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据点，吴国泰交代：“东街小学、建新小学、县文化馆、文教业余剧团及鸣沙秦剧团，都是进行反党活动的据点。”一切不出所料！一切都正中下怀！一切都逃不出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
然而，这一切都是敦煌县委“五人小组”臆造并强迫从吴国泰嘴里说出荒唐的新故事。这些故事如果让今天的青年人听了，人家会笑掉大牙。他们肯定会说那个时代的人都疯了！然而，就是根据这个故事，给吴国泰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还给他判了15年徒刑。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凡是自己交代出来的“罪名”，就可以成为“罪恶”。这并不需要证据，哪怕是痴人说梦。
暑假过后，不准吴国泰回家回学校，集中住在县人委大院，交代问题。那个年代，让谁失去自由，不过是某个领导的一句话而已。
1957年12月13日，吴国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被捕。
1958年3月20日，中共张掖地委研究批准，定吴国泰为右派分子。同年冬，吴国泰被敦煌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此后，他辗转敦煌秦安农场、城湾农场、安西十工农场、张掖新华农场、青海贵南巴仓农场服刑。1972年12月，吴国泰刑满留场就业，领工资32．8元。他体弱，在以完成体力劳动定额多少为减刑标准的劳改劳场里，减刑没他的份。
1979年夏，中共敦煌县委对吴国泰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同时，敦煌县人民法院撤销1958年冬对吴国泰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决定，宣布他无罪。
吴国泰刑满从青海巴仓农场回到敦煌后，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形影相吊，孑然一身。
吴国泰的右派分子问题被改正后，中共敦煌县委安排他到县文化馆工作。在县文化馆，他管理报刊阅览室。他五年如一日，天天早出晚归，把阅览室管理得井然有序，干干净净。他设置了少儿阅览室，给他们介绍书刊，讲故事，辅导他们阅读，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的新人贡献自己的余生。他还曾荣任敦煌县政协委员，积极为敦煌经济建设、教育发展、社会文明进步进言献策。他撰写的关于敦煌现代史的许多文史资料，已成为敦煌的宝贵财富。
1984年秋，吴国泰在敦煌县文化馆退休。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吴国泰是一位耿直、诚恳、豁达的人，颇有君子之风。每当与他谈起曾遭受的苦难，他总是付之一笑。他说：“如果过去受的苦难，换来的是今天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那也是值得的。”
（作于2003年7月）
刘积仁
刘积仁，敦煌人，生于1930年9月，家庭出身为城市贫民。其父在敦煌城经营生铁铸造小作坊，铸造犁铧、接铧等小农具，以维持全家生计。1938年7月，他8岁进敦煌县东街小学读书。1944年7月，他从该校毕业，考入敦煌中学读书。他自小聪慧，各科成绩优秀，甚得老师器重。在初中二年级时，经老师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1947年6月，他从敦煌中学初中毕业。此时，家里捉襟见肘的生活情况，已不允许他有什么升学的打算。但他禁不住老师和同学的劝说，考入兰州大学附属中学。这时的他，常常生活费、书本费无着，虽有老师、同学极力帮助，仍只挣扎了一学期就退了学。恰在此时，设在兰州的一个陆军通讯学校招生，他为了有一口饭吃，便考入该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在该校学习6个月后，被分配到兰州的246师737团通讯连当报务员。1949年春，淮海战役结束，北京和平解放，国民党统治的大势已去，气数将尽。此时，刘积仁所在的部队亦犹如丧家之犬，东奔西跑，时而秦安，时而武威，惶惶不可终日。同年9月，刘积仁所在部队在酒泉由新疆警备司令兼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领衔举行了起义。刘积仁从此投入革命阵营。当时，他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随军进新疆，另一条是回敦煌老家。他思家心切，又想该找个正当职业挣钱养家了，便回到敦煌，在南街小学当了教员。在南街小学任教员一年多后，省上给敦煌县文化馆配发了收音机。因他有这方面的基础，县上便将他调入县文化馆负责收录中央新闻。他积极参加了敦煌县的土地改革运动，接受了革命的锻炼和考验。1953年元月，敦煌县文化馆对他的鉴定是：“工作积极主动，耐心，能钻研业务。”此后两年，他经历了审干、肃反运动。从1953年参加土地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到1954年经历审干、肃反，他一直在接受考验，接受审查，也从执行政策、工作作风等方面观察别人，观察中共敦煌县委。他往往把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人的工作好坏与中共敦煌县委联系起来。
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说：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院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进行的整风，要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的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
