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和平建设时期就不同了，首先要追求公平，其次才是追求效率。因为，在和平时期，有足够的时间来探求决策的真理性，也有足够的时间来纠正决策的错误。这时，报刊监督各级当权者的作用，就比宣传作用更为重要。脱离战争与和平这个历史背景来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是片面的，当然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并没有否定报刊的监督作用。他在讲话中要求政策让广大群众知道，就有提高政策透明度的意思，政策透明度提高，自然也就有了监督当权者的作用。而后来毛泽东在1953午的文件中，其实也特别强调了报刊监督各级当权者的作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忽略人民的意志，相反，是特别强调了报刊要反映人民的意志以及明确地指出报刊应如何反映人民的意志。谈话中的第二个观点正是要求报刊反映群众的利益，要求报刊的宣传是把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正是人民意志的反映。
但报刊工作人员不等于人民，报刊如何去发出人民的声音呢？《谈话》的第三个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让报刊能真正地发出人民群众的声音，报刊工作人员就需要有人民的观点，向群众学习，使自己的声音与人民的声音保持相一致。所以，他说“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这不是要嘲笑报刊工作人员没有知识，是小孩子，不懂生活之事。而是担心报刊工作人员不懂人民之事，不能理解人民的声音。
那么，怎样的声音才是人民的声音，而不是报刊工作人员夹带的个人私货呢？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具体的判断标准。他说：“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所以，一个声音是不是人民的声音，首先就是看它是不是能让人民团结起来。不能让人民团结起来的声音，肯定就不是人民的声音。因为，这声音如果是人民的声音，就必定是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必定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其实，这声音宣传的思想，所呼吁的行动，人民是不是都有参与的条件，并且，有实现的可能。如果这声音所呼吁的行动，人民并没有参与的条件，而即使参与了，成功的机会也不大，那么，这声音也不是人民的声音。只有能让人民团结起来的声音，只有能让人民共同参与进来的声音，才可能是人民的声音。
4
我党一直习惯使用口号进行宣传。比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是一句简单而有力的口号。这种宣传方式，现在被人嘲笑了，认为是没水平的表现，写不出大块文章。但是，口号不仅是一种有力的宣传方式，而且也是检验报刊工作人员工作水平的试金石。一句好的口号，不像它的外表那样简单。口号的实质，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浓缩为一句简单明了的说话，使受教育程度低的工农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
长篇论述当然能系统化地反映人民意志，也是一种水平。但是落实到报刊上，这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声音。因为，普罗大众理解不了这种长篇大论，他们也不会用那样长篇大论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普罗大众的声音，是简单明了的。要反映普罗大众的声音，就要使用普罗大众的语言。口号，就是人民意志的语言形式。
我党的口号，一向都有很高的水平。不说战争时期的口号，就算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口号，也都有很高的水平，是人民的声音的真实反映。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口号就是例子。不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宣传能力仿佛有所下降，口号的水平也差多了。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等等，这样的口号水平就很低。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要把一项政策凝结成为人民的意志，宣传工作人员就需要在经过自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后，把政策上升为人民的意志，并在报刊上发出声音。不妨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比较一下，这两个口号类型相同，目标相似，有较高的可比性。后一个口号，以社会主义作为团结人民的共同理想，明确地告诉人民，只要自己努力地工作了，并在工作中做得好，而又不浪费，那么，就是为这个理想出了力。而努力工作，是人人都有条件去做，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因此，这句口号就是人民的声音。
前一句口号的宣传水平就比较差了，只是停留在政策表述的层次上，而没有上升到人民的声音这个层次上来。虽然，这个口号也以社会主义为理想团结人民，虽然，市场经济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都可以参与。但这个口号却没有告诉人民应该怎样做，人民从这个口号里，得不到自己怎样做才算是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息。这不是说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不好，而是说这个宣传口号没水平，让人感到有些迷惘。“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同样存在这个水平问题。怎样做才算作是与世界接轨呢？而怎样做又是没有与世界接轨呢？结果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同一件事情，既可以说是与世界接轨了，也可以说是还没有与世界接轨，随个人的高兴来判断。
对于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国人来说，口号是反映人民意志的话语形式。因此，口号要成为人民的声音，就必须告诉人民怎样做，并且，是人民能够做得到的。若口号不告诉人民怎样做，只是表达某种思想。那么，这思想就只是少数人的话语，报刊就成为少数人行使话语霸权的工具，而不能表达人民的思想，发出人民的声音了。话语霸权，对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中国媒体，至少有三次不恰当地行使了话语霸权，而其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当时看不出来，现在的后果却是很明显了，有些伤害，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5
“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是第一个不恰当的话语霸权。这个口号放在报刊上进行宣传，是不是人民的声音呢？这就要看口号所呼吁的行动，是不是人民能够参与进来的，并且，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在这个口号中，带头致富的主体是党员，人民处于被动位置。作为唤醒人民的声音放在报纸上，这口号希望人民怎样去做呢？只能有一个，就是什么也别做，别眼红共产党员发财致富。在当时，社会上确实有关于“红眼病”、“平均主义”等等的批评说法。但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这就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霸权话语了。因为，它没有要求人民行动。
