治学和法学，另一半是教育学。孔子首先是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其次是教育学家和教育家。
2005／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