仅过了两天，即6月8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说：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刘积仁此刻犹如趋光的飞蛾，终于向炽烈的火焰扑去。次日，即6月9日，刘积仁在中共敦煌县委召开的文化教育系统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鸣放了。他信任党，信任自己的这个政权。对党、对这个政权有意见就应该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有缺点，就应该虚心改正。一切都应该像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一样正常。
他说：“党提拔干部有宗派主义，提拔干部以德才资为主，其实以德为主。我认为德就是党团员。党把一些不称职的党员硬往上凑。”“县上提拔了两个民主人士，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少德无才，不起作用。”
他说：“党在处理干部上有宗派主义。县委、县人委的干部有些特殊，犯了错误处理不一样。党员犯了错误可以继续深造，继续学习，送党校学习马列主义；非党人士犯了错误，送劳改队学木匠，学泥水匠。”他说：“社会主义不仅是党团员的事，也有党外人士的一份。党提拔干部，党员、非党员人士应各占一半。‘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提法我听了很刺耳，我不同意这个提法。现在阶级斗争结束了，奋斗目标一致了，应该取消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如果再继续提下去，就会助长党员的骄傲情绪，会产生特殊地位，会脱离群众，和党外人士有隔离。有的党员为入党而入党，没有达到德的标准。斯大林说，‘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看党员不一定比党外人士高明，党员没特殊的地方。难道非党人士就没有特殊材料制成的吗？在朝鲜战场的黄继光，牺牲后才被追认为党员，难道死后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吗？”
他说：“现在党的文艺方针是千篇一律的，写的规律是如何发生矛盾，解决矛盾，最后达到统一，涉及面广，看起来乏味。”
他说：“多购了农民的粮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春天不够吃了还得供应，造成返工浪费。”“蔬菜问题解决是由于开放了自由市场，我认为肉食问题要解决也应该开放自由市场。”
“位卑未敢忘忧国”。刘积仁鸣放的所谓“右派”言论，涉及党的建设，党的干部政策，国家公务人员的选拔，党群关系，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如何发展农村生产等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党的建设、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我们拒绝忠言，囿于战争年代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使党和国家在这些方面走过了一条弯曲的道路。至今，刘积仁当年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仍在摸索。在有些问题上，刘积仁是敦煌的先知先觉者。建国初，一切都在初创之中，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尤其在敦煌这个地处内陆，孤悬于沙漠戈壁深处，经济、文化、教育都很落后的边陲小县，领导各部门工作的多是一些识字不多的农民和刚出敦煌中学初中部校门的学生。他们没有政治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对主观主义的指令盲目紧跟，拒绝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置批评者于死地的种种做法就是很自然的了。
1957年，对于刘积仁，对于中国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对于所有有良知、有良心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面对无数次的批判斗争，面对无数次的谩骂威逼，刘积仁悲愤地说：“整风是整人的！”“我出身贫寒，我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在人们威逼他，硬要他承认他鸣放的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时，他无奈地说：“即就是枪毙，也得把问题说清楚！国民党统治时也可以骂蒋介石。现在我提了个意见，说了几句话，就成了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像这样，以后谁还敢提意见？”“都怪我嘴长，不该在文教座谈会上发言。假若我不发言，谁能说我是右派分子？”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刘积仁一言中的。自1957年那场暴风骤雨之后，中国的敢言之士少了，溜须拍马、看风使舵的奸佞之徒多了。
经过无数次对刘积仁的批判斗争，敦煌县委机关整风领导小组于1957年12月16日梳理、罗列出《右派分子刘积仁单行材料》。次年，即1958年1月18日，敦煌县委党支部整风领导小组上报了《刘积仁定案材料》，并提出定刘积仁为“极右分子”的意见。同年3月，刘积仁被遣送黄墩子农场监督劳动改造。5月26日，敦煌县委员会下发“经地委整风领导小组于58年2月13日研究批准刘积仁定为右派分子”的通知。