但若把口号改为：“共产党员要勤劳致富。”虽然只是替换了两个字，口号的宣传工作水平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这个口号里，并不反对党员发财致富，但希望人民监督党员干部以勤奋劳动的方式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所以，这是人民的声音。
当然，在原来口号的设计上，报刊工作人员可能是要表达共产党员先锋队的精神。但是，口号的创作者忘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性应该体现在他的牺牲精神上，而不是争夺个人利益上。在战争时期，要求党员敢于牺牲的，是最宝贵的生命，不做怕死鬼。在和平建设时期，对生命的威胁减少了，这样，要求党员敢于牺牲的，是指一些个人利益。党员应自觉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天天想着与民争利，更不应该侵犯人民的利益。
“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这个口号，起到了鼓励党员尽快富起来的作用，但因为口号里没有对党员行为进行最基本的规范，只要能富起来就行。不论以怎样的方式，使用怎样的方法，似乎还隐含了告诫人民不要行使监督权的要求。而且，既然是要带头致富，就应该比别人更富。如果不能先富起来，不比别人更富，又怎样算得上是先锋模范呢？这个口号的直接结果，就是众多腐败理论的横行，导致不少官员触犯刑律，被腐败打倒了。
改革开放后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体脑倒挂现象。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比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报刊上戏称为“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本来也是正常现象，路总是要一步步走，改革也得一步步来。但是，一些报刊工作人员却急于要去做这个思想工作，提出了一种舆论，认为知识分子收入低自身也有责任。知识分子想依赖政府解决“体脑倒挂”问题是旧观念，要跟上形势，提出知识分子要“走出象牙塔”，走向市场的口号。
但这个口号同样也是脱离人民的。因为，它鼓励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却没有说明要怎样走出象牙塔。它鼓励知识分子走向市场，却没有指出是那一个市场。做兼职，炒更？放鸭子了。有人说，我们是成年人，是有头脑的人，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怎样做。问题是当一种言论放在纸上作为人民的声音来表达，它就必定要具有指导人民行动的作用。否则，就是一种霸权话语。
现在，这一口号的后果已经看出来，知识分子终于走出象牙塔，走向了市场。既然没什么指导，也就八仙过海，各施各法。科学技术研究，这些都是需要专心致志地去干的实事，要能吃苦，要耐得住寂寞。但走出了象牙塔，知识分子们的心，也就定不下来了，动荡了。学术腐败，不安心科研，只想捞钱。结果，中国的科技实力一跌再跌，让人觉得仿佛又重回到中国历来只重人文学科，忽视科技实质发展的弱国老路。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以后，“体脑倒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造原子弹的是否比卖茶叶蛋的更有钱？我看是不太乐观的。因为，当年造原子弹的，现在还仍在造原子弹，而卖茶叶弹的，已经改行搞房地产了。这样，算不算也是一种“体脑倒挂”呢？
第三个失败的口号就是“自私是人的本性”。这个口号是近年喊起来的，已经被当作是社会真理了。但这个命题本身却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很片面的，并不是社会学真理。人的自然生存的需要，决定了人有自利的自然本性。但人是群居动物，人的社会生存需要，又决定人有无私的社会本性。这一点，在狼群乃至在狮群的生存方式中都可以看出来。自私与无私是辩证的，都是人的本性，这跟一枚硬币必定有正反两个面一样。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自私假设是经济科学上的需要，人的本质究竟怎样是另一回事。”“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设任何人，在何时何地的任何行为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没有例外。”也就是说，“自私是人的本性”这句口号，只是经济学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假设，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并不是指人的本质就是这样。这就跟理论力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把物体假设为没有弹性的刚体一样，这并不等于受研究的物体就是没有弹性的刚体了。实际上，刚体是不存在的。
6
报刊这几次失败的宣传，后果十分严重，直接导致社会道德的彻底崩溃。失败的原因，就是这些口号都不是人民的声音，而只是一种霸权话语，给国家、人民、政府，都带来极大的麻烦。
由此可以看出，新闻自由对社会生活以及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因为，从事新闻工作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掌握着绝对真理的神。他们由于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思想意识各有千秋，对同一个社会事件，就会有各不相同的解读，从而产生真理与谬误的交锋。真理在谁手上？这不可能钦点下来，只有通过不同声音的相互辩论才可能知道。正所谓理不辩不明，人民也可以通过在不同声音的辩论中，发现自己的声音，发现真理。
正如弥尔顿说过的那样：“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杰斐逊也说：“真理是伟大的，如果任其自然，她终将得到传播。她是谬误天生的强大敌手，对争辩无所畏惧。”他坚信“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他认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杰斐逊的这些思想，与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又是何其相似呢？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性质决定我们的新闻自由是人民的自由。自由的言论应该是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侵犯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我国教育发展水平低，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知识水平较低，表达能力不强，因此，新闻自由是很有可能会演变成掌握新闻自由权的媒介工作人员自以为是的偏见。为此，我们应该培养工农知识分子，让这些来自工农的知识分子发出工农的声音。同时，政府也要有自己的宣传队伍，有足够的资源来和各种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声音进行辩论，并防止黑金收买。我们不能害怕辩论，理不辩不明。正是通过辩论，才可能打破单一而有害的话语霸权。
因此，尽快建立我国的新闻自由机制，使报刊成为监督当权者，成为自由地发表人民大众的声音的媒介，是改革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200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