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国人、法国人都来敦煌盗宝时，日本人也不甘落后，便组织了大谷光瑞考察队，来我国西北盗劫文物。
一、大谷光瑞考察团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外流
早在1899年的罗马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中亚细亚探险的国际组织。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到会者有英、法、德、俄等国学者。斯坦因报告了在中国西北和阗发掘的经过及取得的成绩。各国会员决定成立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总会，由各国派遣探险团体到中亚及远东各地探险。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还公布了中亚考察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使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成为东方学家和探险家们注目的地方。各国组织的考察队，不断来我国西北地区，由此形成了一股争相考察中国西北的热潮。对此，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来我国西北进行考古发掘。
当时来中国西北考察由于路途遥远，沙漠戈壁，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有时甚至骆驼也无法行走，因此一般都需要的时间较长，大多是几年。这样长时间的野外考察，没有相当的财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欧洲各国的考察队都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资助、支持下进行的。与此不同，大谷光瑞考察团则是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年至1948年）个人的事业。当时，他作为西本愿寺法主明如上人的嗣子（后又接任法主职位），有近一千万信徒施舍财物为基础，不存在经费问题，便组织了三次赴中国西北考察的探险队，所以我们一般将日本考察团称为大谷光瑞考察队。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开放，与外界的交往日渐增多，随着对外界的了解和认识逐渐深入，日本佛教界对欧美基督教的传播感到不安。同时，19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界利用梵文、巴利文、藏文原典研究佛教的成绩，对建立在汉文佛典基础之上的日本佛教界，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为了应付这种形势，西本愿寺于1890年派高楠顺次郎到伦敦，从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1900年，第21代宗主大谷光尊派其子大谷光瑞前往伦敦等地，考察各国的宗教情形。当时的欧洲，伦敦、巴黎、柏林信息灵通，特别是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是世界地理学上的一个情报中心。大谷光瑞不仅可以看到梵文学家霍恩雷于1893年在加尔各答刊布的梵文佛典《鲍威尔写本》，而且，1897年巴黎出版的杜特雷依-德兰斯《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90年至1895年）》、1899年伦敦出版的斯文-赫定的《穿越亚洲》，1901年斯坦因发表的《关于新疆考古学与地理学探险旅行的初步报告》等最新的考察收获，也会极大地吸引大谷光瑞的注意力。而大谷光瑞到伦敦时，正是斯文·赫定、斯坦因考察成功，大出风头之时，这也会大大地刺激他。正是由于这许多因素的组合，1902年8月，当大谷光瑞从伦敦回日本的时候，便决定亲历西域，利用归途在中亚考察，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大谷光瑞在伦敦停留的1902年，京都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小川琢治作为地质调查所成员也在欧洲旅行、访学。当“小川琢治在伦敦访问光瑞的时候，西本愿寺的留学生正计划通过中央亚细亚回国，这时候小川琢治也想同行，但由于他系官费旅行有时间的限制，未能成行。大谷光瑞、渡边哲信、堀贤雄，意气风发，如果地理学者小川琢治参加了中央亚细亚的旅行，见到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一定能够为当时的日本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实在遗憾！”
1902年8月15日，大谷光瑞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自伦敦出发，经柏林、莫斯科，乘火车东南行，然后越帕米尔，于9月21日到达喀什噶尔。在这里他们决定分兵两路，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留在新疆，在西域考察，光瑞、井上弘圆、本多惠隆三人去印度考察佛教遗迹。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塔什库尔干为光瑞等送行，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帮助。当时英国为了与俄国争霸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纯粹的军用道路，外国人不得涉足。恰好1902年1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光瑞由于和皇室的特殊关系（其妻筹子是贞明皇后之姐），便通过皇家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随后光瑞得到了父亲光尊逝去的讣告，急忙回国，继任为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而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则继续进行西域考察，因此，大谷光瑞考察团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是渡边哲信和堀贤雄进行的。