刘积仁在敦煌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勤奋好学，练就了一手绘画、摄影的本事。1959年3月，敦煌县决定要办建国十周年及大跃进成就展览，苦于没有人手，只得把刘积仁从黄墩子农场调到展览会上参与工作。此举，真应了敦煌人的一句老话：“用着了搂到怀里，用不着了推到崖里。”1959年11月3日，全体展览会工作人员给刘积仁的鉴定是：“该人在展览会的绘画工作中一贯服从领导，遵守制度，工作老实吃苦，认真负责，积极肯干，不仅能大干实干，而且还能巧干，工作能力很强，能动脑筋，多快好省地完成所分配的一切任务，并苦干夜战。同时谦虚好学，有进取心，追求进步。”此鉴定中共敦煌县委组织部给予批准。从此之后，刘积仁就交给敦煌县公安局监督管理，常年在公安局的王进家园子、秦安农场劳动改造。每当县上有写写画画的事，他随叫随到。每到此时，也不害怕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了。给在押人员做饭时，他起早睡晚，拉运蔬菜，送饭。在菜地打井时，他两昼夜不休息。倒土坯时，别人一天倒160多块，他一天能倒300多块。他拼死拼活，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何时能摘掉自己头上这顶重如千钧的右派分子“帽子”。
1959年，正当建国十周年到来之前，可能为了表示对右派分子的一点宽恕，中央命令各地摘去确实改悔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9月23日，以朱廷藩为首的敦煌公安局支部上报文件，建议摘去刘积仁的右派分子“帽子”。此日，中共敦煌县人民公社委员会研究决定摘去刘积仁的右派分子“帽子”。然而，不知何种原因，上报决定没有宣布。只是在刘积仁的档案里存有一份中共敦煌县委员会1961年12月4日发出的《关于摘去刘积仁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此文件的最后部分说：“刘积仁在受处分阶段，由于党的教育和广大干群的不断帮助，在城关镇公社运输队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期间，在劳动学习等方面表现较好。经过该队职工进行评审和镇党委审查意见，同意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经1960年12月4日第133次县常委会讨论决定，批准摘去刘积仁右派分子‘帽子’。”
谌国祥
谌国祥，生于1922年，祖籍湖北黄陂。其家建国前在敦煌城开小商店为生。1929年至1940年，他先后在敦煌、酒泉读小学。其后在敦煌会宁小学任教员。1941年2月，他去肃州师范学校读书，一年后又去据说是“军统”组织的“酒泉缉私所”任雇员3个月。1944年7月，他继续求学，到酒泉师范学校读书半年。在校期间，他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1945年3月后在敦煌东街小学任教员期间，他结识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敦人员何全芳。1946年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改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他跟随何全芳进疆，任且未县政府民政科长、且末县参议会秘书、若羌县民政科长、县党部筹备委员、区分部执行委员等职。在此期间，他参与当地驻军、警察逮捕20名集会的维吾尔族民众，将这些人关押了十多天后才释放。
抗战胜利后，新疆政局动荡，吴忠信刚走，张治中来了。仅一年，他在两个县任民政科长，其后竟生活无着，在迪化、哈密找工作落空后只得仍回到敦煌任东街小学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谌国祥先后任东街小学教育主任、区文教委员、县人民代表。1951年春，敦煌县业余文教剧团成立，他任总务主任。这个剧团的团长是当时敦煌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李森夫与县文化馆馆长严显，剧务主任是东街小学校长王振华与南街小学教育主任张友仁。1952年春，谌国祥任东街小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敦煌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力，敦煌文教业余剧团也在敦煌城乡轰轰烈烈地向人民群众进行了3年的文艺宣传演出。随后，主要在干部、教师中进行的肃反、审干运动及凄风苦雨的1957年接踵而来。
1957年的春天，一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敦煌的知识分子踌躇满志，欢欣鼓舞；一阵，中央各大报登载的那些知名人士帮助党整风的言论又使敦煌的知识分子坠入迷茫之中。然而，他们毕竟更愿意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帮助党整风，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指出执政党的错误缺点，对党政领导指出批评，在那不平常的春天里，他们关注着中国后来成为历史人物的鸣放言论，茶余饭后也发发自己的言论。北京鸣放的声音传到边陲小城后，敦煌的小知识分子们也有点跃跃欲试了。
这年6月初，中共敦煌县委召开文教卫生界座谈会，号召与会各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这个座谈会开了一周时间。
谌国祥在会上慷慨激昂，语惊四座。他的发言当即遭到与会一部分老师的批驳。也有老师在台下悄悄议论他的发言“‘帽子’大、事实小”。
他说：“县委召开这次文教座谈会是不是诱虎挥棒法？”
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以为是大学教授的事。有的人说这是诱虎挥棒法。我也有怀疑，我们党外人士在大鸣大放，非党团员在争着看报纸，党团员却一言不发，不愿看报，怕看到宗派主义这个词。”