渡边哲信和堀贤雄送走光瑞等人后，便于1903年1月到达和阗，然后又北上阿克苏，3月到达古迹众多的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苏巴什等古迹遗址，进行了4个多月的考古调查。9月3日到达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据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记载：“考察高昌故城，为西域所见最大城址。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博士在这里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遗址内有一座大塔，周围规整地排列着许多小塔，我们拍摄了照片……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了一块残石碑。”“出吐鲁番城西门西行……也有一座大的故城遗址，佛寺废墟很多，可见千古佛教三宝之隆盛……河谷断崖上保存有石窟，是往古的千佛洞之一。根据地理方位判断，这里就是《西域图志》中所记招哈和屯，故城遗址是汉代的交河城无疑。”渡边的日记虽然没有注明他们在库车、吐鲁番的收获物，但从日本所藏大谷探险队劫获的文物可知，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考察吐鲁番后，他们又到达乌鲁木齐，再经哈密、兰州、西安，于1904年5月携带收集品回国，从而结束了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中亚考察（1902年至1904年）。
西本愿寺的第二次西域探险y开始于1908年，这次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中国西北。他们于1908年6月16日从北京出发，出张家口，北越戈壁，进入外蒙古，考察了鄂尔浑河畔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遗迹。然后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南下鄂尔多斯，越阿尔泰山，考察了天山北麓的唐王朝北庭都护府遗址。10月26日，考察队进入乌鲁木齐，11月初到达吐鲁番，他们对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木头沟、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等古代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劫获了丰富的宝藏。
1909年2月，他们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查了楼兰古城，然后沿南道西行，到达喀什噶尔。野村荣三郎则沿着北道，经库车、阿克苏，于7月到达喀什噶尔，与橘瑞超会合。然后他们在叶城和莎车做了些零星的发掘后，于9月30日离开莎车前往印度。10月18日翻越喀喇昆仑山，10月27日到达列城，11月5日在斯利那加与在克什米尔访问的大谷光瑞会合后便返回日本，从而结束了大谷光瑞考察队的第二次中亚探险（1908年至1909年）。
第二次中亚考察是日本三次西域探险收获最大的一次，但由于橘瑞超的旅行日记在发表之前失火烧毁了，而其演讲稿《新疆探险记》则没有描述详细的发掘情况。幸运的是，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由于收入《新西域记》而保存了下来，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简略地了解他们在吐鲁番地区的考察活动。
11月10日，俩人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吐鲁番。15日到达吐鲁番城，“第二天到衙门拜访曾炳潢氏，呈上乌鲁木齐布政使王树柟的书信，获得允许在吐鲁番进行考察”。
11月19日，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看了交河故城，并“雇佣20人，发掘南面的遗址，获得古文书若干”。20日，“在破城南部获得写有一二个字的残纸片5件；在西北角获得许多文书；在南面获得佛像壁画”。21日，“在其西南面获得一些佛经残片”。22日雇佣30人，在6个地点进行挖掘，“获得丈余的长卷，佛经残片约百件。在河谷右崖洞窟内获得壁画4块，泥塑佛像头5个。所获长卷是一件基本完整的回鹘文卷子”。
以上只是11月19日至22日4天内，在交河故城的考察发掘收获，而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的考察，以故城、石窟、古塔址等地面古迹为对象，并大量雇佣工人挖掘，获得了大量的佛像、佛经卷子、壁画、绘画、钱币及其他古文书等。他们在吐鲁番的考古挖掘活动及所得，从上引4天内的日记就可见一斑了。
大谷光瑞考察团第二次中亚探险，除了吐鲁番地区的考古活动外，还有一重要的活动，即橘瑞超在楼兰的考古发掘。
吐鲁番考察结束后，他们于2月21日到达库尔勒，然后野村沿着天山南路，沿途发掘、调查，前往喀什噶尔，而橘瑞超则向南横穿罗布沙漠，寻找楼兰。为什么橘瑞超的目的如此明确，一定要去楼兰呢？
当时的楼兰，还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斯文·赫定在其报告中说古代楼兰王国是信奉佛教的，法显的《佛国记》中也讲到楼兰（鄯善国）有4000多僧人，全是小乘教。但其信仰的是哪宗的佛教？其艺术形式如何？却不得而知D作为佛教组织的西本愿寺，自然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因此，大谷光瑞便指示橘瑞超前往楼兰，更加详细地调查佛教遗迹。
众所周知，国外最早提到楼兰，是在斯文·赫定的考古报告中，他于1901年3月发现了楼兰。后来斯文·赫定将其游记《中央亚细亚与西藏》1903年的英译本寄赠给大谷光瑞，光瑞特意复信感谢。后来斯文·赫定又给光瑞寄赠了其学术报告《中央亚细亚旅行的科学报告》（1899—1902）第一卷《塔里木河》。但有关楼兰的一些问题仍然是大体的推测，仅仅根据旅行记来判断其正确位置是很困难的。因此光瑞很想通过赫定了解详细情况。
1908年秋，大谷光瑞听说赫定结束西藏探险后到了印度，他便致电祝贺并劝说赫定来日本一游，大谷光瑞的邀请得到了东京地理学会和文部省的支持。斯文·赫定也接受了这一邀请，于1908年11月到日本访问。12月2日赫定到了京都，受到了西本愿寺的热情接待。当晚赫定就住在了西本愿寺。橘瑞超的学生金子民雄认为，当赫定住在西本愿寺的这一天，光瑞必定要向斯文·赫定谈到，现在18岁的橘瑞超正在中亚旅行，想让他进入楼兰，怎么才能到达那里？当时除斯文·赫定外，斯坦因也于1906年进入楼兰，并在他们的报告中报道了这一情况，因此楼兰已经不是秘密了，于是斯文·赫定便仔细回答了光瑞提出的问题。赫定在京都共逗留了10天，于12月12日离开京都，赫定离开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光瑞就给在吐鲁番的橘瑞超拍了电报，电报的内容是：
寄吐鲁番
橘瑞超先生收
258890级259041级我们谈起你。有一石塔位于东165，找到它，现寄去钱收到继续发掘260有错。
大谷光瑞
1908年12月13日于东京
电报是用橘瑞超与大谷共同商定的密码拍发的，但时过60年，橘瑞超早已忘记了密码，也就是说，连收电人也记不起它实际上说的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2588”、“2590”是楼兰古城的经纬度。由此可说，大谷光瑞从斯文·赫定口中探知楼兰的坐标后，立即用电报向橘瑞超通报了当时只有赫定才知道的楼兰古城（即斯坦因的LA）经纬度，这就等于把楼兰城的城门钥匙赠给了他。
橘瑞超在楼兰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探险，获取了一批极为重要的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柏文书》。关于“李柏”，《晋书》卷八十六《张轨列传》日：“威和初……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犁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判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此事在《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卷》中也有记载，并且将“咸和初”具体记为“咸和三年”（328年）。张轨原为西晋的凉州刺史，西晋灭亡后，张轨为了表示对西晋的效忠，仍使用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而不用东晋的建武年号。张轨死后，其子张实、张茂一直占有凉州，到其孙张骏于公元325年掌握政权后，便称凉王，史称前凉。李柏原为西晋西域长史，后归属前凉，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古高昌地。橘瑞超所发现的“李柏文书”，正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两纸首尾基本完整的信稿及与信稿有关的断片。主要内容有四纸：
（1）尚书
臣柏言：焉耆王龙
月十五日
（2）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别来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符大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3）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
柏顿首顿首阔，久不相问，常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
海头，不知王问，邑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遂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未知到来，今
遣使符大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柏顿
首顿首。
（4）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五
从第一纸文书看，这是李柏呈张骏表文的残作，旨在报告焉耆王龙口的事情。第二、第三纸是书吏根据李柏的授意同时起草给两个以上西域国王的信稿，这些信稿中当然可能包括给焉耆王龙口的在内。
关于焉耆王龙氏，《晋书》卷九七《四夷列传》焉耆条日：“焉耆国……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剖胁生子，日会，立之为世子。”又曰：“会少而勇杰，安病笃，谓会日：‘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葱岭以东莫不率服。”从此可知，焉耆王龙会在当时丝路北道上的势力是很大的，“李柏文书”的发现对研究西晋、前凉政权统治西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书信中提到的海头对于探索楼兰史地亦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